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或称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文明），在考古学上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因金属具有易腐蚀的特性，四五千年以上的青铜遗存发现往往为数不多。

青铜时代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早于铁器时代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区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

世界各地进入这一时代的年代有早有晚。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较晚，大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初年。美洲直到将近公元11世纪，才出现冶铜中心。

在青铜器时代，世界上青铜铸造业形成几个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了人类古代文明形成的中心。

古代文化发达的一些地区青铜时代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如爱琴海地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此时都是奴隶制国家繁荣的时期。但是也有一些地区，没有经过青铜时代便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进入文明的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

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因用铜遗存仅有零星的发现，并不符合上述青铜时代的特点，故可以不考虑其可能性。

1980年代以前，一般把成批出土青铜礼容器、兵器、工具、饰物等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由于1980年代当时二里头文化碳素测年的数据落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所以一般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

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有零星的用铜遗存发现。如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红铜铃和砷铜齿轮形器、容器残片等，但未见青铜；登封王城岗遗址曾出土青铜容器残片，新密新砦遗址曾出土红铜容器残片等。

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发现的铜器尚少，且均为小件器物。第二期开始出现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制作工艺较复杂的青铜器，第三期始有成组的青铜礼容器和兵器等出土。故就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至少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据《越绝书》记载，欧冶子曾应楚昭王之邀与干将（传说与欧冶子同师）一起“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工市）”。楚王曾引泰阿之剑大破晋郑王三军。上述记载，虽然带有传说的成分，但也足见欧氏所铸之剑之绝妙。由此可见，这时期青铜铸造技术之精湛。就目前的认识，整个东亚大陆多地区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约当公元前1700年前后。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些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间的交流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青铜采冶业是从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的生产实践中渐渐被认识而产生的。最早的采矿业是从地表挖掘开始找矿的。当他们发现矿脉或矿带向深部延伸的规律时，人们创造了从地面向地下挖掘竖井，并由竖井底部向四周开拓巷道以寻找矿石和采掘矿石的方法。有时人们在巷道中发现深部还有矿石，于是又从巷道中向下挖竖井，这种井并不直接通向地面，所以人们称之为盲井。用这种方法采掘，一般在井巷中用木质的框架作支护，以防止周围岩石坍塌。他们用榫接或搭接法制作的框架，有效地承受了巷道的顶压、侧压和底压，可以确保坑下采掘人员的生命安全和采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从地面下较深的地段掘取矿石。这比起露天采矿省工省时，是一个进步。从湖北大冶铜录山、江西瑞昌铜岭等地发现的商周采矿遗迹看到，露天采矿与坑采这两种方法均已采用。

当然从矿区河流中夹带的沙石中淘洗出铜矿也是一个途径，此时大概也已被掌握。

人们在寻找石料和加工的过程中，逐步识别了自然铜与铜矿石。例如有一种铜矿石，颜色碧绿，其断面的纹理与孔雀的羽毛相似，很是艳丽，所以人们称它为孔雀石。这种孔雀石含铜量高，其含铜品位可达10—20%或更高。这是一种氧化矿，只要同木炭放在炼炉中进行冶炼，加热到1000℃稍高一些，就可以炼出铜来。它又常常与自然铜一起出现，并与铜锈有类似的颜色，因此孔雀石很可能是人们最早用于冶炼的铜矿石。

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为青铜的冶铸业提供了必要的高温知识、耐火材料、造型材料与造型技术等条件。例如龙山文化中黑陶和白陶的烧陶温度均与铜的熔点接近。当时使用陶模具制作泥坯和印制花纹等技术与铸铜的模具功能有相似之处；冶铸用的熔炉、水色、型范等都是陶质的用具。炼铜用的木炭也与烧陶所用的燃料是一致的。

考古工作提供的资料说明，凡是发现古代采矿、冶炼遗址的附近，几乎都有同时期居民聚落遗址。因此，人们在制作石器时，为寻找原料而出没于这些山丘时，如果一旦认识了自然铜与孔雀石等铜矿石，那么采掘这些金属原料就成了他们的新工作。

春秋时期的冶铜技术是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从出土的商代与西周铜器数量之多，用铜量之大，或许说明当时的冶铜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商代与西周的冶炼水平也是不低的。衡量冶炼水平高低很重要的一点是炼渣中的含铜量的多少。因为矿石中所含的二氧化硅（SiO2）的含量越高，炉渣粘度就越大，渣的流动性也差，渣中所含的铜也越多。春秋时期，冶炼过程中已经掌握了配矿技术，使渣中的含铜率降至0.7%，这是冶炼水平较高的一个表现。可能这种配矿技术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

