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从时间上来说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小说；从性质上来说是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相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而言，采用白话文形式表现中国人的审美心态和情感方式

民国时期现代小说其主体是“五四”文学革命声中诞生的一种用白话文写作的新体小说。它取法欧洲近代小说，却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既不同于中国历来的文言小说，也迥异于传统的白话小说。和中国封建时代许多小说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内容相对立，现代小说以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为重要描写对象，具有现代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不少作品还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艺术表现上，性格小说大量出现，心理刻画趋于细密，“全知”式叙述角度有所突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遵循，这些也都构成了“五四”以后新小说与实际生活大为接近的显著特点。尽管章回体小说在现代依然存在，但这些作品也程度不同地吸收了新小说的思想艺术营养，并逐步朝新小说方面转化。中国小说从“五四”时期起，跨进了一个与世界现代小说有共同“语言”的崭新阶段。

还有现代言情小说，都市小说，微小说等等

现代小说一开始就密切关心现实人生问题。提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和最早成立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既反对封建的“载道”文学，也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他们主张文学“为人生”。“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风行，便是这种潮流的一个突出标志。倡导者从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出发，认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现代小说的第一篇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提出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这个重大问题。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汪敬熙的《谁使为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朴园的《两孝子》，以及庐隐、王统照、孙俍工等的一些小说,或提出人生目的意义问题,或提出青年恋爱婚姻问题，或提出妇女人格独立和教育问题，或提出父与子两代人冲突问题，或提出破除封建旧道德束缚问题。此外，也有作品涉及劳工问题、儿童问题等等。这类小说对社会问题的答案并不一致，不少作品用“美”和“爱”的浪漫主义空想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冰心和叶绍钧、王统照最初的小说都有这种倾向，许地山则还有宗教哲理色彩）；有的连答案都没有，属于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但“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

