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259年－334年7月30日），字士衡（一作士行）。原籍鄱阳郡鄱阳县（今江西省鄱阳县，一说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省九江市，一说今湖北省黄梅县）。晋朝时期重要的军事将领。

陶侃本来是鄱阳郡鄱阳县人（今江西省鄱阳县东，一说本为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人），吴国被西晋平定后，陶侃家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省九江市，也有今湖北省黄梅县的说法）。其父陶丹，在三国孙吴时曾任扬武将军。陶侃年幼而孤贫，最初任县中小吏。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母亲湛氏于是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别人做假发，换得酒菜，客人畅饮极欢，连仆从也受到未曾想到的招待。范逵告别时，陶侃相送百余里。范逵问：“卿想到郡中去任职吗？”陶侃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范逵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赞美陶侃。张夔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县令。在任上以有才能而著名。在此期间，陶侃结识了时任安阳县功曹周访，二人一见定交，并结为儿女亲家。在周访的举荐下，陶侃被任命为庐江郡主簿时。值州部的从事到郡中，想找点岔子处罚他，陶侃关上门严格约束部下，对从事说：“若我们有错误，自当按宪令处治，不应这样相逼，若不按礼法办事，我也能对待。”从事只好离去。

张夔之妻生病，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大雪天寒，主簿等僚属们都感到为难，独陶侃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小君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于是主动要求前往。大家都佩服他的礼义。长沙郡太守万嗣来到庐江，见到陶侃，诚心敬悦，对他说：“你最终一定会有名的。”让自己的儿子与陶侃结为好友才离去。后来，张夔向朝廷举荐陶侃为孝廉。获举孝廉的陶侃应征到洛阳后，数度拜谒以“性好人物，诱进不倦”闻名的重臣张华。张华开始认为他是来自偏远之地的人，不大理睬他。但陶侃每次去，都神色安然。张华后来与他交谈，大为惊异，陶侃得以除任郎中。当时的伏波将军孙秀出身孙吴宗室，名望不高，北方士族都耻于任他的掾属，孙秀因为陶侃出身寒族，于是召他为舍人。

当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是陶侃的同乡，被乡中舆论一致称扬。陶侃拜见他，他评价说：“《易经》上说：‘坚固贞正，足以干事。’陶士衡就是这样的人。”杨晫和陶侃一同乘车去拜见江南名士中书郎顾荣，顾荣也很看重他。吏部郎温雅对杨晫说：“你怎么和小人同乘一辆车呢？”杨晫说：“他可不是普通的人。”当时的清谈领袖乐广要会见南方的名士，武库令黄庆推荐了陶侃。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黄庆说：“这人终会前途远大，有什么可疑的。”黄庆后来任吏部令史，就推举陶侃外出为邵陵郡武冈县令。陶侃到任后，与邵陵太守吕岳不和，于是弃官回家。后来又当过郡里的小中正。

晋惠帝在位时爆发的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太安二年（303年），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任命刘弘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军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校尉长史，领大都护，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此时，张昌用全部兵力包围宛城，打败前将军赵骧的军队，杀死羊伊，刘弘只好撤退至梁县。张昌围攻襄阳，但失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派陶侃等人在竟陵郡进攻张昌。陶侃等人屡次与张昌交战，大败张昌，前后斩杀数万人，张昌逃窜到下山，他的部众全部投降，荆州平定。

事后，刘弘感叹的对陶侃说：“我过去担任羊公（羊祜）的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一定能到他的地位，今天看到你，一定能够继承老夫我。”随后，陶侃因军功被封为东乡侯，食邑一千户。

永兴二年（305年），扬州刺史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于是起兵占据扬州，又派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郡，意图割据江南。刘弘闻讯后，当即命陶侃为江夏太守、鹰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齐备仪仗，将母亲湛氏接到官舍，乡里都大觉荣耀。在此之际，随郡内史扈怀却在刘弘面前挑拨说：“陶侃与陈敏有同乡之谊，他如今在大郡任太守，统领强兵，倘若有异心，荆州就失去东大门了。”刘弘回答说：“陶侃忠直能干，我了解他很久了，他一定不会这样的。”陶侃听说后，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到刘弘那里为质，来加强刘弘对他的信任，刘弘任他们为参军，给予赏赐，将他们送回江夏。说：“贤叔要征战出行，而祖母年事已高，你们应该回去。村野匹夫互相交往，尚且不负心，何况大丈夫呢！”再加陶侃为督护，让他和诸军并力抗击陈恢。陶侃以运输船作战舰使用，有人说不能这样作，陶侃说：“用官船来打官贼，有什么不行的？”陶侃与陈恢交战，多次击败陈恢。又和皮初、张光、苗光在长岐共同击败陈敏的部将钱端。陶侃治军严肃整齐，凡有缴获，全部分赏士卒，自己身无私财。

