李烈钧（1882年2月23日－1946年2月20日），原名烈训，字协和，号侠黄（一作侠璜），江西九江武宁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清光绪八年正月初六（1882年2月23日），李烈钧出生于江西武宁县罗溪坪源村。

李烈钧的父亲李骏兴参加过太平军，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回乡，以耕种自给，后兼营茶叶运输，家境逐渐富裕；母亲杨氏，知书史，经常教他学习古文。

李烈钧自幼学文习武，敏而好学，尤喜书法，曾从县名儒杨福田、刘竹荪等求学；并从武举人张坦庵习武。后随其姐夫熊康候至大桥胡山就读。他成年后，身材魁梧、性格爽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京督练处令江西设立武备学堂，培训军事人材，江西巡抚饰知各县选派人员入学。李烈钧被武宁彭县令录取，被选送江西武备学堂，成为吴介璋得意门生。吴介璋认为他的学术两科兼优，殊堪嘉勉。

光绪三十年（1904年），北京练兵处选派学生赴日本学陆军，江西选送四人：李烈钧、胡谦、欧阳武及余鹤松，由江西巡抚资送赴北京应试。第二年，李烈钧等考核合格，以公费生身份赴日学习。李烈钧抵日后，最初是在东京振武学校习炮科，两年后毕业，入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接着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与阎锡山、李根源、唐继尧、程潜等人同期。

在日期间，李烈钧结识了在鼓吹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员张继、王侃等人，对于同盟会诸人的奔走呼号“感奋不已”。他还经常阅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一次，李烈钧在听完孙中山在日阐述三民主义的演说后，“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倾服之念，油然而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张继等人的介绍下，李烈钧加入了同盟会，并先后加入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武学社”“丈夫团”等反清团体，是当时日本留学生革命活动中活跃的一员；还与黄兴等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在日本的学习，使李烈钧受到军事上的专业训练，而加入同盟会及与留日军事学生的交往都奠定了他以后事业的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烈钧自日本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当时的协统商德全、标统齐宝善最为排挤留日学生中的北派势力。属于北派的李烈钧受二人陷害，以有向士兵宣传反清思想之嫌，遭到拘捕，经吴介璋大力开脱，始获释放。后因查证李烈钧确在新军中进行草命宣传组织工作，清廷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历任江西常备军统领兼署江西臬台的汪瑞闿暗通消息、资助路费，李烈钧逃至上海。

宣统元年（1909年）春，通过北洋军将领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羲等人介绍，李烈钧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道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堂总办（校长）。他曾暗中协助中国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李烈钧在未去云南之前，曾致函冯国璋，详述在江西受排挤的情况。冯国璋立即与王士珍、段祺瑞联衔致电江西巡抚冯汝骙，推荐李烈钧。冯汝骙接电后，立即下令将标统出缺，由李烈钧递补。但他已去昆明。

李烈钧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时，与孝廉李曰垓创办了一所体育总校，校址设在江右新馆；又聘请日籍教官佳田乞夫，籍以培育青年，灌输革命思想。

主词条：九江起义、海军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秋，李烈钧奉命北上，参观清政府在天津马厂举行的秋操（参见词条永平秋操）。途经武汉时，方知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三天。到达北京后，第六统制吴禄贞邀集数十人设宴欢迎李烈钧，到会者均支持武昌起义。李烈钧也决心响应武昌起义。在分配工作时，任命李烈钧为起义军重炮队司令。10月17日，李烈钧接江西同志电促返赣。他考虑到江西混成协已有革命基础，又有电报促他速归，便即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于10月26日到达九江。

此时，九江已经在10月23日于中国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等人策动下响应武昌起义，兵不血刃地得到光复。九江军政分府成立后，众人推举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李烈钧回到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谋长蒋群真诚相让，李烈钧无法推辞，遂于汉末名将周瑜的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正式就职。是时，南昌尚未光复，江西巡抚冯汝骙效忠清室，指使马献廷假意投诚，暗探九江都督分府活动情况。一日，马献廷潜入总参谋长办公处，偷阅文件，被李烈钧发觉，交付军法处会审，查出密信及其他罪证，立即判处马献廷死刑，清除了一大隐患。

随后，李烈钧部署部队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和马当炮台，将长江防线拦腰截断，阻住了清海军由武汉顺水东驶上海的由清政府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统帅的11艘军舰和两艘鱼雷艇。当时金鸡坡官兵发炮攻击，兵舰用旗语表示合作。李烈钧命令停止攻击，并派人接洽，在商会设宴欢迎。马毓宝遂派人将兵舰炮栓拆下。听到此消息，黄钟瑛大怒，命令部下回船准备作战。李烈钧当即请林森等以福建同乡关系登台，向官兵演讲，缓和紧张气氛。黄钟瑛等人这才觉得气稍平。次日，李烈钧派人将炮栓归还。舰艇随即宣布起义。事后，李烈钧被推为海陆军总司令，九江革命势力因之大振。

