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男，1951年8月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十一、十二届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海南校友会会长。

1968.04-1970.11 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学员

1970.12-1976.12 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政治处宣传干事

1977.01-1978.12 国防大学政治部宣传干事

1979.01-1984.08 国防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

1979-1981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干部进修班学习

1984.09-1986.09 中央党校理论部硕士研究生并兼任理论部学术组组长

1986.10-1988.03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

1988.04-1993.06 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

1991年-，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17年09月，海南省社科联名誉主席。

2019年12月-，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理事长。

2012年3月，每年两会期间都呼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形成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具体确定改革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方案要具体化，包括建立工资谈判和协商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行财政公开等。

迟福林在递交的《关于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提案》中写道，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够解决的。因此建议与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相配套，本届政府任期内应出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

迟福林建议，考虑到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税收国有垄断行业公共服务领域等多个部门，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组成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

迟福林强调，这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在权衡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情况下，果断决策，尽快推出。

20多年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

2008年“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发表专访，概括迟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他是学者，却曾经是官员。他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每年主持多个改革热点课题的研究，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使这个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以巨大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称为改革‘智囊’的迟福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迟福林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起航，长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围绕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政策需求，潜心研究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课题。发表论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专著22本，主编改革研究报告58本。迟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笔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许多被直接采纳，有的被用作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他以服务于改革的政策决策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回顾迟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课题，可以看到他竭心尽力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的历史轨迹。1991年，迟福林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随后又提出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过渡的改革思路；同年开始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从“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辅”逐步过渡到“以个人账户为主”的中国社会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主张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他先后提出的“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主张”、“国有资产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深化国企改革重头戏”、“历史的必然——国有资产市场化”、“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等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点，其中“我国股份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一文获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海南新体制构架与实践》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图书奖，“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文获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当前确立劳动力产权至关重要”一文获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1993-199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迟福林主持经济快速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课题，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五十条建议”，受到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1996年，迟福林主持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课题，提交“以解决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提交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题的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该建议报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的参阅件；“赋予农民长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直接采用，“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至少30年不变”、“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应当给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等建议，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过程中被用作参考资料。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研究报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调用50套作为参考资料。1998年-2002年，迟福林连续5年主持“基础领域改革”课题，重点研究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提交的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基础领域改革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形成的研究成果对深化垄断领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 2003年SARS危机中，针对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中政府角色的现状，迟福林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议，呼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安全、收入安全、养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设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网络，完善危机管理制度和危机处理机制，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2003年以来，迟福林致力于政府转型与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后提出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层领导和学术界的广泛，对改革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海南经济特区20年改革发展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都与迟福林的研究密切相连。1988年-1993年，迟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全面工作，负责海南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为海南特区率先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取得成就、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做出了贡献。随后又主持“海南特别关税区”课题，形成上、中、下三个总体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多方面的赞同。90年代中期，迟福林主持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研究课题，形成《关于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的建议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他长期坚持洋浦自由港区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洋浦自由港区建设的研究报告和建议报告，为中央相关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决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体制机制课题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研究报告》。2001年我国入世在即，迟福林主持海南经济特区通过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方案）》；2008年根据海南省政府的委托，研究提交《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省委书记和省长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关部门参阅，并上报中央相关部委。 迟福林已从踌躇满志的改革研究初尝者转变成为著作等身、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改革研究专家。丰硕的成果是他继续钻研、孜孜以求的新起点。近五年，他以政府转型研究为重点，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新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后转型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改革研究的广阔视野

一、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

早在2000年，迟福林在《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就对我国改革开放作了回顾和前瞻。他认为，同过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复杂多变的国内环境面前，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和判断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迟福林在深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他认为，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迟福林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以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可以作为判断发展阶段的基础，其中一个分析视角是把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迟福林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轨迹及其引申》，《改革》杂志，2008年第10期）。作为一名以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迟福林强调，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不仅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意味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迟福林将这些归纳为三大矛盾，即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迟福林将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了诸多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的观点和见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诸多矛盾。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能源、资源等问题全面快速凸显，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些矛盾，迟福林从更深层次剖析，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议“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光明观察》，2006年10月10日）。迟福林认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客观性。一是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性特点；二是经济增长中的阶段性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企业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资主体、建设主体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因素。迟福林判断，“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和时机都很成熟”。他建议政府应由经济建设主体转向创新环境主体，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重要职能，加快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注重生产向注重消费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人民网，2006年10月18日）。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迟福林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日趋尖锐的趋势。尽管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在历史新起点的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第1期）。迟福林认为，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是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进程；三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体制研究