主词条：杜弢起义

光熙元年（306年），刘弘在荆州任上病故。不久，陶侃因母亲湛氏病故而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陶侃被授为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江州刺史华轶上表推荐陶侃任扬武将军，驻军夏口，又任命陶臻为江州参军。华轶与琅邪王司马睿素来不和，陶臻担心将来有灾难，借口有病回到陶侃身边，告诉陶侃说：“华彦夏（华轶）有忧天下之大志，但没有多大才能，并且和琅邪王有矛盾，灾祸就快来临了。”陶侃大怒，把陶臻送归华轶处。陶臻则趁机东投司马睿，司马睿见到陶臻很高兴，任命他为参军，并加授陶侃为奋威将军，赐赤幢曲盖轺车及鼓吹，陶侃这才和华轶断绝了来往。

永嘉五年（311年），司马睿命扬州刺史王敦统领甘卓、周访等沿江击败华轶。华轶兵败被杀后，陶侃升任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蛮贼常拦截长江上船只抢劫。陶侃令部下诸将假扮商船引诱山贼，山贼果然前来，活捉了数人，结果审问，得知他们原来他们是西阳王司马羕的部下。陶侃派兵逼司马羕交出盗贼，自己带兵在钓台列阵以为后继。司马羕只好把帐下二十人绑送出来，陶侃将他们斩杀，从此水陆交通安全畅通。返家的逃亡者络绎不绝，陶侃竭尽财力资助他们安家定居，又在郡东设立与夷人交易的市场，大收其利。

司马睿虽占据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司马睿派陶侃击杜弢，命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受陶侃指挥。陶侃令二将为前锋，侄儿陶舆为左翼，向杜弢发起进攻并将其击败。

建兴元年（313年），荆州刺史周顗被杜弢围困在浔水城。陶侃派部将朱伺前去救援，杜弢退守泠口。陶侃判断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迅速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令朱伺率伏兵迎头痛击，大破杜弢，缴获大批辎重，杀伤众多敌兵。杜弢败军退入长沙。战后，陶侃派遣参军王贡向王敦报捷，王敦说：“要不是有陶侯，就会失去荆州啊。伯仁（周顗）刚到任，就被贼兵击败，不知道他怎么能当刺史？”王贡说：“我们荆州正值多难之时，非陶龙骧（陶侃）治理不可。”王敦同意，即上表拜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管领西阳、江夏、武昌等郡，镇守沌口，又移镇沔江。其后，陶侃又派朱伺等消灭了江夏的叛军余部。此时，曾任征南将军山简手下参军的王冲聚众反叛，自封荆州刺史，占据江陵。王贡回到竟陵，假借陶侃的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斩杀王冲，收降他的部下。陶侃召杜曾前往，杜曾未到，王贡害怕假传命令的事会获罪，就和杜曾一起反叛。王贡在沌阳向陶侃的参军郑攀发起攻击，将其击败，又在沔口打败朱伺。陶侃准备移师退守，又被部将张奕迷惑，于是按兵不动。不久，王贡军到达，陶侃被打得大败。叛军钩住了陶侃的乘船，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而朱伺奋力苦战，陶侃才得以脱险。张奕投奔叛军，陶侃也被免职。但王敦还是上表请陶侃以布衣身份领职。

此后，陶侃再次率周访等进兵入湘，派都尉杨举为先锋，击败杜弢，屯兵于城西。陶侃的部下致辞于王敦，为陶侃辩白，王敦于是上奏请恢复陶侃的官职。

杜弢部将王贡率三千精兵，出武陵江，诱骗五溪蛮相助，以水师截断官军道路，直逼武昌。陶侃派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连夜进军巴陵，出奇兵大败王贡，斩首千余级，归降者达万人，王贡只好退回湘城。叛军内部产生了矛盾，杜弢因怀疑张奕而杀了他，叛军都不自安，降者日益增多。王贡又来挑战，陶侃在远处对他说：“杜弢是益州的小吏，盗用国库钱财，父亲死后竟不奔丧。你本是好人，为何要跟随他胡为？天下难道有善终的叛贼吗！”王贡开始将脚横架在马背上，一副傲然无礼的样子，陶侃说罢，王贡肃然放下脚来端坐，神色言辞显得很恭顺。陶侃知道他可以改变，再次予以说服，并截发起誓，王贡于是归顺陶侃。杜弢败走，陶侃率军攻克长沙，俘获了杜弢部将的毛宝、高宝、梁堪后回师。自此，历时数年的起义被平定。

杜弢起义被平息后，王敦非常忌妒陶侃的功劳，陶侃要返回江陵，准备向王敦告辞，皇甫方回和朱伺等人劝谏，认为不能前往。陶侃不听，王敦果然把他留住，降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并让自己的堂弟王廙取代陶侃任荆州刺史。陶侃在荆州的僚属请求王敦留下陶侃，王敦怒而不许。陶侃部将郑攀、苏温、马鯭等人不愿南下，就到西边迎接杜曾以抵抗王廙。王敦认为郑攀这样做是奉陶侃的旨意，于是穿上铠甲手持兵器，想要杀掉陶侃，但往复几次还是拿不定主意。陶侃严肃地说：“使君雄毅果断，能裁决天下事，今天怎么这样犹豫不决。”便起身入厕。王敦的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和陶侃为姻亲，如同左右手，哪有砍他左手而右手不来帮忙的。”王敦这才作罢，设宴为陶侃饯行。陶侃连夜出发，王敦又留陶瞻为参军。陶侃到达豫章后，见到周访，流着泪说：“如果不是有你作外援，我性命难保。”陶侃继续南进到达始兴郡。