这时，安徽、南京、武昌都先后来人或来电要求支援。于是在同年11月，李烈钧应安徽革命党胡万泰等人之请，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支援光复安庆。黄焕章到安庆后，即向咨议局提出要求支持饷银万元。议长窦以钰决定该部队给养由皖省供给，先拨二千五百元。黄焕章不满意，竟围攻安徽都督府，抢夺军械所，梵毁藩署，洗劫藩库，城内商店住户，无一幸免。李烈钧闻讯大怒，亲率步兵一营、“海容”“海筹”两艘兵舰，赶赴安庆调处，将黄焕章关押，为首肇事者顾英正法，掠夺财物悉数归还，迅速安定人心，恢复市面。各界开盛大欢迎会，推李烈钧担任安徽都督。11月21日，李烈钧正式就职。

李烈钧任皖督不久，冯国璋派重兵进攻武昌。湖北都督黎元洪一日五次急电，向李烈钧求援。李烈钧立即下令海陆军集合，率舰西上。临行前，为顾全大局，将都督大印交给胡万泰。到武昌后，李烈钧抵武昌后迅即部署海陆两军，亲率中央军控制武昌军事要地。黎元洪任命他为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一面命舰艇防守长江江面，一面亲率陆军迎击北洋军，从而稳定了武昌的阵势。由于李烈钧的坚守，加之种种原因，使得冯国障始终未能越过长江。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因洪江会扰乱地方，民怨甚大，江西省临时参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电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同意。其时，李烈钧在武汉任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得到孙中山正式任命后即回江西赴任。3月19日，李烈钧正式就职赣督，时年仅三十岁。

4月，袁世凯夺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制定“消纳各省军队”规划，企图以裁减“地方军队”“恢复地方秩序”为名，强令同盟会掌握下的南方各省裁军。早有戒备的李烈钧只将江西地方3师1旅的兵力削去大约1师，而且大多为缺乏战斗力的部队。

李烈钧主赣期间，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参见“主要影响-主持赣政”部分），使得江西秩序逐渐恢复，成为了革命的大本营。

此时，袁世凯野心渐露，李烈钧在鄂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曾通电反对他成为大总统，并愿率军到南京拱卫，因黎元洪不同意，事才未成。10月，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莅临南昌巡视，准备以此为反袁大本营。袁世凯对此颇为嫉视，曾派大员邀李烈钧往北京面谈，并以二百万元和晋勋一级为诱饵，遭李烈钧拒绝。

12月10日，在袁世凯的挑动下，李烈钧的同学、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串通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暗中操纵红帮，在南昌发动兵变，图谋取李烈钧而代之。11月上旬某晚，余鹤松等突然围攻都督府，李烈钧避至宪兵司令部。第一师机关炮大队长李明扬命连长卓仁机率领全连士兵前往镇压，将为首作恶者百余人处以极刑。余鹤松逃往北京，刘世均被免职。虽然知道兵变是袁世凯的主意，但李烈钧此时还不想与他决裂。为缓和局面，他致电袁世凯，推荐与自己有师生之谊的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结果，汪瑞闿已经投靠袁世凯，其就职必将削弱李烈钧的权力。发现问题的李烈钧策动了江西各界的驱汪行动，迫使汪瑞闿辞职。即使袁世凯电令汪瑞闿回任，仍被李烈钧公开拒绝，此事便不了了之。

民国二年（1913年）1月，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军械自上海到达九江。袁世凯得知后，以该军械未经陆军部批准为名，命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对军械予以扣留，并准备陆海军兵力，对李烈钧施加军事压力。李烈钧以先礼后兵的手段，一面发出密电给参、陆两部申述理由，一面与加强吴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带的布置，严密监视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长江中的军舰对峙。最终，袁世凯发布了如数归还扣留的械弹。

主词条：二次革命

民国二年（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之前，国民党（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党首宋教仁遇刺（参见词条宋教仁案）。4月初，孙中山派张继、邵元冲等到江西，动员李烈钧反袁。就在此时，袁世凯向五国银行签定了二亿五千万元的善后借款（参见词条善后大借款），准备扑灭革命势力。5月5日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大借款。袁世凯得知后，派部将李纯率北洋精锐第六师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伙同黎元洪监视南方革命党人，作好内战准备。6月9日，袁世凯对赣军内部的分化瓦解取得一定成效，遂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接着，又免除了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江西省政府议会请李烈钧起义，李烈钧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反袁不成熟，他说：“中央免除吾职，吾即起义，是反也，非义举也，袁世凯违法，重袭帝制，以民意伐之，吾赴听命。”6月中旬，他由九江赴上海。

