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建筑特色为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常见的建筑类型有佛寺佛塔和石窟，从东汉末年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不稳定战争破坏严重。

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一个阶段。在这300多年间，社会生产的发展比较缓慢，在建筑上也不及两汉期间有那样多生动的创造和革新。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发展，高层佛塔出现了，并带来了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不仅使我国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建筑艺术，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

此时期为中国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中国（五胡乱华），此时专制王权衰退，士族势力扩张，特权世袭，形成门阀政治，此时期，汉族和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一些地方货币停止使用，华北甚至倒退到了自然经济阶段。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劳动人民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在佛教中寻找安慰；各族的统治者们今天可能是一个皇帝，明天也许就会沦为一名俘虏，一个异族的奴隶。他们在佛教中求得寄托，同时也看到了佛教的传播对于安定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正如古诗中写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道大盛，统治阶级大量兴建寺、塔、石窟等，寺院经济强大，数量众多的佛教艺术作品，使文学艺术得到了解放。总之，这是一个建筑技艺大发展的时期，在建筑装饰方面，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在工艺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之种种圆和生动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丰富了中华建筑的形象。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在东汉初就已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统治阶级予以大力提倡，兴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和石窟。

中国四大石窟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都开凿于此时。

寺庙建筑、塔、石窟寺等的繁荣兴起，极大的充实了中国建筑的风貌。魏晋南北朝的建筑，重点要说的就是佛教建筑。

佛教的影响不仅仅是佛教建筑，还影响着老百姓的住宅。这一时期出现了“舍宅为寺”的建筑现象。人们疯狂的崇拜着佛教，在自己家的院里建佛殿、建塔。

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500所，僧尼10万多人。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大崇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今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岗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

中国的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内地，初期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

佛塔是为埋藏舍利，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将其缩小成塔刹，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还发现有石塔和砖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自印度传入佛教后，开凿石窟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公元366年。以后各地石窟相继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中所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我国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其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单栋建筑在原有建筑艺术及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有卷杀、重叠、跳出，人字拱大量使用，有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后期出现曲脚人字拱；令拱替木承转，栌斗承栏额，额上施一斗三升柱头人字补间铺作，还有两卷瓣拱头；栏杆是直棂和勾片栏杆兼用；柱础覆盆高，莲瓣狭长；台基有砖铺散水和须弥座；门窗多用版门和直棂窗，天花常用人字坡，也有覆斗形天花；屋顶愈发多样，尾脊已有生起曲线，屋角也已有起翘；梁坊方面有使用人字叉手的和蜀柱现象，栌斗上承梁尖，或栌斗上承栏额，额上承梁；柱有直柱和八角柱等，八角柱和方柱多具收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室建筑因各政权相互争斗，地点不断变更，于是建设频繁，为发展与探索创新提供了机会。这里依据历史时间的推移，叙述重要都城的宫室建筑情况。

三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都城是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17。5公里的三台村一带。该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代，战国时属魏国，魏文侯曾派西门豹前往治理。三国初为袁绍领冀州驻地，官渡之战后曹操夺得冀州，在邺城设丞相府，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城内有一条东西向大街，东通建春门，西接金明门，分全城为南北两部分。城北为官署，正中即宫殿区，中心是文昌殿， 极栋宇之弘规 ②，是朝会、国家大典之所。殿前正对端门，端门前有止车门，端门外东有长春门，西有延秋门。东部是官署区，西部是铜雀园。

铜雀园是王家囿苑，园内 因城为基 修筑了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铜雀台高10丈，有屋101间，金虎台高8丈，有屋109间。冰井台高8丈，有屋145间，内有冰室，室中有深15丈的深井，藏冰及石墨（即煤），还有粟窖、盐窖，以备不测。三台以浮桥相连，浮桥以绳固定。邺城在中国都城中首创中轴线与对称布局，又将宫城、官署、民居分开，三台 巍然崇举，其高若山 ，又象征了统治者政治权威，于是对其他都城建设有重要示范作用。