陶侃将入广州时，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交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他的计谋，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都请求乘胜进攻温劭，陶侃笑着说：“如今我已是威名显赫，何必再动刀兵，只需要一纸布告就可以解决。”于是下书告谕，温邵因害怕逃走，追兵在始兴将他抓获。陶侃因功进封柴桑侯，食邑增至四千户。

太兴元年（318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不久，又加都督交州军事。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之乱爆发。三月，朝廷下诏陶侃以本职兼领江州刺史，又转任都督、湘州刺史。王敦攻入建康，把持朝政后，恢复了陶侃的本职，又加散骑常侍。当时的交州豪强新昌郡太守梁硕抗拒朝廷所派的刺史，自领交趾太守一职，还擅自派人迎接前刺史修则子修湛代管交州事，引得王敦的不满。同年十月，王敦委派武昌太守王谅为交州刺史，命其收斩梁硕、修湛。王谅到任后，修湛退回九真郡，但在陶侃所派使者的引诱下，还是前往州治龙编拜谒王谅，最后为其所杀。随后王谅谋刺梁硕不成，反为其举兵所害。梁硕为政凶暴酷虐，“一境患之”。而陶侃在得知梁硕围攻王谅时，已派参军高宝出兵，虽未能及时救援王谅，但还是于次年（323年）六月成功将梁硕击杀，传首建康。同月，王敦控制下的朝廷根据陶侃前后的功劳，允许他兼领交州刺史，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陶侃的次子陶夏也被封为都亭侯。

太宁二年（324年），王敦之乱平定后，晋明帝司马绍为避免重蹈覆辙，在一方面重用外戚庾亮、流民帅郗鉴等制约丞相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进行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职务，使方镇互相牵制。根据明帝的这一计划，陶侃于同年五月被任命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其他职务如故。荆楚民众听到陶侃再镇荆州，都互相庆贺。

太宁三年（325年），陶侃因宁州刺史王坚无法抵御成汉进攻，于是奏请零陵太守尹奉接任宁州刺史。尹奉到任后，雇请刺客刺杀此前归附成汉的梁水太守爨量，劝降同样归成的益州太守李逖，使宁州暂得安宁。

主词条：苏峻之乱

太宁三年（325年），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司马衍即位，成帝的舅舅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长江上游、手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甚至到苏峻、祖约叛乱之初，他仍致信温峤说“吾忧西陲（指陶侃）过于历阳（苏峻）”。

咸和元年（326年），镇守江州的平南将军应詹去世。临终其曾与陶侃通信，追忆二人往来，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

咸和二年（327年）底，因庾亮的一再刺激，历阳内史苏峻联合屯驻寿阳的镇西将军祖约举兵叛乱，并于次年（328年）初便攻入建康。陶侃的儿子陶瞻也在此时被叛军杀害。当时，庾亮出逃江州，投靠温峤，与他一同邀请势力最强的陶侃出兵勤王。当初，在明帝驾崩时，陶侃并没有成为辅政大臣，他对此深为遗憾（并怀疑是庾亮删去自己和祖约的名字），于是答复温峤说：“我是在外守边的将领，不敢超越自己的职分。”温峤坚决要求他出兵，并推举他为盟主，陶侃这才派督护龚登率兵来与温峤合合，但很快又将龚登追回。温峤在书信中以平叛立功、为子复仇两个理由劝说他“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退当以慈父之情，雪爱子之痛”。温峤的使者王愆期则指出若苏峻得势，将无陶侃安身之所。陶侃的妻子龚氏也力劝他出兵。在这种情况下，陶侃才决定出兵。他不顾陶瞻丧礼在即，马上戎服登舟而行，昼夜兼程，顺江而下。

咸和三年（328年）五月，陶侃率军到达寻阳。庾亮听说陶侃可能杀自己以谢天下的流言，便采用温峤的计谋，主动谒见陶侃，化解了这一矛盾（详见“轶事典故-释怀庾亮”部分）。随后，陶侃与庾亮、温峤一同赶赴建康。义军共有士卒四万，旌旗延绵七百多里，钲鼓之声震动遐迩。苏峻听说陶侃等人起兵后，被迫从姑孰分兵拒守石头城，抗拒义军。

陶侃、温峤溯江行进，屯军于茄子浦（今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中）。此时，三吴士族王舒、虞潭等举“东方兵”对抗苏峻，陶侃上表举荐王舒、虞潭分别监浙东、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此时郗鉴与雍州刺史魏该纷纷率军来到茄子浦，使义军军势更盛。稍作休整后，陶侃等统领水军直指石头，到达蔡洲。陶侃独自屯军查浦，温峤则屯军沙门浦，形成掎角之势。

各路义军刚到石头，就要展开决战，陶侃认为叛军强盛，不可强攻，当等待时机以智而破之。六月，因几次出战都未能取胜，诸将请求在查浦修筑营垒，监军李根却建议在白石修营垒，陶侃不同意，他说：“如果筑垒不成，就追究你。”李根说：“查浦地势低下，又处在水南，只有白石地形险要坚固，可容纳数千人，不利于敌人进攻，是灭敌的好办法。”陶侃笑着称赞李根为良将，采用其建议连夜修造，到天亮时就建成了白石垒，使叛军大为惊恐。陶侃派庾亮率二千人据守白石，苏峻率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四面围攻，未能攻克。