李烈钧至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等人，筹商反袁事宜。在孙中山主持的讨袁会义上，李烈钧被公推为讨袁总司令。7月8日，他回到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12日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宣布独立，通电讨袁，斥袁世凯“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并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由杨赓笙撰写《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宣布讨袁。史称“湖口起义”，为“二次革命”之先声。

接着，湘、鄂、皖、苏、闽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李纯则率第六师进入江西，在瑞昌、德安间与讨袁军展开激战。在起兵湖口之前，由于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引狼入室，李纯所部已在九江至沙河一线布防。讨袁军只能仓促上阵，缺乏周密的部署与协调。虽然李烈钧令林虎等据险阻击，取得初战胜利，但因兵力悬殊，连连失利，两团长阵亡，援军不继，25日湖口被李烈钧义父刘老彩之子刘赞堂出卖给李纯，又携款潜逃，致使炮台与县城均被北洋军攻陷。第二师师长刘世均动摇观望，在九江投袁；第一师师长欧阳武无心反袁，消极抵制，对战局异常不利。8月10日，李烈钧退守南昌，不久转移丰城。8月底率千余人退驻临江，在此又与北洋军激战数日，毙北洋军数百人。后因北洋军大集，败局已定，只得退离江西。“二次革命”进行不到两月，即归于失败。

“二次革命”时响应孙中山号召者，虽有湘、粤、皖、闽等五六省，而敢于兴兵举义者，除黄兴在南京有所动作外，只有江西一省。因此此役又称“赣宁之役”。

“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烈钧在民国二年（1913年）9月逃亡日本。当时，因“二次革命”失败逃到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多约七八十人，李烈钧创办法政学校，对外称“浩然庐”，收容上述军官，加以军事训练，以备再起。

民国三年（1914年）春，李烈钧与张继、陈炯明赴欧洲。乘船经过南洋时，曾在槟榔屿小住，多次在欢迎会上演讲，鼓吹讨袁革命。抵法国巴黎后，与张继等寄寓巴黎郊外，学习法语。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之前，孙中山已要李烈钧赴云南策划反袁；这时，李烈钧遂决定回国，于10月启行。船到越南西贡时，原拟假道入云南，为法属印度支那海关所阻，不得已转赴香港，又侨居新加坡，参加原国民党部分党人在南洋组织的反袁团体——欧事研究会。他经常与陈炯明、岑春煊等联系，商议讨袁大计，在南洋开展革命活动。

主词条：护国运动

民国四年（1915年）2月，袁世凯与日本商谈“二十一条”时，李烈钧曾与黄兴等两次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独裁卖国。他认识到不能离开革命组织，毅然按照孙中山的规定办理手续，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2月初，袁世凯正在紧密筹备复辟帝制的事宜。各省相继为北洋势力所控制，惟西南边睡如云南、贵州等省鞭长莫及。因此，孙中山派李烈钧去云南，策动西南各省同举义旗。他偕熊克武乘船至海防转河内，在老开等候入滇。时云南都督唐继尧尚怀犹豫，李烈钧电促唐继尧说：“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继尧立即派其弟唐继虞迎李烈钧入昆明。随后，从北京设计出逃的蔡锷亦到昆明，共商讨袁事宜。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旗帜，宣告云南独立，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二十条罪状，指出“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主持后方。

李烈钧于12月下旬率滇军从昆明向滇桂边境进发。民国五年（1916年）2月间，在广西百色附近击溃袁世凯派来的龙觐光部。3月15日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李烈钧部进入广西。5月，经南宁沿江直下广东肇庆。然后经三水、芦苞，沿粤汉路北上，6月初到韶关，与伪称独立的广东都督龙济光部发生战斗，迫使龙济光部纳关投降，遂有“三炮定韶关”之说。接着回师南下，指向广州，7月初在源潭附近又与龙济光部相遇，大败龙济光军。时桂军莫荣新部也乘机攻入粤境，龙济光被迫退回广州困守。

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病死，段祺瑞成为北洋派的首领，他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自任国务总理。为了收拾时局，除与护国军方面讨价还价外，段祺瑞在处理广东滇粤军冲突问题上，故意压制李烈钧，甚至授意北洋军阀，叫嚣讨伐李烈钧。为分化西南实力派，他还故意委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陆荣廷早存觊觎广东地盘之念，立即带兵入粤。李烈钧感于形势压力，遂于8月通电解职，离广东转赴上海，其部队仍留粤北，成为后来孙中山南下护法的一支力量。