真正显示了“五四”到大革命时期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的，是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未名社一部分青年作家。他们的短篇小说，描绘了各地颇具乡土色彩的落后、闭塞的村镇生活，提供了中国农村宗法形态和半殖民地形态的宽广而真实的图画,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鲁迅的《呐喊》、《徬徨》，更以圆熟单纯而又丰富多样的手法，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展示了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颇为浓郁的风俗画，代表了“五四”现实主义的高度水平。很早就有评论者指出：“他的作品满薰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张定璜《鲁迅先生》）。正是在鲁迅的开拓与带动下，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出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者，如潘训、叶绍钧、蹇先艾、许杰、鲁彦、彭家煌、废名、许钦文、台静农、王任叔等，使这类小说获得很大的发展。新体小说从最初比较单纯地提出问题到出现大批真实再现村镇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品，标志着小说领域里现实主义的逐步成熟。但“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现实主义之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总称为现代主义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文艺思潮连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也同时介绍到中国。创造社主要作家的小说创作，便兼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征。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异军突起”，主要因为创作上与倡导写实主义的《新青年》、文学研究会的作家显示了很大的不同。由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倪贻德、叶鼎洛、滕固、王以仁、淦女士等所代表的创造社这个流派的小说，基本上是一些觉醒而愤激不得意的新型知识青年的自我表现，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和自我寄托成分（稍有不同的是张资平，他最早的一些小说还是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居多）。从郁达夫的《沉沦》起，坦率的自我暴露，热烈的直抒胸臆，大胆的诅咒呼喊，夸张的陈述咏叹，便构成了创造社小说的浪漫主义基调，与叶绍钧、许杰、彭家煌以及稍后的鲁彦等作家对现实本身所作的冷静描写和细密剖析迥然相异。此外，创造社一部分作家的小说还具有现代主义成分。郭沫若、郁达夫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德国表现派文学的影响 (这从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郁达夫的《青烟》都可以看出来)。郭沫若的《Lobenicht的塔》、《残春》，陶晶孙的《木犀》等小说，则按弗洛伊德学说分析心理,描写“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有的作品还运用了意识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为后来的现代派小说开了先河。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倾向，曾使浅草──沉钟等社团受到影响。但随着作家接触社会生活的增多和世界观的变化，郭沫若不久就批判了弗洛伊德学说并否定了浪漫主义，郁达夫的小说自《薄奠》以后，也逐渐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一些重要作家后来终于殊途而同归了。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1928年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作家们接受国内大革命浪潮和国际左翼文艺思想影响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使小说的题材、主题都发生重大的变化。革命斗争生活和革命工农形象开始进入小说创作。作品中的战斗意识明显加强。但左倾幼稚病也严重侵袭着这个运动。表现在创作上，把浪漫主义等同于唯心主义和没落阶级意识而作了全盘否定；对现实主义又加以种种庸俗化、简单化的理解（如强调必须写出“集体的群象”之类）；加上作者本身存在的浓重小资产阶级意识，这就导致了忽视文艺特征的“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和创作中“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倾向的流行。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这些功绩和弱点，在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小说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小说创作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艺术本身的成熟程度上都有新的进展，中长篇小说尤其获得丰收。代替“五四”以后男女平等、父子冲突、人格独立、婚姻自由等反封建题材与主题的，是城市阶级斗争与农村革命运动的描画。不少作者力图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创作实践，既克服“革命的浪漫蒂克”、“用小说体裁演绎政治纲领”等不正确倾向，也注意防止单纯“写身边琐事”的偏向。丁玲、张天翼、柔石、胡也频、魏金枝等给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的作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重视。左翼作家参预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使创作面貌继续有所变化；再现生活时的历史性具体性既有增进（包括《咆哮了的土地》这类小说），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有些青年作家（如叶紫、东平）的作品中也得到发扬。茅盾的《子夜》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形象为中心，在较大规模上真实地描画出30年代初期上海的社会面貌，准确地剖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作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再现生活的出色成果。《子夜》的成功，开辟了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创作道路，对吴组缃、沙汀、艾芜等创作的发展和一个新的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共产主义者鲁迅也在《理水》、《非攻》等作品中，用新的方法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形象，显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与信念。在“左联”的关怀、帮助下，涌现了蒋牧良、周文、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欧阳山、草明、芦焚、黑丁、荒煤、奚如、彭柏山等一大批新的小说作者。尽管左翼小说创作也还羼杂着某些旧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因素，塑造革命者和工农形象时较普遍地存在苍白、不够真实等缺点，总的说来，却还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也因为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在小说创作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巴金的《家》通过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崩溃与青年一代的觉醒成长，在相当宽广的背景上表现了“五四”以后时代潮流的激荡；老舍的《骆驼祥子》描述了勤劳本分的人力车夫祥子从奋斗、挣扎到毁灭的悲剧性一生，对旧社会、旧制度作出深沉有力的控诉；它们与《子夜》等左翼作品一起，将中国长篇小说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还出现了象叶绍钧的《倪焕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王统照的《山雨》，鲁彦的《愤怒的乡村》以及罗淑的《生人妻》等一批相当重要的长短篇作品。30年代的“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等，也写出了一些内容恬淡、各具特色的小说，象沈从文的中篇《边城》、长篇《长河》，则是艺术上相当圆熟的作品。在上海,以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为中心,还聚集着杜衡、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一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从事着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有的则以日本新感觉派或欧美其他现代派小说为楷模，尝试着现代主义的创作道路，其中一部分作品在运用快速的节奏以表现现代都市生活，探索现代心理分析方法，吸取意识流手法以丰富小说技巧等方面，尽了一定的开拓作用。

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小说创作的这种局面，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之一变。