此时，王舒、虞潭等与叛军连战失利，在长史孔坦的建议下，陶侃令郗鉴和后将军郭默回军扼守京口，建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座壁垒，使苏峻兵力分散。叛将祖约又派祖涣、桓抚偷袭湓口，陶侃本想亲自出征，但被毛宝以“义军恃公，公不可动”的理由劝止，由毛宝代其击退祖涣等，救回谯国内史桓宣。

陶侃等与苏峻相持到九月份，仍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温峤军陷入缺粮的窘境，只得向陶侃借粮。陶侃盛怒，想要撤回荆州。温峤解释未果。毛宝得知后，主动面见陶侃，以借兵“上岸断贼资粮”的实际行动暂时挽留了陶侃。在此期间，竟陵太守李阳劝说陶侃道：“现在大事若不成，您虽有粮米，怎能吃得上呢！”陶侃于是分出五万石米给温峤。随后，毛宝烧毁苏峻在句容、湖孰的军备积蓄，苏峻军队缺粮，陶侃遂打消了回镇的念头。

这时候，郭默镇守的大业营垒也遭到叛军围困，情势危急。陶侃本准备救援，经长史殷羡献“围魏救赵”之策，遂亲率水军，温峤等领步军，合攻石头城。苏峻得报后，被迫放弃大业，转援石头。诸路义军和苏峻交战，李阳的部将彭世在阵上斩杀苏峻，叛军大乱。

咸和四年（329年）正月，叛将匡术在光禄大夫陆晔、尚书左仆射陆玩的劝说下，献苑城（即台城，今江苏南京市鸡鸣山南，乾河沿北）归附义军。百官均奔赴苑城。陶侃令毛宝、邓岳分别戍守苑城南、西两部分。二月，陶侃与诸军进攻石头城，击斩苏峻之弟苏逸。其余部在不久后也被消灭。苏峻之乱终于在众人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后，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平定后，陶侃回师江陵，于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初十论功被擢升为侍中、太尉，加授都督交州、广州、宁州等七州军事，再加羽葆、鼓吹，进封长沙郡公，食邑三千户；又赐绢八千匹。陶侃因为江陵位置偏远，于是移镇巴陵。当时割据辽东的慕容廆与陶侃通信，称他是“海内之望中唯足为楚汉轻重者”，可见其地位及威望。

陶侃举义兵征讨苏峻时，传檄令各地守臣勤王，湘州刺史卞敦拥兵不前，又不供给军粮，仅派督护带领几百人随军而已。等到叛乱平定后，陶侃奏议卞敦阻扰军务，持观望态度不赴国难，请求将其逮送廷尉治罪。但在王导的庇护下卞敦仅被转镇广州，患病后又调赴中央为九卿，不久后才忧疚而死。

咸和四年十二月（330年1月），后将军郭默擅自杀害江州刺史刘胤。咸和五年（330年）正月，刘胤的首级被送至建康，执政的丞相王导认为郭默骁勇难制，便“枭（刘）胤首”于朱雀航，并承认郭默为江州刺史。

早在王导任用刘胤镇江州时，陶侃与郗鉴均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待到闻知刘胤遇害之后，他拂袖而起，说：“这其中必定有诈。”随即要率兵征讨郭默。郭默派使者送陶侃妓妾和绢，并写密诏呈送给陶侃，陶侃的僚佐也大多劝道：“郭默不受诏令，怎敢做这种事。如果要进军，应该等待诏书。”陶侃神色严厉的说：“天子年幼，诏令并非出于己意。刘胤被朝廷重用，虽然所任非才，但为何胡乱遭到极刑。郭默恃仗骁勇，行事贪婪横暴，因国家大难刚刚平定，朝廷法令纲纪宽松简略，想乘机肆行无忌罢了！”便派使者上表陈述郭默的罪状，并写信给王导说：“郭默杀害刺史就任用他为刺史，如果他害死宰相是不是就要任他为宰相呢？”王导这才收起先前被示众的刘胤首级，给陶侃回信说：“郭默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再加上有舰船为其所用，所以包涵忍耐，让他占据那地方，朝廷因此得以秘密戒备。等足下大军到达，风驰赴敌，这难道不是暂且顺从，等待时机再定大事的策略吗！”陶侃阅信后笑着说：“这的确是对此贼屈从的策略。”随即起兵抵江州。

郭默闻知陶侃出兵讨伐自己，想向南占据豫章，适逢陶侃的军队到达，他出战不利，只得进城固守，用米堆成垒堡，显示自己粮食有余。陶侃修筑土山与他对垒。同年三月，庾亮的军队到达湓口，各路军队会齐。五月，郭默的部将宋侯捆绑郭默父子出城投降。陶侃在军门前将郭默斩首，首级传至建康。郭默在中原时，多次与后赵皇帝石勒交战，石勒的部下都害怕他，听说陶侃兵不血刃就擒拿郭默，更加敬畏陶侃。苏峻的部将冯铁杀了陶侃的儿子后投奔了石勒，石勒让他任边将。陶侃把事情真相告诉了石勒，石勒就杀了冯铁。朝廷下诏陶侃领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军事，部下增设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十二人。陶侃领兵回到巴陵，再移镇武昌。