主词条：护法运动

民国六年（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由于国务总理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南下护法，于8月25日至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联合滇、桂、粤各省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见词条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李烈钧亦从上海南旋，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李烈钧设参谋总部于广州东堤八旗会馆，除原从云南带来之滇军外，并收集在江西之旧部，组成赣军。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南北对峙，从此进入护法战争时期。民国七年（1918年）3月，段祺瑞委任退据琼崖的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命令他渡海进攻广州。李烈钧奉命率滇、桂、粤军迎战，大败龙军，迫使龙济光逃往香港。与此同时，段祺瑞复派兵从江西直下广东南雄。李烈钧又奉命移师抵御，5月3日自韶关出发，6月3日克南雄，正欲乘胜前进夺取赣南时，忽奉军政府召返回韶关。原来在4月10日，桂系军阀利用政学系操纵国会，改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准备离开广州赴上海。在此情况下，前方战斗不得不收束。第一次护法失败。

李烈钧回韶关后，为防止段祺瑞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着手兴建韶关要塞。民国九年（1920年）2月，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粤督莫荣新利用李根源争夺滇军领导权，与李烈钧在韶关、南雄之间交战。4月，李烈钧赴港转沪，奉孙中山命往云南与唐继尧会商消灭桂系势力的办法。这时，李烈钧所属驻粤滇军数旅，已取道湖南到达四川边境，他从云南到四川与他们会合，原想驻扎四川，为四川军阀所拒，不得已移驻贵州镇远。

民国九年（1920年）11月，陈炯明率粤军攻克广州，赶走了桂系军阀，孙中山再到广州。民国十年（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通过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李烈钧仍被任为参谋总长。7月，孙中山命粤、赣、滇、黔各军讨伐岑春煊与广西陆荣廷的联合势力，李烈钧率部出镇远到广西，8月下旬，反击桂系沈鸿英部的袭击，挫败了沈部直下广州、威胁广东后方的企图。接着又经广西龙虎关，直取桂林。

12月，孙中山抵桂林，成立北伐军大本营，部署北伐。李烈钧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积极做北伐准备。他计划从桂林出衡阳，先取江西，相机东下南京，西定武汉。孙中山批准了这个计划，后来除出发地改为韶关外，北伐行动按此计划实行。在此期间，李烈钧还动员滇军将领抗拒唐继尧调集在桂部队返滇争夺个人地盘的命令，将朱培德争取下来参加北伐，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苏联使者马林访问桂林时，孙中山召集各将领听取介绍苏联革命经验，并提出学习主张，李烈钧也是同意和拥护的。

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北伐即将行动，突然传来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州被刺，陈炯明勾结北方军阀的消息，李烈钧不得不急率滇、桂两军回师广东。4月，他从桂林出发，经梧州，顺西江东下，抵广东三水，听说陈炯明要在那一带布防，急赴芦苞，转向韶关。5月6日，孙中山到韶关研究北伐步骤，决定改道韶关出发，继续执行北伐计划。李烈钧会同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分途北进。部队经南雄，出大庾，月余之间，前锋已达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势。李烈钧到达大庾时，突患伤寒，卧病鸦山寺，病中仍指挥作战。不料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参见词条陈炯明叛乱）。19日，孙中山电令李烈钧等入赣北伐军迅速回粤，讨伐陈炯明。李烈钧主张打下南昌，底定江西，然后以江西为根据地，回师广东，既不致于功败垂成，更可免两失之，但胡汉民、许崇智力主回师救粤，仅留赣军保持现有阵地，防止北军反击。李烈钧因病留在南雄。不久，陈炯明军向粤北推进，李烈钧率赣军退驻湖南，在粤湘边境部队被阻，仅带数名随从经湘转赴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建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李烈钧也回到广州，仍任参谋总长。当时，陈炯明部盘踞在东江惠州及潮汕一带。3月，许崇智从福建率东路讨贼军到达闽粤边境，陈炯明所部洪兆麟、赖世璜、林虎等亦通电宣布“独立”。孙中山考虑到赖世璜、林虎等人过去是李烈钧的旧部，于是命他兼任闽赣边防督办，赴潮汕收编洪兆麟等部，并与许崇智换防。6月，李烈钧收编完上述诸部赴闽驻防。许崇智回防广州时，在揭阳、兴宁一带突然遭洪兆麟等的袭击，损失很大。李烈钧救应不及，从汕头仓卒入福建，又离闽去香港。7月，奉孙中山命仍回广州。11月，陈炯明对广州进行反扑，孙中山亲自指挥滇、桂、粤军进行抵御，李烈钧辅佐孙中山很快打败了陈炯明，守住了广州。自此以后，李烈钧再未掌握与重组军队，但仍协助孙中山从事军事上的计划和指挥工作。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在广州举行，李烈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表示拥护。会议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李烈钧极力推荐蒋介石任该校校长，向孙中山说：“校长一席，非蒋莫属。”在孙中山赴沪期间，李烈钧曾一度代行大元帅职务。9月，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筹备北伐，并设大本营于韶关，亲往督师，发表《北伐宣言》，举行誓师典礼。北伐军分两路向湘赣出发。这时，北方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直系军阀内部分化，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大总统曹锟被囚，段祺瑞任北京政府执政。接着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电邀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动身前派李烈钧往日本了解大局的演变情况。李烈钧于24日到达东京，与各方接谈后，11月中旬回到上海。下旬，又随孙中山经日本往天津，会晤奉系首领张作霖。不久，北伐军已进入江西，孙中山乃命李烈钧南下部署军事。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李烈钧在上海忽闻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急抵北京，随侍孙中山。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参与主持丧事，并亲拟挽联：“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主词条：龙潭之战、宁汉合流