抗战的炮火激发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明显地增长了浪漫主义的成分；形式上则趋于通俗，趋于大众化。姚雪垠就是这方面有成就的代表。他的短篇《差半车麦秸》、中篇《牛全德和红萝卜》，都以生动地刻画农民战士的性格和成功地运动群众口语而为人称道。长篇如吴组缃的《鸭嘴崂》，齐同的《新生代》，也都写出了新的性格在民族危难关头突破重重阻力而成长。但抗战初期小说创作的普遍弱点，是对生活的反映比较表面，流于浮泛。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七月》杂志上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小说，就以有血有肉的战斗生活，热情而深沉的艺术风格，显示出可贵的特色。稍后出现的路翎，也是“七月派”的小说作家。从《饥饿的郭素娥》到《财主的儿女们》，同样表现了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独到的追求。这些作品有内在的热情，有心理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在表现倔强的人物性格、真实的生活逻辑方面都有颇为深刻之处。但“七月派”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常常倔强而近于疯狂和痉挛，具有某种歇斯底里的成分。这和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有关。“七月派”作家是既强调现实主义，又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他们的小说创作的长处和弱点，似乎都可以从这方面去寻找原因，作出解释。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朽、反动逐渐暴露得愈益充分，国民党统治区的小说也愈益向着深入揭露阴暗面方面发展。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到沙汀的《淘金记》、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便是这类作品中的杰出代表。由“皖南事变”以后环境黑暗所带来的沉重气氛，却也在一部分小说中留下了较深的烙印（如夏衍的《春寒》、沙汀的《困兽记》等）。到1944年民主运动高涨后国民党统治区产生的一些作品，象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沙汀的《还乡记》、艾芜的《山野》、黄谷柳的《虾球传》，在暴露讽刺方面则已具有直捷痛快、淋漓尽致的特点，有的并显示着人民斗争终将胜利的曙光。战后出版的长篇，如钱钟书的《围城》，姚雪垠的《长夜》，或写抗战以来的现实，或写20年代的历史，都以独特的艺术成就，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老舍的《四世同堂》，则以百万字篇幅的宏大规模，反映了沦陷后北平市民的苦难和抗争，不仅成为以艺术方式记载的日寇、汉奸的罪行录，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不屈斗争的正气歌。短篇小说方面，沙汀、艾芜的一些作品，无论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进一步成熟。此外，国民党统治区和上海沦陷区这个时期也曾出现过一些新的小说作者，如骆宾基、于逢、王西彦、碧野、郁茹、张爱玲、汪曾祺等，他们的一些有特色的作品，也都曾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这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也存在过另一种创作倾向，代表作家是《鬼恋》、《风萧萧》的作者徐?，《北极风情画》、《野兽、野兽、野兽》的作者无名氏。他们的小说并无充实的生活基础，却以编织浪漫故事、抒发人生哲理见其特色，具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政治倾向并不好，艺术上则有某些可取之处。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由于作家同人民群众的逐步结合，小说创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思想感情到语言形式都大大群众化了，工农兵群众特别是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开始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还出现了一批用传统的章回体写法表现新生活内容的比较成功的长篇（如《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短短七、八年内，不仅有柳青、孙犁、康濯、秦兆阳、马烽、西戎、束为、马加、王希坚等一批新的小说作者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而且还涌现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高干大》、《种谷记》、《原动力》等一批优秀或比较优秀的长篇。赵树理更是解放区小说作家的突出代表。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不仅语言形式群众化，而且感情内容也浸透着来自农民的朴实、亲切、幽默、乐观的气息，读后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孙犁、康濯等人的短篇小说，则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得来的诗情画意。他们的小说为后来的一些创作流派开了先河。在反映革命部队的战斗生活方面，刘白羽等的中短篇小说，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某种意义上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学的实践，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变革，为小说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解放区文学主要是在农村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强调向农民学习,与农民结合,因而取得出色的成就的同时，却也产生了对小生产思想的落后消极方面放松警惕的缺点。对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不正确批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解放区一些小说的另一个弱点，是对外国文学借鉴得少。作家在群众中扎根深了，但来不及从更广阔的范围吸取丰富的营养。这种局限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时间很短，又处于紧迫的战争环境，很多作者原有的文化程度不高等客观因素都有关系，但同主观认识上的某些偏差也有一定联系。正是主观认识上的某些片面性，使我们的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突破上述局限时，仍不免走着曲折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开始。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使现代小说获得了新的生活土壤与发展条件。新中国的小说作者，大多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生活的冶炼，他们是带着深厚的生活根基、与革命潮流的紧密联系以及对现实变化的敏锐感应跨进共和国的文坛的。这就使建国后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与“五四”以来、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保持着血缘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首先出现的是一批创作在历史的黑夜与黎明交替时刻的作品。刘白羽的中篇《火光在前》,马加的中篇《开不败的花朵》，柳青的长篇《铜墙铁壁》，都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和人民群众最后摧毁旧制度、迎接新制度的斗争。杨朔的长篇《三千里江山》，则迅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获得政权以后,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表现革命战争题材而更能显示特色的，是稍后出现的一批长短篇小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党费》,通过艰苦年代严酷斗争的真实描写，异常感人地赞颂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杜鹏程的长篇《保卫延安》以宏大的艺术规模再现了延安保卫战威武雄壮的历史场面，成功地塑造了从连长周大勇、团政委李诚到高级指挥员彭德怀的形象，成为建国后长篇创作的第一个重要收获。这些作品都以悲壮激越的基调，激动着许多读者。反映抗美援朝的一些短篇，如巴金的《黄文元同志》，和谷岩的《枫》，路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或热情奔放，或笔触细腻，也都显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