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在于要笼络郭默对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后，陶侃曾欲举兵废黜王导，但因庾亮调解以及王导的亲家郗鉴反对才作罢。

陶侃驻守在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次都不回答，而众人一直说此事，陶侃于是在率将佐过江围猎时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至咸康五年（339年），后赵派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

咸和七年（332年），陶侃派毌丘奥经营巴东，又派其子、平西将军参军陶斌和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派陶臻与竟陵太守李阳等攻下新野，收复了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进行这些军事活动，据他后来所说，是有“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的长远目的。朝廷拜陶侃为大将军，赐予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殊荣，被陶侃上表坚决辞让。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深以满盈自惧，不预朝权”，多次想告老回到封国，但被佐吏们苦苦相留。这种想法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在表中，他回顾平生行迹写道：

臣自少生长孤寒之门，开始时志愿不大。过多地承蒙圣朝几代的殊恩，陛下明鉴，宠信更隆。有始必有终，自古以来莫不如此。臣年近八十，位极人臣，临终之时，还有什么遗恨呢？只是因为陛下年纪尚小，残寇未灭，祖宗陵寝未归于旧都，所以胸中愤慨，不能自已。臣虽不能预知寿命，但年齿已迈，蒙受朝廷殊恩，赐封在长沙，去世之日，当葬于封土之内。臣父母墓葬，现都在寻阳，由生前想到死后，都不愿与父母分离。现已安排部下准备迁葬，等到秋天，奉迎父母之灵柩安葬。葬事已毕，臣即告老归藩。没想到所患疾病，日益加重，伏枕感慨，情不自胜。臣早先还以为自己生命还能延续几年，想为陛下西平李雄，北灭石季龙，所以派遣毋丘奥驻守巴东，将襄阳交给桓宣。宏愿未能实现，就要与世永别。我所担任的内外要职，请陛下马上选择良臣来接替，继续效忠王室，继承臣志，臣虽死犹生。

最后，陶侃在表中希望成帝应该倚信群贤，认为有王导、郗鉴、庾亮三人“献替畴谘，敷融政道”，可以使“地平天成，四海幸赖”，并派左长史殷羡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

陶侃在离开荆州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等，都有簿录统计，封存仓库，由其亲自上锁。临行前，他将后事托付给右司马王愆期，并命他统领文武官吏。十二日，陶侃乘车离开武昌，到渡口乘船，准备返回长沙，回头对王愆期说：“老夫现在蹒跚难行，正因你们阻拦。”次日（334年7月30日），陶侃于樊溪逝世，享年七十六岁。根据陶侃的遗嘱，众人把他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他的旧部又在武昌城西为其刊石立碑、作画像。成帝闻讣讯后，下诏追赠陶侃为大司马，赐谥号“桓”，以太牢礼祭祀。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当时前朝东晋的封爵中只有王导、谢安、温峤、谢玄与陶侃的子孙爵位未被废除。其爵位长沙郡公被降封为醴陵县侯，食邑五百户。

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有“太尉长沙公陶侃”。

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陶侃。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及明代黄道周所著的《广名将传》中，陶侃均位列其中。

陶侃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他治荆州，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之乱平定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在秋熟收获之时常买米，等到饥荒时又减价卖出救济。使得官民欢悦，都依靠他救济得以生存。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此说虽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确是事实。

陶侃平定陈敏、杜弢、张昌起义，又作为联军主帅平定了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在后将军郭默擅自杀害刘胤后，即率兵征讨，不费一兵一卒就擒获郭默父子，因而名震敌国。

陶侃擅写书法，理政时所需的远近文书都亲手撰写，“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唐人窦臮所著《述书赋》存其“带名正书一纸”，共十行。窦臮根据陶侃的真迹作赞道：“雍容士衡（一作“士行”），季孟公旅。肌骨闲媚，精神慢举。如辞山登朝，混迹杂处。”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亦指出陶侃书法“肌骨闲媚”的特点。

师圭：“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

万嗣：“君终当有大名。”

杨晫：

黄庆：“此子终当远到。”

陈训：“二君（陶侃、周访）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由年耳。”

张华：“后来匡主宁民，君其人也。”

刘弘：

王敦：“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

应詹：“足下建功峤南，旋镇旧楚。……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诚。”

慕容廆：“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衡，杖叶公之权，有包胥（申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员殆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

梅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诸葛亮），陆抗诸人不能及也。”

司马衍：“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籓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

袁宏：“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谢安：“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孙盛：“侃勤而整，自强不息。”

《陶氏叙》：“侃少有远概纲维宇宙之志。”

刘义庆等：

蔡景历：“虽汉诛禄（吕禄）、产（吕产），举朝实赖绛侯（周勃），晋讨约（祖约）、峻（苏峻），中外一资陶牧，比事论功，彼奚足算。”