孙中山逝世后，段祺瑞曾任李烈钧为新组政府之参谋总长，李烈钧因见其对孙中山治丧事出尔反尔，未就此职。不久，应冯玉祥邀请，他抵张家口，会晤冯玉祥，“彼此均有相见恨晚之慨”。冯玉祥聘李烈钧为国民军总参议。年底冯玉祥与张学良对峙南口时，李烈钧亲往张家口，为他策划和部署对奉军作战事宜。

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共活动。李烈钧对“西山会议派”的决议通电表示赞许。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国民军因受直奉军阀的压力，被迫准备离开北京，旋与直鲁联军大战于南口。8月国民军战败，李烈钧离开国民军南下。

就在此时，北伐战争开始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李烈钧到南昌见蒋介石，被蒋介石任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从此李烈钧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右转，向蒋介石靠拢。

接着国民党内发生了迁都问题的争执，李烈钧与谭延闿由南昌赴武汉进行所谓“调解”。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大会的决议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李烈钧提出武汉与南昌合作之意见又未被采纳，遂没等会议结束，就回南昌向蒋介石汇报，指责武汉会议，并向他建议从速攻取南京，定为新都。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蒋记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宁汉分裂。

李烈钧初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尚未破裂，南昌设有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李烈钧曾至该会干涉书写及漫画的宣传工作，要找方志敏责问农民运动过火。后由丘倜会见，据理力争，李烈钧只得离去。4月5日，武汉政府任命朱培德任江西省主席，李烈钧在上饶另立省政府，与朱培德对抗，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分支政权机构。程潜攻克南京后，李烈钧去南京，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6月19日，与胡汉民、吴稚晖等至徐州，参加蒋介石与冯玉祥之会谈，蒋冯会唔以及冯玉祥参加北伐，李烈钧为主要沟通者。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有常务委员五人，即李烈钧、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与于右任。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党务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在武汉，蔡元培为教育部长，于右任在陕西任靖国军统帅，均无暇过问政务。由于李烈钧未任实职，故国民政府一摊子政务由他主持。

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去日本，胡汉民、吴稚晖等人亦纷纷离京，其时武汉方面厉兵秣马，声称要对南京“东征”；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国民党新军阀蒋、桂矛盾，伺机反扑。形势突然紧张，李烈钧坐镇南京，综理一切。月底，孙传芳在南京东面的龙潭一带渡江，李烈钧急电海军陈季良、陈绍宽到南京警备，又急电调集李宗仁的第七军、白崇禧的东路军及何应钦的第一军，由无锡、镇江等地合围夹击，前后不到七天，一举击溃孙传芳部。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在一致赞成“清党”“反共”的反对革命基础上统一起来，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三方各派六人参加，李烈钧是宁方代表之一。

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李烈钧仅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名，未再担任实职，遂离开南京，长期住在上海养病。11月上旬，李烈钧回武宁探家，筹建东大路（武宁至涂家埠）、西大路（武宁至修水），因沿修江北上，通称修江路，为江西公路之滥觞。