描绘农村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也给建国初期的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都表现了农民群众在砸碎封建政治枷锁以后进一步挣脱封建主义精神束缚的斗争；马烽的《结婚》等短篇，则反映了农村新人新品质的成长。这些作品艺术笔调明朗，生活气息浓郁，凝聚着作者长期与农民共命运所获得的珍贵情感。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逐步展开,反映农村生活的巨变,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青年作家李准的短篇《不能走那条路》，便是敏锐地触及土改后土地私有制尚未根除而产生的新矛盾的第一篇作品。赵树理的长篇《三里湾》，通过更为复杂的生活内容，展示了这种矛盾的各个侧面。孙犁的中篇《铁木前传》，艺术触角伸延到解放前后两个时代，以两户农家关系的演变，透露了土改后农民出现分化的信息。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两集中的短篇小说，则以清新的笔调和精美的构思着重反映农村变革中农民群众的思想波澜和生活变化。在这股创作潮流中贡献了有特色的作品的，还有陈登科、刘澍德、骆宾基、王希坚、吉学霈、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他们忠于革命现实主义原则，从各自的生活视角真实描画了5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种种风貌。玛拉沁夫、李乔、明斯克、阿·敖德斯尔等少数民族第一代小说家，或描绘内蒙草原上惊心动魄的斗争，或抒写西南彝区人民的苦难与欢乐，也都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革命重点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要求小说创作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寻求新的审美主题和新的表现角度。《铁水奔流》等一批工业题材长篇的出现，便显示了作家们的这种努力。但从思想艺术质量上说,这些作品只能算作对工人生活的初步涉足,尚未称得上是成功的尝试。生活美的开掘和艺术美的探索，都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到50年代中期起，才出现有成就的工业题材小说。艾芜短篇集《夜归》中的一些篇什，通过独到的艺术构思，从微细处揭示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美好心灵，具有浓郁的诗的气氛。长篇《百炼成钢》也摆脱了以往同类题材作品那种枯燥、刻板的弊病，正面表现了钢铁战线的沸腾生活，塑造了先进工人的真实形象。杜鹏程的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则颇有深度地表现了铁路建设工地上的矛盾斗争，显示了诗的激情与哲理思考相结合的独特风格。草明、雷加等作家，也一直不倦地探索着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这些作品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较大的开拓意义。

从50年代初期到中期，小说创作获得了稳步的发展。这段时间，国家经济、政治生活日趋稳定，文艺界艺术民主气氛比较正常，特别是中国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总结了前阶段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创作上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因由，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原则问题，取得了较为辩证的全面的认识。当时苏联文艺界对“无冲突论”、对典型问题上教条主义观点的冲击，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小说创作队伍思想的活跃。作家对新生活的观察和认识逐渐深化，过去的生活积累也有了较长时间的消化过程，对中外作品的借鉴又从艺术修养上为创作做了较多的准备，在此基础上，许多作家开始酝酿长篇巨制。到5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终于迎来了建国以来长篇小说的第一次丰收。