西晋时洛阳较战乱时的东汉末期有所恢复。早在魏明帝曹睿时，洛阳西北角就有金墉城，东北角有百尺楼，公元235年又修建了昭阳殿、太极殿和总章观。总章观高10丈，芳林园引水至九龙殿前，著名机械家马钧制作水转百戏供皇帝观赏。又铸黄龙、凤凰，龙高4丈，凤高3丈，皆置内殿前。西晋统治者继承了魏宫家产，发展奇花异草，充实府库。贵族们仿效皇室，以致出现石崇与王恺斗富丑剧。洛阳城虽然在永嘉之乱时遭受破坏，但在北魏时获得恢复与发展，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便记载了当时洛阳的盛况，尤其对洛阳的宫室、佛寺、园林建筑，有极为精采的描述。

十六国直至东魏、北齐时代，邺城又一度成为建设重点。后赵、冉魏、前燕致力于邺都北城，石虎在曹魏文昌殿旧基上建太武殿及东西二宫，太武殿为朝会正殿，基高2丈8尺，采济北毂城山文石为基，下有伏室（地下室），可容500名武士宿卫。殿东西75步，南北65步， 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伎巧。东西宫在太武殿两侧，算是皇帝的寝宫。

此外，原邺城宫殿区内又建有琨华殿、晖华殿、金华殿、御龙观、宣武观、东明观、凌霄观、如意观、披云楼等宫室楼观。铜雀台东北建九华宫、正殿显阳殿，殿后起灵风台。殿北有逍遥楼， 南临宫宇，北望漳水。北城垣上齐斗楼， 超出群榭，孤高特立。石虎还扩建原有建筑，增高铜雀台2丈，上建5层楼，高15丈，楼颠铸铜雀，高1丈5尺。他又下令在城南垣凤阳门上加楼观，上置铜凤一对，各高1丈6尺，邺中民谣说： 凤阳门楼天一半。邺城园林此时也得到扩展，石虎发动近郡百姓16万人，车10万辆，运土于邺东二里修华林苑垣，周围数十里。邺城西三里又修桑梓苑，以地多桑木得名，各苑内皆植奇花异草，无不荣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邺城说： 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这座邺城在民族纷争的战火中受到破坏，公元534年，高欢建东魏，在邺城之南建新城新宫。东魏、北齐的邺城宫殿区东西460步，南北900步，表里有21阙，高100尺。宫殿区前为止车门，门内为宫殿区正门端门，端门北为阊阖门，门内为太极殿。阊阖门与端门之间有东西走向的通道，东出为云龙门，西出为神虎门。太极殿为朝会正殿，殿宇高大，周围以120根立柱支撑。以珉石堆砌的基座高9尺，门窗以金银为饰，椽栿斗拱均以沉香木为之。椽端复饰以金银兽，并用胡桃油涂瓦，光辉夺目。太极殿后30步为朱华门，门内是皇帝召见后妃宴饮的昭阳殿，用72根立柱支撑。冬施蜀锦帐，夏施碧油帐。昭阳殿分别连东西二阁，东阁有含光殿，西阁有凉风殿。其间有长廊相连，香草珍木，布满庭院。昭阳殿后有永巷，巷北为五楼门，门内是后宫掖庭，其奢丽豪华超过后赵时期，如圣寿堂用玉珂800具，大小镜2万枚，丁香末抹壁，胡桃油涂瓦，四面垂金铃万余枚，每微风至，方圆十里皆闻其声。圣寿宫北玳瑁楼用金银装饰，悬五色珠帘，白玉钩带，宛若仙宫。城外有离宫多处，漳水畔游豫园周围12里，是齐王射猎之所。齐武帝高湛在城南华林园中修了玄洲苑、仙都苑，封土为岳，穿池造海，象征五岳四海。其中殿宇楼阁，不可胜计。有密作堂，以24架大船浮于池中，堂内有木制机器人， 奇巧机妙，自古未有。这些大规模的宫室建筑，应是魏晋南北朝建筑的重要成就。