房玄龄等：

司马光：“晋室既衰，中原云扰，刘石慕容之辈，弥漫河洛，蟠据岱华，宫阙芜没，陵庙隳焚。元帝（司马睿）以宗室疎属，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晋者，皆裹粮而归之，国于荆扬之间，子孙相承不绝如线。独明帝（司马绍）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国不永，自余孱弱孤危，外陵内叛，寄命于虎狼之口，几遇吞食者数矣，然卒能保其位号宗庙血食百有余年，何者？王导、卞壸、温峤、陶侃、谢安、谢玄为之臣也，群贤既没，使道子（司马道子）、元显（司马元显）之徒辅之，败亡不亦宜乎？”

苏轼：“陶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书折翼事，岂有是乎？”

郑侠：“陶侃惜分阴，仲尼犹不及。”

刘羲仲：“晋太尉陶桓公侃有大功於晋，读其书，凛乎若见其唱义於武昌，破石头，斩苏峻，何其壮也。”

洪迈：“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

朱熹：“晋侍中、太尉、长沙陶桓公兴建义旗，康复帝室，勤劳忠顺，以没其身。”

吕祖谦：“晋之始也，敌国云扰，强臣专制，上下惴恐，如处积薪之上而火将燃者，故君无骄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为忧，是以内虽王敦、苏峻反叛相寻，桓温擅权废立，外则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坚淝水之役，江东几至不保。然当时人主恐惧于上，而王导、温峤、陶侃、谢安、谢玄之徒足以尽其力，故至危而复安，将亡而复存也。”

张预：“孙子曰：‘因利而制权。’侃因山夷劫掠而诈作商船。又曰：‘守其所不攻。’侃以贼保冷口而先备武昌。又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侃知贼伪降而为之备。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侃威名已著，谕之以书而贼遁。又曰：‘攻其所必救。’侃攻石头而解大业之围。又曰：‘地有所不争。’侃不守邾城是也。”

冷应徵：“治官事当如家事，惜官物当如己物。方今国计内虚，边声外警，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谈自高以误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师也。”

陈文龙：“陶公被诬，以晋之刑政，不行于庾元规也。元规以笔札啗王隐，折翼化鹤之事，隐与杜延业共为之也。”

徐钧：“荡除国难功勋盛，王室因之得载安。最是南陵千里外，拾遗屏迹化尤难。”

郝经：“元帝渡江，有王导之懿，陶侃、温峤、谢安之贤，亦尝经略中原，取河南，入关中，出彭城，胜淝水，而山桑代陂，枋头折败，相继终不能救江沱日车之侧。”

陈普：“苏峻鲸奔正可忧，翻令王室备荆州。五陵松柏无遗种，谩为桓温拾竹头。”

袁褧：“陶荆州之勤敏，谢东山（谢安）之恬镇。……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奥，风旨各殊，人有兴托。”

王世贞：“自陶士行殁，而梅陶与人书，谓‘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而纂史者略节其善而称之，遂以为江左之巨擘。吾以为士行知为名镇将而巳，殆不知有晋也。当处仲之作逆也，士行虽失职居广州，然所部不乏军食，且负岭海之固，坐视其先后之兵起，而进不闻一言以相阻，退不闻与谯王（司马承）、甘卓之盟以掎其后。假令处仲遂得志，始兴当为司马孚，而士行不亦为孔光、王舜乎？苏峻之难，京师巳失守矣，当号哭而勤王，以死誓讨贼可也。而乃以不预顾命为恨，其拒温平南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称越局。兹何时也，而尚恨顾命之不预哉，兵既发而复追之还，食有余而不肯贷太真（温峤）。至动义旗回指之说，然后勉强以趣事，侥幸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欵、郗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劝进之笺，亦可自荆州发乎？亦遂可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刘（刘曜）、石（石勒）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处也。史称其有异志，以梦折翼祥而止，又称其瓌珤珍异，富于天府，宁尽诬哉？凡士行之所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地而巳。其有功于晋者，仅居一焉，而又不纯。……吾尝谓是二公（陶侃、李光弼）者，称名将可也，称贤臣不可也。”

黄道周：“陶侃忠能，著之久矣。命之御贼，肯庇乡里。信任击之，所向披靡。天下饥荒，劫贼群起。诈作商船，诱擒究拟。究系将兵，追斩方已。王贡从弢，被击遁徙。侃遥谓之，君本佳子。顺弢匪人，吾为君耻。贡感来降，弢因败死。既迁广州，径行不止。曾机皆诛，下温一纸。在广恐安，运甓以砥。木屑竹头，皆所综理。石头可攻，白石可倚。名将妙言，从而且喜。郭默即诛，余奸自馁。不守邾城，大有深指。方识陶公，过人远尔。”

王夫之：

赵翼：“（《晋书》）至陶侃生平，惟苏峻、祖约之反，侃以不与顾命、不肯勤王，经温峤等再三邀说，始率兵东下，此是其见小不达大义之处。其他则尽心于国，老而弥笃。朝廷加以殊礼，侃固辞。又因病上表去位曰‘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云云。未没前一年，已逊位归国，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笃将归，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出府门就船，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是可见其其超然于权势矣。本传亦云‘侃季年常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而传末乃云‘侃尝梦生八翼上天门，至第九重折翼而堕。后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有觊觎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传论亦谓其‘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梦而不敢也！于导（王导）则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管仲、诸葛亮），于侃则因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岂非褒贬失当乎！”