2005年，迟福林提出我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19日）。他强调，我国在成功解决私人物品供应之后，已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为此，迟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十一五”时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20日），建议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相结合，将之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中国改革报》，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进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改革和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迟福林带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承担《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撰写工作，形成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在这份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迟福林呼吁要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追求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四、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

2003年SARS危机期间，迟福林对这一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此后，迟福林在政府转型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学界、政界和媒体中赢得广泛共识并产生积极影响，许多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并付诸实践。迟福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政府投向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财力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仍是一个经济建设型的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指标优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为此，迟福林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明确政府转型的五项主要任务：一是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二是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三是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四是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五是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SARS危机后的我国政府改革》，载《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他认为政府改革是我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标，要以人为本，着眼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为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议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要统筹规划，加快解决政府转型中事关全局的重大体制问题，同时进行现代政府理念的宣传和教育。迟福林敏锐的观察到社会矛盾和公共需求的变化，深入思考这些变化与政府转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需求结构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是，我国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认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按照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光明日报》，2005年7月19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迟福林对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从关注公共需求变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出发。2007年，迟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续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相继形成“推进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条建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16条建议）”等政策建议报告。2008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提出，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第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第二，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

五、危机挑战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迟福林主持了“增长与改革”、“扩大内需的体制与政策”、“危机挑战改革”等课题，探索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的难题。他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灾难，带来世界经济普遍衰退；危机又是一次机遇，它促使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深入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他认为，危机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往往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契机。在采取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需要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迟福林认为，我国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滞后的交织，是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的叠加，集中表现为体制性、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内需不足。扩大内需既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更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他认为，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变和公共需求转型的难题，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迟福林在其主编的《危机挑战改革》结语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对30年后的改革提出阶段性的新要求”。这就需要有更多关注改革，为改革竭心尽智、无私奉献的人。对于迟福林这位多年如一日殚精竭虑促改革的学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将是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和事业！

1、专著《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改革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后，中国经济出版社将此作为优秀著作向中宣部推荐，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2、主编的《海南新体制构架与实践》一书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图书奖。

3、“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一文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海南省第七届（1997—1998年度）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4、撰写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文获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首届优秀论文奖。

5、“当前确立劳动力产权至关重要”一文获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及国际人才评价委员会专家学者评审一等奖等5个项奖。

6、“海南：希望与出路的选择”获海南省精神文明产品奖。

7、“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政府改革”一文获《第二届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奖、海南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8、“加快以市场化为目标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文获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丛书《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

9、“我国股份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一文获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

10、主笔的“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文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1、主编的《2005中国改革评估报告》一书获中国发展研究奖和海南省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 迟福林的主要论著

1.迟福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2.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3.迟福林：《十字路口的抉择——迟福林谈第二次改革》，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

4.迟福林：《转型中国——中国未来发展大走势》（合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

5.迟福林：《痴心热土——20年的梦想与追求》，人民出版社，2008年.

6.迟福林：《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

7.迟福林：《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

8.迟福林：《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

9.迟福林：《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3年.

10.迟福林：《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1.迟福林：《改革还有很长的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2.迟福林：《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3.迟福林：《转向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4.迟福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5.迟福林：《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外文出版社，1996年

16.迟福林：《论转型时期的经济改革》，中国改革出版社，1995年.

17.Chi Fulin.The Road To Prosperity——In The Net Three Decade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0.

18. Chi Fulin.Change Of China’s Developmengt Models At The Crossroad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0.

19. Chi Fulin.Starting Point: Thirty Years of Reform in China，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8.

20. Chi Fulin.The Threshold——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Reform，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5.

21. Chi Fulin.China The New Stage Of Reform，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4.

22. Chi Fulin.Alarming Bell——China: SARS Crisis and System Reform，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3.