魏晋南北朝建筑魏建国前以邺为政治中心。它平面为横长矩形，东西宽2400米，南北长1700米，城墙土筑，基宽15～18米。城有七门，南面三门，北面二门，东西面各一门。东西门相对的大道分全城为南北两半。南部被南墙城门内的南北大街分割为四区，布置居住的里坊、市和军营。城之北半部被自北墙东偏门内的南北街分为二区，东区是贵族居住区，西区是宫殿区。宫殿区占全城四分之一以上，北、西两面倚城墙，推想应是东汉时子城所在。自南城中门有南北街北抵宫门，遥对宫中听政殿一组，形成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在这条街两侧建主要官署。经曹操改建，邺城发展为宫殿在北，市里在南，自城南正门有街直抵宫门，夹街建官署，形成全城中轴线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的新模式。

1，司马门2，显阳门3，宣阳门4，升贤门5，听政殿门6，听政殿7，温室8，鸣鹤堂9，木兰坊10，楸梓坊11，南止车门12，延秋门13，长春门14，端门15，文昌殿16，大理寺17，宫内大社18，郎中令府19，相国府20，奉常寺21，大农寺22，御史大夫府23，少府倾寺

曹魏立国之初先修北宫和官署，其余仍保持东汉十二城门、二十四街的基本格局。公元227年，魏大举修建洛阳宫殿及庙、社、官署，以邺城为蓝本，正式放弃南宫，拓建北宫，把原城市轴线西移，使其北对北宫正门。在这条大道两侧建官署。又按《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之说，在大道南段东西分建太庙和太社，北端路旁陈设铜驼。曹魏时还在洛阳城西北角增建突出城外的三个南北相连的小城，称金墉城或洛阳小城，南北长1080米，东西宽250米，内建宫室，城上楼观密布，严密设防，是受邺城西北所建三台的影响而建的防守据点，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产物。洛阳城内的居住和商业区仍是封闭的里和市。随着魏晋实力的增强，洛阳的城外也出现了市和居住区。西晋统一全国后，洛阳遂成全国的首都。其特点是宫殿在北面正中，宫门前有南北街直抵城南面正门，夹街建官署、太庙、太社，形成全城主轴线，其余地段布置坊市。由于它是东汉以后统一王朝的首都，故无论是它的后继者东晋还是北方相继出现的十六国政权，都以它为模式，所建都城都不同程度地效法和比附洛阳。魏晋洛阳对隋以前中国都城有重要影响。

北魏统治者修复洛阳城及宫殿时没有做大的改动，在城外四周拓建坊市，形成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外郭。北魏洛阳外郭有墙，其内也划分为封闭的矩形的坊和市，并形成方格网状街道。北魏对内城的改造主要是调直街道，把主要官署集中到宫南正门外南北御街铜驼街上，以加强城市的中轴线，突出宫城在城中的重心地位。新建的外郭在坊市方正和规模上都超过两汉的长安和洛阳。北魏洛阳城已荡然无存，但从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可以想见其建筑物的华丽。另外，从甘肃天水麦积山的壁画中，也可以见到当时北方城市建筑的模样。

东晋定都建业，改称建康。为在政治上立足，表明自己是正统王朝西晋的继续，东晋在都城建设上按魏晋洛阳模式改造建康。把宫城东移，南对吴时的御街，又把御街南延，跨过秦淮河上的朱雀航浮桥，直抵南面祭天的南郊，形成正对宫城正门、正殿的全城南北轴线。御街左右建官署，南端临秦淮河左右分建太庙、太社。经此改建，建康城内形成宫室在北，宫前有南北主街、左右建官署、外侧建居里的格局，城门也增为十二个，并沿用洛阳旧名，基本上符合洛阳模式。建康南迁人口甚多，加上本地士族，遂不得不在城东沿青溪外侧开辟新的居住区。建康有长江和诸水网航运之便，舟船经秦淮河可以东西两方面抵达建康诸市，沿河及水网遂出现一些聚落。为保卫建康，在其四周又建了若干小城镇军垒；为安置南迁士民，又建了一些侨寄郡县。公元420年，刘裕代东晋立宋，史称刘宋。从此进入南朝，齐梁代兴，经济更为繁荣。这些环建康的城镇聚落，如石头城、东府、西州、冶城、越城、白下、新林、丹阳郡、南琅琊郡等，它们的周围也陆续发展出居民区和商业区，并逐渐连成一片。史载在梁朝全盛期，建康已发展为人兴物阜的大城市，它西起石头城，东至倪塘，北过紫金山，南至雨花台，东西南北各四十里的巨大区域，人口约二百万。建康未建外郭，只以篱为外界，设有五十六个篱门，可见其地域之广，是当时中国最巨大、最繁荣的城市。