这次丰收所涌现的一大批长篇作品，在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显示建国后整个文学水平的重要标志。

追求概括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这批长篇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尤其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杨沫的《青春之歌》，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冯德英的《苦菜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组成了一幅幅巨大的历史画卷，鲜明生动地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批作品在深刻表现历史内容、展示斗争复杂过程方面，较之过去创作有重大突破，而在现实基础上升华起来的革命理想激情，也给作品增添了明朗、热烈的色彩，为丰富中国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新鲜经验。李劼人的《大波》（修改本），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用精细而又恢宏的现实主义笔法，真实地再现了清末以来的社会面貌；它们的出现，使长篇小说展现的历史画卷向上延伸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小说的作者，几乎都是当年革命斗争的亲身经历者或目击者，他们笔端留下的历史生活图画，在小说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以社会主义时期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表现生活的广阔性和纵深感方面，也有长足进展。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描写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著名长篇。前者通过梁三老汉、梁生宝两代农民不同的创业命运，揭示出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后者侧重于剖析农村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人们精神世界的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命运和生活动向的《上海的早晨》，是作家周而复的一部长篇巨著。它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生活所作的艺术概括，曾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兴趣。

这个时期,许多小说家经过较长时间的艺术实践,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着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形成若干新的创作流派。赵树理娴熟地运用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文艺的传统手法，生动朴素、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山西一带新农村的社会情绪和农民心理，早已在小说领域中独树一帜。在他的艺术作风影响下,产生了马烽、西戎、孙谦等思想倾向、艺术见解、创作风格相近的作家群,被人称作“山西派”或“山药蛋派”。孙犁那意境悠远、韵味无穷的“荷花淀”风格,给他笔下的现实生活图画,添上淡淡的浪漫主义气息，这种独具特色的艺术经验，也为一些青年作者所效法。柳青在对现实冷静、客观的描绘中，糅进了哲理的议论和感情的抒发，使精确的画面透露出浑厚激越的气势。他对于广阔的社会场景的多方面的概括，对于生活内涵的深入发掘，一直到他的夹叙夹议的语言,都在随后出现的若干青年作家的小说中,留下鲜明的投影。周立波追求的则是一种秀朴而明丽的风格，他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倾向熔铸到山乡风情和自然景色的细腻而又酣畅的表现中，让人们在诗情画意的艺术氛围里领略新生活的美；从他的短篇《山那面人家》、《禾场上》到谢璞的短篇《二月兰》等，可以感受到湖南一些作家的共同艺术追求。一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小说家，如杜鹏程、李准以及写了《高高的白杨树》、《百合花》、《静静的产院里》的茹志鹃，写了《大木匠》、《沙滩上》的王汶石等，都在追求着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建国后小说艺术的逐渐趋于成熟。

由于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小说的发展有过较大的曲折。1956年前后，小说领域曾出现过以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代表的一批“干预生活”的短篇,它们大胆触及现实的各种矛盾,尖锐揭露社会生活的一些弊端，这批作品既是当时国内外文艺界反对“无冲突论”创作思潮的直接产物，也是当代小说家希冀于小说的社会功能获得更大发挥的一次勇敢尝试。但因当时环境所囿，这个创作潮流刚露端倪就被人为地宣告结束。随着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写中间人物”论的责难，代之而起的是一股粉饰现实、以虚假现实主义昌充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浪潮。不过，在这股思潮泛滥时，不少有胆识的小说家仍有好作品问世。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马烽的《三年早知道》，刘澍德的《甸海春秋》，西戎的《赖大嫂》等短篇，都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真实揭示生活矛盾的好作品。一些作家把笔锋转向历史，写出《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等短篇，以历史的镜子映照现实，这是小说家们在特殊环境中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曲折表现。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虽以“大跃进”为背景，但立意不在歌颂浮夸作风，而着力于塑造农村新人富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性格，至今仍保持一定的艺术魅力；至于真实刻画了土生土长的好干部形象的《延安人》（杜鹏程）、《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等短篇，更是具有较大感染力量的优秀作品。

