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诱人，号髯翁、太平老人，曾用名刘学裕、原春雨等，笔名右任、骚心、大风、半哭半笑楼主、关西余子等，被尊称为“右老”。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斗口于村，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关河道巷的一户贫寒人家里。因为他是午后4时左右诞生的，属于申时，所以父母就给他取乳名叫“申生”。他的大名叫“伯循”，字诱人，取《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之意。后来他改字佑任，又作右任，遂以此行世。于家祖上世居陕西泾阳县东乡斗口村，当地人称为“斗口于家”。其家以农为业，后因收入不足赡养家口，乃弃农经商。于右任因自己出生在三原，后来又在三原读书应试，便著籍为三原人。

于右任少年时代家境贫寒，父亲于宝文长期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岳池等地当学徒，母亲赵氏是甘肃静宁逃荒到陕西的饥民。于右任三岁时，母亲病逝，其时父在蜀经商未归，遂由伯母房氏抚养，寄居在泾阳县杨府村房氏外家。房氏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于右任幼时受雇鞭炮作坊做小工，伯母日夜操持家务，劳累过度，常眼窝发青。因此，于右任终生不忘伯母和房氏外家的养育之恩，成年后常在人前及诗文中称颂之。

于右任七岁入私塾求学，勤奋苦读，每晚必至三鼓；十一岁时随名儒毛经畴读经书、习诗文。继而又从学于西北宿儒朱佛光。朱佛光曾登乡举，思想开明激进，是陕西以经学家最早提倡新学之人。因不满清廷黑暗腐朽统治，他以授徒著述进行民族和爱国思想教育。于右任从学期间，耳濡目染，受到朱佛光的熏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于右任以案首（第一名）成绩考入三原县学，成为秀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批道：“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并大书“西北奇才”四字，推崇备至。在传见于右任时，叶尔恺还拿出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让他带去阅读，嘱其留意世界大势，同时叮告：“这部书我只带来一部，阅后仍需送还。”经叶尔恺识拔，于右任声誉渐起。其时于右任还受教于朱先照、刘光蒉等人。沈卫接替叶尔恺后，对于右任亦十分器重。时逢陕西大旱，饥民死亡甚多，沈卫在三原开设粥厂赈救，特调正在宏道书院读书的于右任为粥厂厂长，这是于右任步入社会之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粥厂事务结束后，沈卫送于右任到西安陕西中学堂就读。当时义和团运动兴盛、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出逃西安，学堂被辟为行宫停课，且命学生、市民跪接。于右任愤怒上书陕西巡抚岑春煊，要求他“手刃西后，重行新政”，幸而被同学王炳灵力阻，才免遭大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于右任应策试，在试卷中对英、俄的议会民主、开放政策大加赞赏。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于右任赴陕西秋闱，考中举人。随后特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披散长发，赤裸上身，右手提刀的照片以明志。嗣后应商州知州杨宜瀚之邀，赴商州任州立中学堂监督。在此之前，被迫参加“跪迎”的于右任总结感想，写了大量抨击时政、忧国忧民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到此年冬，《半哭半笑楼诗草》在三原印行。其中有诗说：“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影射慈禧太后。三原县令德锐看到诗集，立即上报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从前对于右任指斥时政的言论已有所闻，又得德锐密报，遂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语上奏清廷。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清廷密旨拿办于右任。其时于右任已经在开封参加会试，接到家信，迅即逃往上海。船至南京时，他上岸遥拜明孝陵，留诗一首：“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于右任到上海后，化名刘学裕，得震旦学院监院马相伯之助，入该学院读书，且免收其学膳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干预校务，引发风潮。马相伯愤而辞职，于右任和同学邵力子等二十余人随马相伯离校，同马相伯、邵力子等筹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同年中秋节正式开学。冬，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中国学生群起抗争，纷纷退学回国。于右任与王敬方等又发起筹办中国公学，使返国学生不致失学。他还任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员。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闻业务，在东京由陕西留日学生康宝忠引荐结识孙中山，11月经胡汉民、康宝忠介绍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对于右任十分器重，委任他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的同盟会事务；又并推为豫晋陕甘留日同学会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2日，于右任任社长的《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发行。《神州日报》首破旧例，以干支和公元纪年，不用清朝年号，以示与清廷决绝。它是继《警钟日报》后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是当时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阵地。由于该报持论激进新颖，许多重要评论文章出自于右任手笔，感情炽烈，文辞典雅，因此吸引了众多青年读者，出刊后风行一时。不久因邻居失火，殃及报社，损失很大。于右任无力恢复，自行退出。

离开《神州日报》后，于右任一度应聘在上海道蔡乃煌所办《舆论日报》任主笔，因与蔡乃煌意气不投，旋即退出。嗣后得友人赞助，经过七、八个月的筹备，于右任在宣统元年（1909年）5月15日又创刊《民呼日报》，仍自任社长。《民呼日报》发表了许多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陕西官员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漫画，增强了宣传效果，也招致当道忌恨。陕甘官员诬指于右任有侵吞甘肃赈款嫌疑，勾结上海租界当局于8月2日将其拘捕。事情发生后，上海许多报刊仗义执言，纷纷载文为于右任冤案辩诬。租界会审公廨经过十四次研讯，亦知原告指控并非事实。但公廨既不欲因此与清廷产生嫌隙，又害怕丧失体面，遂以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为由，将于右任“逐出租界”了事。《民呼日报》在于右任出狱之前因被吊销执照而停刊。