东晋及南朝健康城平面图示意图注：1，陵阳门2，宣阳门3，开阳门4，新开阳门5，清明门6，建春门7，新广莫门8，平昌门（承朗门）9，玄武门10，大夏门11，西明门12，阊阖门13，西掖门（宋、齐）14，大司马门15，南掖门（晋）、阊阖门（宋）、端门（陈）、天门16，东掖门（宋、齐）17，东掖门（晋）、万春门（宋）、东华门（梁）18，平昌门（晋）、广莫门（宋）、承明门（宋）19，大通门（梁）20，西掖门（晋）、千秋门（宋）、西华门（梁）21，台城、宫殿22，东宫23，同泰寺24，苑市。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220～589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引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

在魏、蜀、吴三国至东晋十六国这二百年间（220～420年），建筑技术没有大的进步，南北方的宫殿等大型建筑基本沿袭传统做法。史载东晋建康太庙建于公元387年，长十六间，墙壁用壁柱、壁带加固，可知仍是土木混合结构建筑。当时北方比南方落后，南方如此，则北方可知。

南朝自齐开始，宫殿转趋豪华，官员和士大夫的第宅也曰渐侈大。梁建立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在都城、宫室、塔庙诸方面都有大规模建设。北朝的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吸收中原地区魏晋传统和南朝在建筑上的新发展，建设都城、宫室并大修寺庙。南北朝中后期，南方、北方在建筑上都有所发展，在构造及风格上都出现较大变化，是以后隋唐建筑新风的前奏。

从现存汉阙、汉壁画、画像砖、明器中都可看到，汉代建筑的柱阑额、梁枋、屋檐都是直线，外观为直柱、水平阑额和屋檐，平坡屋顶，没有用曲线或曲面之处，风格端庄严肃。三国两晋时大多沿用汉代旧式，尚无重大改变。到南北朝后期，随着较大规模兴建宫室、寺庙活动的推动，木构架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变化，除前文所述改汉以来柱列上承长阑额为每间用一阑额，增强柱列抗侧向倾倒能力外，还出现两种新的做法。

其一是使正侧面柱列都向内并向明间方向倾斜，称“侧脚”；其二是使每面柱子自明间柱到角柱逐间增高少许，称“生起”。采取这二种新做法主要是使柱网在承受上部荷重后，柱头内聚，柱脚外撇，有效防止倾侧扭转，加强柱网稳定性。但这同时也使得立面上柱子由汉式的垂直、同高、阑额为水平线，变为内倾、至角逐渐增高和阑额呈两端上翘曲线。随阑额上翘，檐檩、挑檐檩也上翘，因而屋檐也呈两端微微上翘曲线。汉代屋顶本是直坡的，但往往把主体建筑四周回廊的屋檐做得略低于主体屋顶，斜度也稍平缓一些，以便室内多进些阳光，遂出现了二阶段两折屋顶。为减轻直屋顶的沉重感，在东汉后期已出现把正脊和垂脊、角脊头加高显曲线的做法，利用屋脊上翘造成屋顶轻举效果。

这两种做法随着立面和屋檐出现斜线、曲线而有所发展，最终形成下凹的曲面屋顶。在屋角部分，汉以来的做法是用一根四十五度角梁，屋身以外挑出部分的椽尾就插在角梁两侧的卯口里。因屋檐平直，卯口偏在角梁下部，为构造上弱点。檐口出现上翘以后，就可以顺势把卯口抬高使椽背与角梁背同高，这就加强了檐口至屋角处翘起的程度，形成了中国建筑中特有的翼角起翘做法。生起、侧脚和翼角起翘大约出现于南北朝的中后期，与旧式直柱、直檐口做法并行一个时期，进入隋唐后逐渐成为主流，完成了由汉至唐建筑外观和风格上的变化，由端庄严肃变为遒劲活泼。