23. Chi Fulin.Reform Determines Future of China，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0.

24. Chi Fulin.Several issues arising during the retracting of Chinese economic，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7.

迟福林：《第二次改革》出版

探索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这是一本鲜明提出“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专著，是一本改革版的“大国崛起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第二次改革的伟大时代。

第二次改革的背景、大思路是什么？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吗？著名专家迟福林最新著作《第二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为什么提出“第二次改革”？

本书努力找寻一条未来30年中国强国之路

——外部环境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的机遇何在？

——内部环境变化：发展型新阶段的新需求是什么？

——内外环境变化下：未来30年中国强国之路何在？

怎么进行“第二次改革”？

本书抓住“五个时代”，深入剖析内外环境变化下的应对之策：

——消费主导时代

——城市化时代

——低碳经济时代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政府转型时代

“第二次改革”应从哪些领域突破？

——市场领域：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社会领域：构建发展型社会的体制

——行政领域：高举政府转型这一旗帜

这是迟福林教授开出的“第二次改革”妙方，也是本书精华之所在。

《第二次改革》：强国之路在改革

张卓元

未来30年，是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30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一个开放大国；在未来的30年，我们能否尽快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一个开放强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了未来30年我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不少经济学家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迟福林新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是他近两年来对未来30年强国之路这一问题集中思考的成果。应当说，他提出的一些大判断、大思路、大建议，是很有启发性的。我很赞同迟福林的核心观点，即未来30年我国要走上强国之路，实现强国之梦，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改革。

迟福林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未来30年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部发展环境上，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从2007年作者开始就提出了这个判断，并且在这本书中做了系统的分析。发展阶段的变化使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也使我们发展的主要矛盾有了阶段性特征。未来30年能否实现强国目标，关键在于能否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我认为，提出“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的阶段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值得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

在外部发展环境上，迟福林提出了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趋势的基本判断，归纳为“一个到来、两个终结”，即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大调整时代到来，我国“大进大出”时代结束和“高投资、高增长”时代的结束。

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大判断下，他提出，我国传统发展方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过去30年中积累的发展方式的弊端，需要通过更大决心的改革进行全面矫正。为此，需要尽快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

“发展方式转型”，我是首次在迟福林主持的《十二五改革规划》课题成果中看到的。这个提法包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又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型，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作者看来，发展方式转型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二是强调社会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是突出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应当说，提出这个大的思路，很有启发性。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所以不太顺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尚未找到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看来，单纯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远不够，要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政府转型。

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第二次改革的主线，就决定了第二次改革是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和重点任务，我认为很有意义。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制度；为我国实现科学发展和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作者认为，第二次改革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是三个领域的全面改革：一是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促进发展方式转型角度出发，迟福林系统地提出了“三个改革”与“三大力”的关系，即：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这个系统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还重点分析了三个时代特征的改革，即“消费主导时代”、“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以及“政府转型时代”，并就每个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除了内容的系统性外，这三个部分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迟福林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命题。迟福林认为，消费主导时代重要的是实现从“生产-消费”向“消费-生产”转变。其实质是转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是一个新的分析角度。

二是迟福林对基本公共服务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的分析。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无论是促进人的自身发展还是完善乡村治理结构，都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直接相关。这拓宽了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认识。

三是迟福林从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转型。本书从发展方式角度分析了政府转型的重要性，指出未来30年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实现性突破性发展，无论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适应公共需求变化还是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关键都在于政府转型。

作者在全书结束语提出了“走向结构性改革”。这也是作者长期跟踪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的体制矛盾，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既表现在体制与政府的不协调上，也表现在体制与体制、政策与政策之间的不协调。作者提出的“第二次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的判断，值得大家深思。

纵览全书，作者希望通过第二次改革使我国尽快走上强国之路。为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比较系统的分析框架、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作者的爱国、强国情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该书的某些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我仍然非常乐意向每一位关注我国改革发展事业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读者推荐《第二次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第二次改革》

2009年12月28日，迟福林在《第二次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以《第二次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型》为题做了演讲。　指出，刚刚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改革》，是这两年改革研究思考的汇集。本书中，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国实现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于推进第二次改革。