据统计，已出土的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上万件之多，没有铭文的铜器更数倍于此数。商代与西周时期，若无发达的采矿与冶炼业是不可能提供如此大量的铜金属原料的。

已经发现的商周古铜矿遗址，大多分布在火成岩与大理岩的接触带上。因为接触带内的岩石破碎，比较容易采掘。又因大气降水和淋滤作用，地表面的铜元素在接触带中相对集中，出现了铜品位自上而下逐渐富集的现象，形成氧化矿富集带。这种条件使它成为古代先民理想的采铜场所。

这里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硅孔雀石、赤铜矿等，都属氧化矿。深部往往有自然铜。大冶的铜录山，顾名思义，是铜绿色的山丘之意。那里每当大雨过后，表面就暴露出许多绿色的孔雀石的碎块，俯拾皆是。因此，它的铜资源在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开发利用，在11号矿体和7号矿体的2号点出现的采矿遗迹，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或更早的遗存。

当时冶炼铜矿石的方法，是将矿石与木炭放在冶炼炉中进行冶炼。由于这些矿石是氧化矿，因此这种冶炼被称作氧化矿还原熔炼。虽然只发现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商与西周时的炼炉尚未见到。但是，经过模拟实验证明，春秋时期的冶铜竖炉冶炼性能很好，能持续加料，持续排渣，间断放铜。

中国姜寨遗址出土的公元前4700年前冶炼黄铜片及黄铜圆环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冶炼黄铜，标志着人类初步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为青铜时代的到来打下基础。而位于中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已知的最早掌握青铜冶炼技术的文明，出土了公元前4000年的冶炼青铜器，人类初步踏入了青铜时代的门槛。

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半圆形黄铜片和一块黄铜管状物，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在上海光源，采用X射线荧光面扫描分析，发现姜寨黄铜片不同区域的锌含量差异显著，而铅元素呈零星点状分布，其特征与固态还原法制备的黄铜完全相同，从而证明先民在使用天然金属与发明金属铸造之间，都曾采用热煅法或固体还原法冶炼金属。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已知的我国最古老冶炼青铜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为公元前3000年。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血档及缳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距今约5000年，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上相当于考古上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及文献上记载的中原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这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相始终。

有学者把中国青铜时代从商周至战国划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4个阶段。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划分为殷商前期、殷商后期、西周期、东周前期、东周后期5个阶段。中国各地的青铜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可以分作不同的地区类型。

中国步入青铜时代，大体经历了早、中、晚期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①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间。

加上山西夏县东下冯、山东岳石文化、辽宁长城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等，都相继出现了品类繁杂的青铜制品，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人殉和人牲。

上述遗址的放射性碳素断代（见考古年代学）年代，正好在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内，这些遗址应是夏王朝时期的奴隶制文化类型，标志着中国奴隶制国家已经形成。

②中期。包括商代至西周前期。此时期的前一段，是商代早期，约当公元前16～13世纪，以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为代表，此时期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发展，青铜器数量大增，常伴有成套礼器，贝币大量出现，人殉、人牲更为普遍。后一阶段，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约当公元前13～前10世纪（穆王以前）。此时中国青铜时代达于鼎盛，也是奴隶制发展的典型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相当成熟，出土大量的精美青铜礼器、武器与工具。这时的青铜文化以安阳殷墟为代表，这里是商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也是青铜铸造业的中心。此时兴建了大规模的宫殿及陵墓，有发达的金文与甲骨文，人殉与人牲成为一种制度极为盛行，凡此种种反映出奴隶制社会的繁荣。西周的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中，发掘出周王朝的宫殿、宗庙和墓葬，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已成熟。

③晚期。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此时期列国都城形成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属货币大量流通。青铜铸造工艺取得突出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进工艺技术。湖北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证明当时在采矿、配矿、冶炉砌筑及冶炼方面均达较高水平（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到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推广，青铜制造业才逐渐衰落。

中国的青铜时代为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

现存的后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青铜器。在商前期的炼铜遗址中，从可辨认的铸范中，镢范为数不少，虽然青铜的生产工具在早期的随葬物中较少，但我们在出土的商初青铜器中，仍看到生产工具占相当比重，说明在商代的手工业中，青铜工具如斧、锯、凿、锥等已广泛使用，青铜兵器也日益增多，至于青铜农具，虽然奴隶主不会为奴隶们提供，但在当时，还有一部分作为自由民的农民都会拥有，历年出土的青铜农具有锄、铲、等，这说明青铜的大量使用主要还是从事制作工具。青铜工具在生产中的效用，使青铜冶铸技术日益重要，因而能获得飞速的发展。