李慈铭：“若羊祜之厚重，杜预之练习，刘毅之劲直，王濬之武锐，刘弘之识量，江统之志操，周处之忠挺，周访之勇果，卞壸之风检，陶侃之干局，温峤之智节，祖逖之伉慨，郭璞之博奥，贺循之儒素，刘超之贞烈，蔡谟之检正，谢安之器度，王坦之之风格，孔愉之清正，王羲之之高简，皆庸中佼佼，足称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

蔡东藩：

余嘉锡：“陶公爱惜物力，竹头木屑，皆得所用。既是性之所长，亦以此取人……此之俭吝，正其平生经济所在。与王戎辈守财自封者，固自不同。”

毛泽东：

黎虎等：“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田余庆：“陶侃有较强实力，立有大功，但以‘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是无从入股的。”

传说陶侃年少时在钓矶山（今江西南昌西）钓鱼（一说在雷泽打鱼），捞上来一只织布梭，带回家去挂在墙上。不久雷雨，织梭变化为赤龙飞上天去。这就是“龙梭”这一典故的由来。

陶侃年轻时曾任管理渔业的小官“鱼梁吏”。一次，他把一坛腌鱼赠送给母亲湛氏。湛氏说：“这是哪里来的？”陶侃派来的人说：“是官府的。”湛氏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忧愁啊！”

（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陶侃在武昌时，曾与自己的僚属从容宴饮，但喝酒常有限制。有人劝他还可以再喝一些，陶侃一时凄然泪下，许久才说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喝酒后有过，与双亲有约，所以不敢超过限制。”

陶侃因湛氏病故而离职服丧时，当时有两位客人前来吊唁，不哭而离开，化为双鹤，冲天高飞而去，时人都感到很惊奇。

东晋名将周访与陶侃在官位低微时已经相识。有一次，他们外出，遇见善相面的陈训。陈训对二人说：“你们两位都将位至方岳（执掌一方的官员，如刺史等），功名大致相同。只是陶侃得到上寿，周访得到下寿，两位的优劣由年龄决定。”周访比陶侃小一岁，后来果然早于陶侃十四年去世。

主词条：陶侃运甓

陶侃生性聪慧敏捷，做人谨慎，为官勤恳，整天严肃端坐。军中府中众多的事情，自上而下去检查管理，没有遗漏，不曾有片刻清闲。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活着的时候对人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灭自己啊！”

陶侃在广州，闲时总是在早上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难担大任。”他就是这样劳其筋骨以励其志。

陶侃性格“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被时人比作人西汉的赵广汉。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而都尉夏施盗官柳种在自家门前。陶侃后来看见，停车问道：“这是武昌西门前的柳树，为何把它盗来这里种？”夏施恐惧之下连忙谢罪。

陶侃的部下中有人闲于游戏而荒废职事，陶侃命令将其酒器、赌具都投入江中，并鞭打吏将，对他们说：“樗蒱赌博是牧猪奴的游戏，《老子》《庄子》浮华不实，不是先王的明法正言，实不可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振其威仪，那有蓬乱着头发来培养声望还自称豁达的人。”有送礼物给他的，都要询问来由，若是自己出力得来的，即使礼物轻微也很高兴，回赠的东西更多。若这礼物来路不正，则严厉斥责，绝不收取。

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人手拿一把未熟稻谷，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陶侃抓住他鞭打他，因此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

在造船的时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人们都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太阳刚放晴，厅堂前积雪，地面还潮湿，陶侃于是用木屑铺散地面。等到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作钉装船。陶侃综合料理事物极其细密，都是这样。

陶侃对庾亮素有不满，直到出兵勤王后，这种情绪仍不能消解。温峤用计指点庾亮拜谒陶侃，陶侃见庾亮主动引咎自责，言谈间风度不凡，这才释然，还调侃他说：“君侯（庾亮）修石头以拟（猜疑）老子（陶侃自称），今日反见求耶！”等到达建康附近后，庾亮率军攻苏峻，反为其所败，于是把符节交给陶侃谢罪。陶侃却说：“古人曾有三败，君侯您才败两次。现在是紧急关头，不该计较这些。”庾亮的司马殷融去见陶侃谢罪说：“这是庾将军造成的，不是我们出的主意。“另一位庾亮的幕僚王彰来后则说：“这是我自己造成的，庾将军不知道。”陶侃说：“过去殷融是君子，王彰是小人；现在王彰是君子，殷融则是小人了。”随后，陶侃又感叹道：“朝廷政出多门，才产生国家的灾祸。自从王室丧乱以来，难道只是苏峻一人为患。”

司徒王导进入石头，让人取出他的旧有符节，侃笑着说：“苏武的符节好像不如你这个。”王导面有愧色。

陶侃为人知恩图报。凡是他微贱时受过别人的恩惠，哪怕是一餐饭他也必定报答。他寒微时，受到张夔、范逵的帮助。在他崛起为大将的过程中，荆州刺史刘弘对他很是提携。等到陶侃平定苏峻之乱后，任命张夔之子张隐为参军，范逵之子范珧为湘东太守，以刘弘的曾孙刘安为掾属，上表褒赞梅陶。