基本思考

应当说，产生并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过去5年的研究中，我从矛盾变化的研究、发展阶段的研究、反危机的研究中，愈来愈感觉到，当前的改革，与过去30年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关于社会矛盾变化与政府转型的提出

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主编一本《警钟——中国：SARS危机与制度变革》，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转型命题，并逐步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05～2006年，在全国各地的实地调研中，我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这就是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我和我的团队开始探讨新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虽然总体上没有变，但矛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突出，并有深刻变化。2005年我把它归纳为两大突出矛盾：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与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并且，我在2004年和2005年就相关内容出版了《改革与多数人利益》以及《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两本书。

2.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提出

2007年我院承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研究项目。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突出矛盾的产生源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基本的判断是：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但现行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调整还不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在2008年出版的《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和2007年出版的《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有较深入的分析。

3.关于危机挑战改革的提出

2008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反危机的改革政策上。我认为，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不仅对我国短期保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更对我国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判断下，我提出“大进大出”时代的结束以及“增长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两个时代的终结，对第二次改革提出历史性的新要求。

4.关于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的提出

2008年以来，在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课题中，我们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大思路，这是对“第二次改革”的一个系统性概括。也就是说，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历史使命，我国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

主要思路

我对“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改革环境、改革面临的矛盾与30年前有明显不同。

1、第二次改革与第一次改革有机联系但又明显不同

应当说，第二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我之所以提出“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1）第一次改革，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生存型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我国开始进入到发展型的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成为改革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

（2）第一次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是社会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二次改革，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释放，面临的是内需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3）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很长时期内把转变经济总量增长方式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二次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目标，需要推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2、实现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是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的看法是，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消费大国，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基本思路是推进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第二次改革就其领域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社会领域和行政管理体制；就其实质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涉及到社会公共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就其目标而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创新、公平、绿色。

（1）能否全面提高消费率，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是未来30年我国能否真正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核心因素。

（2）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是第二次转型的战略目标选择，走向消费大国将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为此，需要把构建消费大国的体制机制作为改革的主线。

（3）“十二五”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5年。能否够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型，关键取决于未来几年能否下决心推进相关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

3、第二次改革的时代性特征

总的分析是，第二次改革要适应时代性发展趋势，推进相应的转型与变革。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变革。随着我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增长是必然选择。这就需要围绕推动消费推进相关方面的重大体制变革。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成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这个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65%。

（3）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我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为此，需要加快社会体制的转型与改革，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达到5%，未来10年左右投入15万亿元左右。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低碳经济涉及发展方式，涉及制度安排。我国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环境产权制度改革。

（5）政府转型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可以说，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是政府转型。这就需要尽快转变“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次改革与第二次转型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需要尽快推进第二次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进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第二次改革。

1、第二次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转型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十一五”的实践表明，这一进展相当有限。问题的根源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受到其他更为广泛的因素制约，比如说社会基础和行政体制。因此，第二次转型的实质是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政府转型在内的转型。这就需要强调发展方式转型的三根支柱：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2、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

应当说，发展方式转型涉及的是结构性问题。比如：第一，体制与政策的矛盾。在这次反危机中，应当说政策调整很到位，及时地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相应的一揽子改革尚未顺势推出，使得引发危机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第二，体制与体制的矛盾。比如，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场体制缺陷的原因，也有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原因。解决投资消费失衡不仅要推进市场化改革，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行政领域和文化领域。第三，政策与政策的矛盾。上下级政府间、政府各部门间政策打架的事情很多。应当说，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对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和配套都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产生较大影响。只有推动结构性改革，第二次转型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3、在第二次改革中实现第二次转型的基本目标

推进第二次转型，必须启动第二次改革。比如，要扩大消费，构建消费大国，需要尽快启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适应城市化时代，就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如果没有低碳经济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调整，低碳经济难以得到有效发展；而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转型进程，直接决定了政府作用的有效性。

我研究改革近30年的体会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尽管我力图去找出其中的一般性规律，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还有很多改革道路有待探索。我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大判断，不久，由我主编的我院2010年改革年度研究报告将推出以“第二次转型”为主题的新书。这些研究希望能够推动改革理论与政策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百姓。由此，为我国走上经济强国之路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