在青铜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郭沫若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是奴隶制国家，有争论），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且汉字也已经发展成熟。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在红铜冶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铁器和青铜器发明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艺术品，显示了绵延一千五百多年中国青铜器的萌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西亚的青铜时代是城市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两河流域南部的奴隶制城邦，随着乌尔王朝的灭亡而告衰落。进入巴比伦时期后，青铜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并进口金银铜锡等金属原料。小亚细亚东部卡帕多细亚的奴隶制帝国，约在公元前3500年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转入中期，小亚各地由野蛮进入文明。在邻近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埃兰，于公元前第3千年中叶形成奴隶制城邦，产生了国家，处于青铜文化的发展时期。

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北亚、南亚的青铜时代，产生了印度河文明。大概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青铜工具和武器广泛使用，有斧、镰、锯、刀、剑、镞和矛头等，手工业匠人对金属的热加工和冷加工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能用焊接法制造金属器具，并刻有铭文。这时代表性的文化是哈拉帕文化。在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最早青铜冶铸中心是泰国乌隆府的班清墓地，时代在公元前3600～前1000年，青铜器有矛头、手镯、脚镯，矛头是铸造后再锻打成形的。

在能诺他墓地，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并有人祭遗迹。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其后的东山文化时期，大量地制造铜鼓。菲律宾在公元前600年出现青铜器和铁器，是从大陆沿海经巴拉望岛传入的，其器类与中国南部和中南半岛的相似。在北亚西南部、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青铜文化的部落还处在原始公社时期。

公元前第1千年初的卡拉苏克文化，代表性器物为曲柄刀、短剑、锛、弓形器、蹼形垂饰，并有装饰性动物纹样。朝鲜半岛的青铜文化以素面陶为特征，时间在公元前10～前5世纪。

日本的青铜文化从弥生时代前期开始，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

爱琴海南端各岛屿在基克拉泽斯文化时进入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克里特岛在米诺斯文明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在公元前第2千年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公元前1600年后，迈锡尼文明兴起，在这时的贵族宫室和陵墓中发现了大量的装饰豪华的青铜武器和金、银、铜器皿。多瑙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是铜石并用文化的继续。中欧和西欧早期的青铜文化是钟杯战斧文化，年代在公元前第3千年中到前第2千年初，以绳纹陶为特征；晚期是骨灰瓮文化，年代为公元前第2千年后期到前第1千年初，以骨灰墓园为特征，已知用失蜡法铸造铜器。

巴尔干和东南欧是一个青铜文化中心，以乌涅茨基文化著称，分布在捷克、摩拉维亚、多瑙河以北的下奥地利、西里西亚以及撒克逊等地。另一青铜文化中心是西班牙东南和葡萄牙南部的埃尔阿尔加尔文化，村落围以石头砌的高墙，住方形房子、墓葬在村内，行屈肢葬，工具武器有刀、斧、剑、戟、弓箭。东欧森林地带有法季扬诺沃文化、竖穴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意大利北部的泰拉马拉文化于公元前1700年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400年达到鼎盛期。居址内多有干栏式房屋区。

南部是亚平宁文化，在公元前第1千年初为铁器文化所代替。英国和德国境内的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特征，种植谷物、饲养家畜，遗留下有复杂建筑的大量墓地。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掌握青铜制造技术应不晚于公元前第1千年。到公元11～17世纪，几内亚沿海地区的青铜制造业达到繁荣期。一般认为非洲的铜器工艺比铁器工艺发展晚，似乎从石器时代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在东非的麦罗埃遗址，发现了冶铁炉和残余铁块。在西非，公元前10世纪即掌握了冶铁技术。

美洲的青铜手工业最早发生于中南美，以秘鲁和玻利维亚为冶铸中心，年代约为公元11世纪以前。然后传到智利、阿根廷西南部和墨西哥，再传到北美。到13～15世纪时南美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已大量使用红铜、青铜、金、银、铅等金属制造器物，并建立起奴隶制国家。

商代的文明较全面地体现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在诸多方面的进步，因此可称得上是“灿烂的文明”。但是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广大奴隶极其悲惨的命运基础上的“文明”。所以作为现代人，我们在可怜同情奴隶的同时对他们更多的应该是尊重，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灿烂的青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