陶丹，三国孙吴时官至扬武将军。

湛氏，豫章新淦县南市村（今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

龚氏。

陶操，陶丹任边将时保质之子。或为陶侃之兄，陶臻之父。

陶侃有子十七人，但只有九人见于旧史记载，其他都没有什么声名（《晋书·陶潜传》还记载一子）：

陶洪，官至丞相掾，早卒。

陶瞻，字道真，官至散骑常侍、封都亭侯。苏峻之乱中遇害，后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

陶夏，因陶侃功劳封都亭侯，后为长沙公世子。

陶琦，官至司空掾。

陶旗，咸和（326年－334年）末年官至散骑侍郎，封郴县开国伯。

陶斌，官至尚书郎，为陶夏所杀。

陶称，官至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为庾亮所杀。

陶范，小字胡奴，陶侃第十子（一说第九），为其诸子中最有名之人，太元（376年－396年）初年官至光禄勋。

陶岱，官至散骑侍郎。

陶茂，官至武昌太守。

陶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谋，封当阳亭侯。咸和（326年～334年）年间官至南郡太守、南蛮校尉、假节。卒赠平南将军，谥号肃。

陶舆，陶臻之弟，果烈善战，因功累迁至武威将军，后战死，追赠长沙太守。

陶氏，陶侃第十女，嫁名士孟嘉，即陶渊明外祖母。

陶弘，陶瞻之子，世袭长沙郡公，官至光禄勋。

陶淡，字处静，陶夏之子，隐居不仕。

陶定，陶旗之子，世袭郴县开国伯。

陶绰之，陶弘之子，世袭长沙郡公。

陶袭之，陶定之子，世袭郴县开国伯。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山水田园派诗人。

陶延寿，陶绰之之子，世袭长沙郡公。刘宋建立后，被降封为吴昌侯。

陶谦之，陶袭之之子，世袭郴县开国伯，刘宋建立后，封国被废除。

陶侃传世著作有《陶侃集》二卷，但早在隋唐之际已经亡佚。《全晋文》收录有其文疏多篇：《相风赋》《表》《上温峤遗书请停移葬表》《让拜大将军表》《上表逊位》《上成帝杂物疏》《遗荀崧书》《答温峤书》《答慕容隽书》《报封抽韩矫等书》《与王导书》等。

关于陶侃的族属，史书没有明言，仅提到温峤曾骂他为“溪[傒]狗”，《晋书》说他“俗异诸华”。但后世的一些史学家，因其居住地庐江郡在魏晋南北朝时是槃瓠蛮杂居的地方，故而认为他属于少数民族。

据史书记载，陶侃自少于雷泽捕鱼，曾经梦到自己背上生出八翼，自己凭借翅膀飞入天门九重，已过其中八门，唯独到第九门时无法进入。守门者杖击陶侃，使其落地，折损左翼。等到他晚年都督八州，手握强兵时，“潜有窥窬之志”，但每每想到早年折翼的故事，便自我抑制，保持了作为臣子的忠诚。

关于这个故事，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唐人所修《晋书》中“褒贬失当”的悖论。也有一些人认为《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明人王世贞（见“历史评价”目录）。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

影视剧《东方小故事》：施大生饰演陶侃。

歌仔戏《陶侃贤母》：唐美云饰演陶侃。

主词条：晋都陶侃故居

晋都陶侃故居，又称陶公山，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市区石嘴垴。陶侃曾在山上建有小茅屋，并在周围开荒种菜。茅屋的前左侧有块洼地，积雨水而成池，是陶侃饮用吸水的地方。因常有猫儿在池边捕捉小鱼，故名“猫儿池”。茅房后面的小山沟上有石砌小桥，后人称为“陶公桥”，后被毁。

陶公山临湘江一面都是红砂石岩，石峰隆地向湘江伸展，宛如壶嘴，故名“壶山”，俗称“石嘴瑙”，从远处眺望伸向湘江的石嘴上颌，形态壮丽，好象怒吼的雄狮，俗称“狮子口”。石山嘴上有株碧梧，梧桐树后面便是陶侃的衣冠墓和墓房前的小花园。

陶侃墓庐位于壶山西南临江处，此地最早建陶侃衣冠墓于晋代，现重建于1921年，原占地4亩，由墓庐、守园屋、墓及小花园等组成。1959年陶侃墓庐的陶侃墓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其他设施与地基则被房管所、自来水厂和居民住宅所占。

射蟒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古潭街白鹤观，传说东晋名将陶侃设台射蟒处。古时长沙岳麓山有一巨蟒，常浮悬空中双眼为灯，吐舌为桥，吞食生民。陶侃镇长沙时，乃于白鹤观筑台，操弓射灯，杀死蛇妖。

陶侃为政慎密，提倡教育，常勉人惜寸阴，毋饮酒赌博。长沙郡人念其功德，故建祠以祀。明嘉靖年间，知县吕廷爵塑陶侃像于祠中，名“惜阴书院”。现其遗址上建有惜阴街小学（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惜阴街）。

王隐《晋书》（原书已散佚，今存片段）

房玄龄主编《晋书》卷66《陶侃传》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85~卷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