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实物，除个别砖石佛塔外，全都不存，目前只能依据北朝石窟壁画、雕刻中所表现的建筑形象，结合文献记录并参考受南北朝末期影响的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推知其概况。

综合北朝石窟中的建筑形象，可以看到，北魏在建都平城的中后期（460～493年）建筑，除了山墙、后墙承重的土木混合结构外，还出现了屋身土墙承重，外廊全用木构架的做法。这在云冈石窟中有很清楚的表现。迁都洛阳后，北魏受中原和江南影响，摆脱北方地区特色，建筑水平有所提高，进一步向全木构架发展。从龙门北魏石窟中所雕建筑形象可知，这时木构架的形式已发生变化，由一行柱列上托长数间的阑额改为每间一阑额，插入两边柱顶的侧面，同时起拉结和支撑作用，增强了柱网的抗倾斜能力。这时在柱网上又出现由柱头枋、斗拱交搭组合成的水平铺作层，加强了构架的整体稳定性。经此改进，一般中小型建筑可以用全木构建造了。但是，特别大型的建筑，仍是土木混合结构，最突出的例证是公元516年所建洛阳永宁寺塔，塔为九层方塔，面阔九间，中心五间

北魏宣武皇帝景陵见方全用土坯填充，以保持稳定。

东晋和南朝的建筑不仅遗物不存，连图像也没有保存下来，只能结合文献，参考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来探讨。在南朝史料中，记有荆州玉泉寺大殿，说它面阔十三间，只用二行柱，通梁五十五尺，明确指出它是全木构架大型建筑。史料中还说梁朝建了很多木塔，三、五、七、九层均有，大都平面方形，有上下贯通的木制刹柱，柱外围以多层木构塔身，柱顶加金铜宝瓶和若干层露盘形成塔刹。这种塔的形象和特点与日本现存飞鸟时代的塔，如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很相近。这二塔都是中心有一大础，础上立刹柱，柱外为多层塔身。每层塔身檐柱的柱列间加阑额，上为斗拱及梁组成的铺作层，承托塔檐。在塔檐椽上置水平卧梁，梁上立上层檐柱。如此反复至塔顶。各层内柱围在刹柱四周，柱上架枋，形成井干形方框，限制刹柱活动，并承托上层内柱。塔身较高者，刹柱可用几段接成，它们是全木构塔。这两座日本塔都是较小的三、五层塔，但可据以推知南朝建康大爱敬寺七层塔和同泰寺九重塔的构造情况。

对测量数据分析后发现，日本飞鸟时代建筑在设计时都以拱之高度为模数，建筑各间的面阔、进深和柱高都是它的倍数。在多层建筑中，其总高又是一层柱高的倍数，如高二层的法隆寺金堂脊高为其四倍，五重塔为其七倍，法起寺三重塔为其五倍，都以一层柱高为扩大模数。飞鸟时代建筑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后最早出现的不同于此前日本传统的新风格的建筑，它所体现的运用模数进行设计的方法应是当时中国的方法，这就证明在南北朝后期木结构设计中已运用了模数。