民国十八年（1929年），李烈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严重，李烈钧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尊重言论自由，改良政治，“以维系人心，一致御侮”。在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他说：“钧固体弱，但日人横暴若此，合力御侮，焉敢不勉大计。决定自当入京，师克在和，众擎易举。”吴稚晖发表时局谈话时，将他列入国民党的“超然派”。后来，李烈钧联名在《申报》刊登“为发起筹备邓演达同志追悼会启事”，对其推崇备至。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李烈钧应邀至南京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晤，商谈东北与华北局势之严重情况后，即乘车北上赴山东作说客。中途先至山西太原访阎锡山，说服其以晋绥军一部分参加长城抗战。旋由大同至张家口晤冯玉祥，敦劝冯玉祥至南京，共商国事，未获同意。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不到一个月，便将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蒋介石大为恼火，调集十余万中央军包围抗日同盟军。李烈钧支持冯玉祥，致电国民党中央说明冯玉祥“举义张胆，志在收复失地”，并提出“请授大权，俾当大任”。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李烈钧再次去山东，动员冯玉祥团结抗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9月，李烈钧在南京电促冯玉祥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是年冬，冯玉祥抵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为齐心抵御外侮，共赴国难，李烈钧曾带病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张家口、庐山等地，但始终未能说动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李烈钧同情蒋介石，谴责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主帅”，致电敦促他们“立送蒋委员长回京”，“并肉袒负荆请罪”。蒋介石被释返南京后，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烈钧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常委、审判长，曾出席审判。在蒋介石的制约下，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作出判决后，又据蒋介石请，表面上将其特赦，实则长期进行软禁。是年12月31日，李烈钧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张继在提案上签了名，后来又要抹去。冯玉祥对李烈钧说了此事，李烈钧马上研墨提笔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并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

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李烈钧于久病之余，扶病进京，共赴国难。后来，因患高血压症，返回武宁。在家乡，他抱病到中山堂与协和中学讲演，鼓励青年锻炼体魄，吸收新知，备为国用。12月，还坚持到武汉会见蒋介石，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

抗战期间，李烈钧曾居香港。“珍珠港事件”前夕，他回至昆明。临行前，将香港旧房出售，连同其夫人首饰一并存香港汇丰银行。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李烈钧在士官学校的同期毕业同学矶谷廉介出任总督。矶谷廉介在接收汇丰银行时发现李烈钧之存款和存物，登报约他前领取。当时李烈钧寄居昆明黄毓成家，经济陷于不济，但拒绝前往。

不久后，李烈钧全家迁居到陪都重庆，借居冯玉祥在歌乐山云顶路的私邸养病。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因患高血压、心肌梗塞等疾病，在重庆逝世，终年64岁。在病危中，李烈钧立下遗嘱：“兹者强敌虽摧，危机犹伏，全国同胞，务祈上下一心，精诚团结，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紧握千载一时机会，迅速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共维世界永久之和平。”

李烈钧去世后，中共中央除发来唁电外，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还亲往吊唁。国民政府以第九二号文下发褒扬暨国葬令，又以处字第四00号下令国葬。其灵柩归葬武宁。

李烈钧长期追随孙中山，捍卫民主共和，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民主革命先驱”。其主要革命活动如下：

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后，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改革。首先整编部队，将原水巡驻防各部队数万人裁编为两个师，由欧阳武、刘世钧分别担任师长，并接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同时，改组都督府，罗致同盟会会员担任要职，任命钟震川、魏斯灵、王侃、宋育德、俞应麓为内政、财政、司法、教育、军政各司司长；胡泽、曾贞为交通司司长；高巨瑗、何文斌为审计、参谋处处长；吴照轩为警察总监；漆璜、潘学海为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厅长，陈戎生、陈德生为高等顾问官。又整理财政，成立民国银行，活跃地方经济；并拨款四十万元修筑南昌，新建两县河堤，解决民困。此外，处决了数名地方封建势力洪门会头目，以维治安。

李烈钧对教育事业非常的重视。当江西光复后，第一个财政年度资金非常紧张，时任赣督的李烈钧拿出一部分费用，选派辛亥革命后江西第一批20名官派留学生赴欧、美、日留学。这批官派留学生中，包括陈寅恪、胡先骕、饶毓泰、徐宝璜、欧阳琳、程孝刚、罗英等国家的栋梁之才。

民国十二年（1923年）4、5月间，李烈钧曾在厦门大学发表两次演讲，全面阐述了对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看法。他说：“余以为国家之兴衰存亡，纯视教育之成绩为定”，“夫国家之强弱，视于人才之多寡；人才之多寡，视乎学校之多寡为断，是以教育为立国之本。”

李烈钧对从事教育事业的人非常重视和尊敬，经常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和看法。“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和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将他们的意见积极向国民政府反映。

民国七年（1918年）8月5日《申报》的文章认为：“西南战将中卓卓有名，素为中外所倾仰者，莫如李烈钧。方有事于赣边，最称得力。”