于右任出狱后并未屈服，经过二十余天的努力，10月3日，他创办的《民吁日报》又在《民呼日报》原址发行，因不便公开出面，便以范光启为社长。报名改“呼”为“吁”，寓意“民不敢声，惟有吁耳”，同时也暗示纵使挖掉两眼亦不屈服。《民吁日报》创刊不久，为筹募办报经费，于右任再次赴日本。不久，租界当局又联合上海道蔡乃煌，以该报发表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驻朝总督伊藤博文的消息为借口，查封了《民吁日报》。

宣统二年（1910年），于右任自日本回到上海，在叶楚伧、沈缦云等人的赞助下，他筹办的《民立报》于10月11日问世。《民立报》资金雄厚，以于右任、宋教仁、张季鸾等为骨干，陈其美、徐血儿、马君武等都参加该报的工作，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于右任以“骚心”“骚”等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掩护宋教仁的革命活动，在宋教仁离沪期间，他还以宋教仁的笔名“渔父”为名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中国最伟大的记者”之誉。

此间，由于父亲病故，于右任秘密返乡。安葬事毕，他又离乡远去，作诗一首《再出关》以表心迹：“目断庭闱怆客魂，仓皇变姓出关门。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万里归家才几日，三年蹈海莫深论。长途苦羡西飞鸟，日暮争投入故村。”

宣统三年（1911年），领导长江流域起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民立报》社成为组织联络机关，“不分日夜，党人往来洽商皆在馆内”，革命党一些重要会议也在民立报社举行。同年底武昌起义爆发后，于右任与陈其美等人组织武装力量，制定起义计划，为上海的光复起了重要作用。

武昌起义后，全国十六省先后响应，拥护“共和”，均通过《民立报》宣布。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首先电告于右任，于右任即安排一应事宜。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因交通总长汤寿潜未到任，他实际主持部务。在任期间，创办沪宁铁路夜车，开创中国夜间通火车的先例。不久，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于右任回上海继续主持《民立报》。

民国二年（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于右任异常悲愤，在《民立报》上揭露宋案真相，并出《宋渔父》专册大事宣传，为此招致袁世凯忌恨。孙中山等发动“二次革命”后，《民立报》反袁言论更为激烈。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民立报》即被封闭。于右任也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通缉，为避祸又一次东渡日本。

民国三年（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改造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筹划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的“第三次革命”，于右任回到上海，联络陕西革命党人。此时，他奔波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为维持生计，于右任曾一度在上海化名登报卖字。

民国四年（1915年），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任中华革命军西北军总司令，在陕西三原设筹备处，组织军队。

民国七年（1918年）春，胡景翼、高峻、耿直、郭坚等起兵，在三原组成陕西靖国军，反抗依附段祺瑞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为了配合孙中山在南方的护法斗争，于右任决心经略西北，遂在8月上旬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于右任主持陕政，坚持恤民济众，造福桑梓，废除苛捐杂税，撤销盐禁，禁止鸦片和高利贷。靖国军总部设教育处，培养军政人才，同时还大办地方教育。他尽力关怀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了解学校情况，组织三原县城各校轮流举办学术讲演会。他把自己有关新教育的设想及改造社会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在复信中赞扬说：“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三原为中心的靖国军辖区内，师生游行，上街宣传，声讨北洋军阀签订卖国和约，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渭北中学师生在城乡演出《列宁传》戏剧。民国九年（1920年），关中大灾，渭北尤甚，于右任向东南各省筹集捐款70余万元，向关中20多县发放赈济粮款。灾情稍减，于右任又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委托李仪祉测量泾惠渠工程，绘制蓝图，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工程建设奠定基础。

于右任在兵饥民困的艰难困苦中，领导缺饷少械的靖国军与五倍于己的敌军进行艰苦的斗争，是北方高举革命大旗与南方革命相呼应的唯一政治军事力量。他置生死于度外，在致上海友人的信中写道：“故人厚我，当捡我骸骨于战场灰烬中也。”

民国十一年（1922年），靖国军内部发生分化，胡景翼等人接受北洋系冯玉祥改编，于右任与部下杨虎城仍举靖国军旗帜支撑西北危局。因势薄力单，加之陕西连年灾荒，部队供给困难，他在5月31日决定将部队人员遣散。随后即与王陆一等经甘肃南走四川重庆，然后顺流东下上海。随后向孙中山汇报了陕西靖国军的成败始末。