砖石结构建筑在两汉已逐步有所发展，拱券主要用于地下墓室，地上则出现了石拱桥。晋代造桥技术有所发展，西晋在洛阳建有巨大的石拱桥七星桥，在洛阳城濠及河道上还建有很多梁式石桥。据文献记载，在西晋洛阳还造有砖塔。南北朝以后，除地下砖砌拱壳墓室继续存在外，砖石建的塔、殿有很大发展。北魏建都平城时，建有三级石塔、方山永固石室。公元477至493年间，还建有五重石塔、园舍石殿。迁都洛阳后又建了很多砖石塔，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是建于公元523年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塔为砖砌成，平面十二边形，高39.5米，内部上下贯通，加木楼板。塔外观一层四角砌出壁柱，南面开门，东西面开窗，余八面砌出塔形龛。一层塔身之下为基座，上为密叠的十五层塔檐，最上收顶，上建覆莲座及石雕塔刹。全塔实际是一用砖砌的空筒，向外叠涩挑出十五层檐，上用叠涩砌法封顶。塔身砌砖包括壁柱、塔形龛、叠涩屋檐等都使用泥浆，不加白灰等胶结材。各层塔檐叠涩和素平的基座都用一顺一丁砌成，转角交搭处两面都用顺砖。塔门为二券二伏的正圆券，小塔门用一券一伏，虽没有后世砌法成熟而规范化，都也能基本保持砌体之整体性，故能屹立一千四百余年而不毁。由于大量建佛塔，砖砌结构由汉代只砌墓室转到地上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此时期建筑艺术及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方面，额上施一斗三升拱，拱端有卷杀，柱头补间铺作人字拱，其中人字拱的形象也由起初的生硬平直发展到后来优美的曲脚人字拱。屋顶方面，东晋壁画中出现了屋角起翘的新样式，且有了举折，使体量巨大的屋顶显得轻盈活泼。敦煌壁画中的北魏建筑形象，高高的重楼，略显幼稚的屋顶曲线和鸱尾，体现了当时的建筑风格。

魏晋以来，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园林多崇尚自然野致，此时贵族舍宅为寺之风盛，佛寺中亦多名园。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部往往建有园林，园林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叠石造山的技术亦己提高。吴魏明帝起景阳山於方林园中，重严复岭，深溪洞壑，高山巨树，悬蒿垂罗，崎岖石路，涧道盘纡，景色自然。于今，陵台城北隅，台城外，并种橘树，奇宫墙内则种石榴，其殿廷及三台，三省，悉劣植柳树，其宫南夹路，出朱雀门，悉种垂柳与槐也。

因政治动荡，佛道盛行，厚葬之风渐衰，皇陵规模均小，南朝诸陵不起坟，不封土，不植树，亦无台阙，墓饰则精美富变化，砖石结构更行普遍。胡汉的交流使得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变化，胡床渐渐普及，椅子和凳子传入民间，传统的卧床增高，且附床顶　矮屏及几　屏风也发展出多摺多牒式。南北朝时印度、西亚纹样随同佛教艺术传入，线条流畅，活跃飞动，莲花、卷草纹和火焰纹的用运用最为广泛。

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避，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四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塔”是梵文Stūpa的音译的简称，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印度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它的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印度式的塔（Stūpa），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匠人在设计塔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历史记载中的最大木塔是元魏时建造的洛阳永宁寺塔，高一千尺，百里以外便能望见。可惜这座塔建成不久便被焚毁了。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自此以后，砖塔逐渐增加，木塔逐渐减少。到十世纪以后，新建的木塔已极为稀有了。中国此时期的木塔已一无所存，唯在日本法隆寺有五重木塔一座（乃隋时高丽僧依魏齐之法所建）和中国云冈石窟内的方形塔柱可为旁证。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市，寺内五重木塔平面呈方形，高31.9米，塔刹部分约占总高1/3弱。塔内部无楼层，不能登临。塔第1层檐下也有后加的裳阶，2层以上檐下都有装饰性栏杆。塔中心有一根贯通全塔的中心柱，承托刹上的相轮、宝珠等部件，塔身重量则由外檐柱和4个天柱承担。中心柱下有埋置舍利的孔穴。中门进深3间，面阔4间，入口处有中柱和左右2门。这种做法为中国汉以前的宫室、祠庙和墓室所普遍应用。

中国现存最古的塔是公元520年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密檐式砖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此一座，塔身有用莲瓣作柱头（希腊风格）和柱基的八角柱，有用狮子作主题的佛龛（波斯风格），有火焰形的券间（印度风格），形式十分优美。它的艺术处理虽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

石窟建筑来自印度，那里有“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之分，传入中国后按照中国的国情习俗加以改变。云冈石窟中有平面马蹄形草庐顶形制的早期大像窟，“支提”窟变为窟内中央凿成多檐式塔窟。毗诃罗式窟在这里已不见了。早期的昙曜五窟较明显地反映了外来造像的风格，面形圆润、高肉髻、深目高鼻、两肩平阔的造型以及身着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饰的佛像均受犍陀罗和笈多式的影响。窟内高达10米以上的本尊造像及排列匀称的三世