孙中山曾称赞李烈钧说：“协和先生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

马相伯：“协和先生注重天下为公，以哲学言，即人人各有其有。吾人民四万万，所有何在？今天下之危，几不在有权势者，欲一人有、一家有、一国有乎？而天下十六万万人民苦矣！我四万万人民更苦矣！”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李烈钧生辰。冯玉祥亲书“协和先生我兄六秩大庆”祝词一篇，计十八句：

协和先生 革命元勋 手到口到

推翻满清 二次革命 江西起兵

打倒洪宪 滇南北征 完成大业

北伐军兴 沈阳事起 吼不绝声

力主团结 抵抗侵凌 始终不懈

救国精神 敬祝永寿 松柏长青

冯玉祥后来回忆道：“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加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固善将兵，亦善将将；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党国也，忠诚如此。抗战军兴，虽身无重寄，而目睹国难，义愤填膺，乃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旨，建白中央，道人所不敢道，议人所不敢议，犹恐言单，复促友人为之，对国对友对抗战，可谓中直无私，竭尽心力矣。此外则慷慨豪侠，大仁大义，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传中所述，对孙禹行兄之救援，及祥忆及其赣督时，对北京同会中民党议员之接济，不过例证之一二耳。对国忠，对党实，对人义，对友直，行无所畏、言无所忌，此大仁、大智、大勇而几于圣贤者，传中所述，实仅雅略，读者更当此外求之可也。”

于右任认为李烈钧常是正色谠言，切中时弊，言事有高识，有其独特的见地。

费行简：“初起，好治游，排之者至诬以掠人女为妾，又主张联邦制，亦不容于时论。然其忠勇奋发，匪胡汉民、陈其美辈所及也。”

姜伯彰：“先生之功在党国，读是传者，当有定评也。而其最足令人敬仰者，光明磊落，识大体，明大义，守大节，不争权位，不营私产，有所得，必尽付之于党，已屡见之矣。遇党国有大故，如援鄂、讨袁、护国、靖国、讨龙、北伐、龙潭诸役，存亡关键所系。则身先赴之，置死生于度外，卒赖以转危为安。”

黄麟洲：“我赣人文荟萃，代有贤能，鼎盛时期则为宋代，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皆顶天立地，流传千古的历史伟人，迨至清末，从事国民革命，肇造民国者，当首推武宁箬溪镇李烈钧。”

屈武：“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在亚洲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中第一次腾飞，使中国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中山先生领导、团结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共同奋斗，才创造了这一辉煌业绩。李烈钧先生是这些英雄人物之一，并且更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民主革命先驱；是我青年时期非常敬佩的革命前辈。”

周铁农：“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饱经忧患，历尽坎坷。无数的热血儿女，以满腔的爱国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前仆后继、忘我奋斗，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烈钧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李烈钧先生是坚定的爱国者和革命家。”

李烈钧早年交友广泛，为人豪放不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后，勒索乡民缴纳历年旧欠田赋，全县民众怨声载道，李烈钧激于义愤，于东门外观音阁及东林寺等地聚众密议驱王。其时城门晚闭晨启，把守较严，李等每从东水关偷偷进出，有时夜深不敢回家，怕受父母责备，即在街上店铺屋糖下卖肉的砖桌上露宿。故有“李协和困屠桌”之说，流传至今，起因由此。经过一班好打抱不平的青年长期谋划，并得到工、商、学界的支持，某些地方士绅亦出于维护其本身利益的目的，暗中支持。某日，王浚道从全县士绅聚会议事的“十乡宾兴会馆”回衙，一群众蜂拥而至，高呼“打倒王浚道”，打伤护兵，砸烂官轿。王浚道回衙后，立即调兵遣将，捉拿肇事者，引起全县民众愤怒，群起声援，终于将王浚道赶走。后王浚道虽又复任，但李烈钧已离开武宁，故未遭到报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烈钧与另一家人因房产争执，诉讼于官，县令彭某有意偏袒对家。李烈钧年少气盛，在公堂之上，据理力争，触犯县令，致遭囚禁。后赖李祠管守借天主教之势，出面调停，县令恐惹起教堂交涉，始将李烈钧释放。

据说黎元洪继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后，曾明令颁发给李烈钧以陆军上将、勋一位、大绶勋章，意图将其拉入己方怀抱，以扩充势力。黎元洪派专人将勋章送至广州，李烈钧接下后，打发走了来使，将这枚大缓勋章挂在豢养的哈巴狗颈项上，让其子牵去大街行走，表示弃北洋政府之意。路人围观哗笑，引为奇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段祺瑞派人押送大洋一百万元赠给李烈钧，故作亲善，又一次企图拉拢。李烈钧将这批现洋放在总部一间房里，取名“藏金室”。凡有老友来访，他带至藏金室，任其取用。湖南人覃振与李烈钧相交莫逆，家境贫穷，覃振来看望李烈钧时，李烈钧其任意取用。覃振取一千元，用布包裹提出，行至大门口提不起，李烈钧即派一名士兵代送至旅馆。不久后，此款全部散尽。