1962年以后，小说创作的兴旺局面开始冷落，其间虽有姚雪垠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 1卷问世，但其他好作品不多。浩然的《艳阳天》和陈登科的《风雷》反映农村生活，艺术上有可取之处，内容上却明显留下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潮的痕迹。

“文化大革命”中，小说的正常创作活动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制，而一批反现实主义作品则在唯心主义思潮下应运而生。以《序曲》为结集的一批短篇，就是突出代表。

1976年10月，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的转折，社会政治动乱开始平复，随着思想路线逐步端正，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文学事业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趋势，小说创作更是盛况空前。作为中国社会由大动荡走向大整治、大改革的历史过程的生动反映，这时期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恢复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并不断走向深化。社会政治生活中唯物主义路线的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使小说家们精神上获得一次大解放，他们敢于面对现实的人生，正视生活中普遍关心的矛盾，提出自己积极的思考。进入新时期的头两三年，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出现了一批曾被称为“伤痕文学”的短篇小说，它们第一次把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惨痛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还有一批作品,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则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交错表现中,着重探索建国30年来国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和深刻教训，进行历史的“反思”。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是反映十年动乱生活最有影响的长篇，它们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动乱所造成的历史倒退，更着力于表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光明的强烈渴求。这几年继姚雪垠《李自成》第 2卷后所涌现的《星星草》、《金瓯缺》、《风萧萧》等一大批历史小说，也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特征:从历史的真实发展中探求深刻的生活哲理,以唤起当代读者感情的共鸣。进入80年代以来，作家的笔锋逐渐转向了正在发展中的当前现实。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前进的生活巨流，有力揭示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各种矛盾，塑造“改革者”或当代新人的形象。蒋子龙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是引起社会瞩目的第一篇作品。陆续出现的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一批以70年代末期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和当前军队生活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在揭示部队生活矛盾、塑造当代军人形象方面也有明显突破，象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佳作。

二是描写普通人的命运，表现和歌颂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人情美、人性美。这也是近几年小说创作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其中出现了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古华的长篇《芙蓉镇》等优秀作品。这类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普通人的命运与时代命运紧紧交织，透过人的命运去窥视时代风云和社会人生。

从对普通人的命运的真实描写到对人生意义的深沉思索，是这类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进展。韦君宜的中篇《洗礼》、路遥的中篇《人生》等，都凝聚着小说家们对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在表现这类生活内容的创作中，也有曲折。一些青年作者由于思想功力的欠缺，在复杂生活面前感到迷惘，无法正确把握社会矛盾的本质所在和它的必然趋向，因而产生了一些艺术上虽有特色而思想倾向上有明显失误的作品。这也是除旧布新年代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

三是创作样式的交叠变化和艺术手法的大胆革新。从小说样式方面来看，新时期的头几年，短篇小说非常活跃。到80年代,中篇小说异军突起,以大批优秀作品占领文坛，仅1981至1982年就涌现了1100多部作品，这是现代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长篇小说自1977至1982年6年时间涌现了500多部作品，数量可观，但从创作势头看，尚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

这时期小说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显得异常丰富多彩，探索的道路也更加宽阔。一些致力于小说民族化的作家，在对传统小说艺术经验吸取的同时，更注重于民族感情的熔铸。李准的长篇《黄河东流去》、叶蔚林的中篇《在没有航标的河道上》、刘绍棠的中篇《蒲柳人家》是这方面较早出现的佳作。对西方现代派小说艺术手法的吸取，是这时期小说形式革新的一个突出方面。以意识流作为结构作品的手法，多视点、多角度、多层次揭示人物精神生活的手法，在创作中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走在这种探索前面的作家是王蒙，他的中篇《蝴蝶》、短篇《春之声》，获得社会首肯。李国文在长篇革新方面也迈开了第一步，《冬天里的春天》是一个可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