昙曜五窟 第20窟大佛佛，还有满壁千体佛的龛像又显示了以禅观为主的特点。

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5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成，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16窟本尊释迦立像高13.5米，面相清秀，英俊潇洒。第17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18窟本尊为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15.5米，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19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结跏趺坐，面部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肓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

山东济南朗公谷神通寺单层石塔一座，俗呼“四门塔”。平面正方形，四面辟门，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单层，平素无饰。上部叠涩出檐，上砌方锥形顶，顶上立刹。塔形制与云冈浮雕所见单层塔极相似，其刹与浮雕塔刹完全相同。塔无建造年代校注，唯造像有东魏武定二年年号（公元544年），揆之形制，或属此时。

历史记载中的最大木塔是北魏时建造的洛阳永宁寺塔，永宁寺塔永宁寺遗址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在北魏都城洛阳城内永宁寺，现已不存，遗址在今洛阳市东。据杨玄之《洛阳伽蓝记》追述，永宁寺塔木结构，高九层，一百丈，一百里外都可看见。据其他记载，塔高四十九丈或四十余丈，合今在百米以上，是古代最伟大的佛塔。永宁寺塔平面正方，每面各层都有三门六窗。塔刹上有相轮30重（一说为13重之误），周围垂金铃，再上为金宝瓶。宝瓶下有铁索四道，引向塔之四角，索上也悬挂金铃。晚上和风吹动，十余里外都可听见。

塔的装饰十分华丽，柱子围以锦绣，门窗涂红漆，门扉上有五行金钉，并有金环铺首。永宁寺塔已进行了考古探查，基础由夯土筑成，约百米见方，上有包砌青石的台基，长宽均38.2米，高2.2米，周边原有石栏杆，四面中部各有一斜坡道。塔身四角加厚成墩，使塔显得十分稳定。塔建在永宁寺内中心，四周包围廊庑门殿，是早期中心塔型佛寺的代表。

响堂山石窟有南北响堂山之分，位于邯郸峰峰矿区，坐落在风景绣丽的响堂山（鼓山）之腰。石窟始凿于北齐年间（公元550--577年），隋唐宋明各代均有续凿。现有16窟，大小佛像4300多尊并有大量经文、雕刻，是研究佛教、建筑、雕刻、美术、书法的宝库，在中国石窟艺术向唐代写实风格的演变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

北响堂山石窟位于矿区和村东，北鼓山西腰，现存石窟9座，大小佛像72尊，其中南、中、北三大窟为北齐王朝开凿。三窟中以位于窟群北端的大佛洞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该窟进深11.8米、宽13米、高11.4米，置塔形柱三面开凿一大龛，正面龛内一佛两菩萨，正尊坐佛连座通高5米，佛背光浮雕塑火焰忍冬纹，七条火龙穿插期间，生动活泼。塔柱上窟壁共凿26个列龛，列龛由弓形楣梁、垂幔、龛柱、覆钵等组成，雕刻细致，钵顶雕塑华丽的大型

麦积山石窟火焰宝珠，窟的整体部局、装饰，显示北齐时期的高超雕刻艺术。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东部的天水市，因该山形似麦堆而得名。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多年，塑像并未溃败，这种和泥法也有其特殊的地方。自隋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达15米，小塑像高仅20多公分。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除敦煌、龙门、云岗三大石窟之外的较大的石窟之一。有一种“四大石窟”的说法，就是麦积山石窟其包括进去。

永宁寺是北魏皇家在洛阳所建最大的寺院。史载永宁寺平面矩形，四面开门，南门三层，高20丈，形制似魏宫端门，东西门形式与南门极近，但高只二层。寺内中间有方14丈的台基，上建九层木塔。塔面阔九间，各开三门六窗，门皆朱漆金钉，塔各层四角悬铃，是此期间北魏所建最高大豪华的木塔。塔北建有大佛殿，形式似魏宫正殿太极殿，殿内供奉高一丈八尺的金佛。此外，寺中还建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从该寺设南门似魏宫端门、建佛殿如太极殿看，它是典型的宫殿化寺庙。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