在护国运动中，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并称为“护国三杰”。事隔多年以后，曾有人问李烈钧： “当年云南首义，究竟是唐主动？蔡主动？还是先生你主动？” 李烈钧义正词严地答道：

干大事的，耻言功利，不过是非真假，不可不明。当年云南首义，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动，他就不会让我和松坡进云南去，即使我们贸贸然地闯进去了，他也可以把我们缚而囚之，献给袁逆。唐先生只要肯于这么做，他定将发大财（当时袁世凯的悬赏高达三百万元）、封亲王，所以我必须在此强调，设若当时唐先生不是早下决心，预有准备，我和松坡到达昆明前后仅只一周之间，马上就能大军陆续进发，草檄讨袁，布露天下，哪怕是演一出戏也嫌急促，居然还会是真刀真枪的干起来哩？世间没有这种容易事，所以我说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当时情景判断得清楚明白。云南起义这一个紧要关头，当然该以唐先生居首功、担重任，我和松坡不过是远道而去，适逢其会、承蒙唐先生不弃，让我们帮同他共襄义举，认真要在民国的功劳簿上记一笔，那么，就该数唐先生居第一，松坡次之，至于我哩确实是毫无功绩。

后来，李宗黄谈及此事，称赞道：“革命军人风范，令人感念不已，想当年三杰誓共生死，相得益彰，这才获得了讨袁护困之役的最后胜利。我敢说，护国三杰正以其通力合作，才能导致惊天动地的大成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烈钧把自己七个儿子中的五个都送上了抗日前线。除长子李赣鹏行医、幼子年幼未参军外，其余五子参了军。其中有两个正在大学读书，也中断学业，奔赴疆场。当时媒体对此广为报道，称之为“党国元老，五子从戎” 。

在五子中，李烈钧次子李赣驹、四子李赣骥入黄埔军校，七子李赣骕入海军学校，三子李赣熊、五子李赣骅参加青年军赴缅作战。李烈钧在赠诗中写道：“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李烈钧虽为武将，却也熟读百家，贯通经史，“电文自出心裁，阅者叹服，不知其为武人也”，“本起韬钤，好近楮墨，尤擅汉隶”，其墨迹为人所珍视。

李烈钧的诗文作得很好，尤喜书写楹联。李烈钧作品多为忧国忧民之作，切中时弊的有感而发之声，或颂扬先烈，或呼吁抗战，或高歌气节，爱国情怀，跃然纸上。当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时候，李烈钧写道：“叹息故园多鹤唳，懒从沧海看龙争。阋墙毕竟缘何事，孰挽银河洗甲兵。”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李烈钧赋诗讥讽蒋介石：“回望茫天际，狂涛滚滚来，盲人操巨舰，犹自逞雄材。”

李烈钧早年喜欢临摹邓石如、钱南园法帖，后又临遍汉晋诸家名碑，尤爱张公方之严正，爨宝子之奇崛。李烈钧还与谭延闿过从甚密，拜擅长颜体的谭延闿为师，学习书法。随后，他的书法大有长进，颇擅楷书、隶书。庐山仙人洞有其题写的“常乐我静”、厦门鼓浪屿日光岩有其题写的“日月俱悬”，字体方正，笔力遒劲，可窥其书法力度之一斑。

李烈钧的著作主要有《孙大元帅戡乱记》《李烈钧将军自传》《李烈钧出巡记》《李烈钧言论集》《李烈钧、杨赓笙诗选》《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判张学良的经过》等。是今人研究辛亥革命、走近和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参考资料。其著述及各类文件被编入《李烈钧集》。

主词条：李烈钧墓

李烈钧病故于重庆后，他的灵柩被运回家乡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葬于箬溪镇“读书台”。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库迁葬于武宁县城近郊飞凤山。1975年，李烈钧夫人华世琦病故上海，两人于1980年11月迁墓合葬于武宁县豫宁公园内烈士墓左侧半山腰。由武宁县委统战部、武宁县政协主持，省、地、县领导同志参加，举行了正式迁墓合葬仪式。2000年7月，李烈钧墓被公布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烈钧故居在上海法租界马斯南路125号（今思南路91号），民国十七年（1928年）李烈钧从政坛引退，来上海闲居，就住在此处。现为思南路幼儿园。

2011年电视剧《第一大总统》：凌潇肃饰演李烈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