于右任根据自己和孙中山遭受挫折的深痛教训，很想投身教育界，培养一批有益于国家的人才。恰在这时，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驱逐不称职的原任校长，请于右任出任校长。于右任接受所请，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10月23日，上海大学召开成立会，于右任到校就职。为办好上海大学，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人通力合作，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沈雁冰等任教员，使上海大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内很有影响的大学。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于右任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31日，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任命于右任为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长。于右任非常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进行革命的政治主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此革命期间”“合则两益，离则两损。”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权，于右任参与密谋，并于11月应胡景翼之邀请赴北京。12月，孙中山亦应冯玉祥、胡景翼等人邀请到京，任命于右任、汪精卫等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政务。孙中山在京病重住院期间，于右任参加了《总理遗嘱》稿的讨论。次年（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于右任题赠挽联。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于右任为委员之一。12月，段祺瑞改组国务院，任命于右任为内务总长，未就。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伺机进行反共反苏活动，企图推翻“一大宣言”。于右任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右派分裂活动，支持在中共协助下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二大宣言”，重申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三大政策，于右任及李大钊、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等一大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讨论制定了制裁右派分裂，北伐统一全国的决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6月，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请于右任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旧部，响应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解除河南军阀刘镇华部对西安的重兵围困。于右任欣然同意，7月抵达莫斯科。在苏期间，参观红场、克里姆林宫、拜谒列宁墓，并受到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接见。在与冯玉祥商讨计划后，先期经蒙古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参见词条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于右任在冯玉祥军中筹建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并在阅兵式上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冯玉祥授旗。随后冯玉祥派兵援陕，于右任亦于10月中旬组织国民党第一、二、三联军总司令部，于右任按照与李大钊商定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东出潼关，策应北伐的方略，率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由陇东进军陕西，经银川、平凉等地进入陕西。11月28日，刘镇华部全线溃退，西安解围。

随后，国民军驻陕总部成立，于右任为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总部请苏联人赛夫林为顾问，陕西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葛霁云、杨晓初、王尚继担任军政要职；并成立中山军事学院，培养革命军人，史可轩任校长，副校长李林，政治处长邓希贤（即邓小平），同时还成立中山学院，培养军政党务、农运、妇运干部，校长刘会初、副校长李子洲均为中共党员。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于右任在西安召开6万余人大会，声讨蒋介石屠杀罪行。随后，全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25个县成立农协，会员达40余万，农民武装达10万人以上，省妇女、青年、学联、商会纷纷成立。同月底，李大钊被害，于右任举行追悼大会，亲自介绍“李守常同志革命史略”，声讨反动军阀罪行。于右任仿照莫斯科红场，将西安皇城改为红城，将西安红城城墙，钟楼一律涂为红色，大街小巷书写革命标语。亲书“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一切利益归于民众”等标语。

于右任主持陕西军政期间，西安一度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城市，有“南广州北西安”之誉。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冯玉祥率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郑州，于右任应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邀请，由西安赴郑州。旋奉武汉国民政府调令到武汉。宁汉合流后，于右任去南京。因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他郁郁不得志，不久去上海。其间曾偕友人去常熟游山玩水，以遣情怀。

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会二次会议上，他连任中央执委会常委，还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任审计院院长。9月，担任私立南通大学校董（1930年更名为私立南通学院）。同年，他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寒之友社”，这个名字取古人松、竹、梅为“岁寒三友”之寓意。

于右任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尽力作出不偏不倚的姿态，躲避矛盾，以图自保。民国十九年（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在北京会议反蒋，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约于右任同往北京，于右任不表态，事后对亲信说：“我为什么要夹在中间，他们将来见面握手一笑，倒使我尴尬难堪，我又何必呢？”同年，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病逝，于右任得悉之后说：“谭三爷死了，国家少了一个瑰宝。他是大轮船与趸船之间的一个棕球。”意指谭延闿在政治派系斗争中能起缓冲作用。这是论人，也是自况。

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起，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直至逝世，长达三十余年。于右任认为，这是蒋介石为了使北方人不说话，又想束缚他的手脚不让乱动，才让他充当这个角色的。

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始，于右任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校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于右任很看重的学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被蒋介石派人暗杀，于右任内心交织着伤感与恐怖。接着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严斥张继，胡、张均为国民党元老，也是于右任的好友，这使他更加惶惴不安，对人说：“蒋介石的权力大过历史上任何帝王，这样下去，人人自危。”全面抗战爆发后，于右任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赞成国共合作抗战。嗣又在言谈中流露出对汪精卫投敌卖国的愤慨和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不满。

在抗日战争期间，于右任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爱国活动。他以监察院院长身份，组织战区巡察团、战区风纪巡查团、战区行政工作考察团，派赴各地视察伤兵、慰问民众，对战时医院的伤兵治疗、难民安置等工作进行检查。于右任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参加。他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颂扬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于右任深表赞同，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签名响应。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于右任还应周恩来之约，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右任从女婿屈武口中得知事变真相，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合作的行动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

于右任书法声誉很高，对抗日前线归来请他写字留念的将士，有求必应，且不让别人代笔。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河南省旱灾严重，于右任卖字捐款八十万元，比当时各界给河南捐款的总数还多四十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右任极力希望通过和谈解决国内问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1945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谈判期间拜访于右任。于右任设家宴专门招待中共代表团，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这是国共和谈中唯一设家宴款待中共代表团的国民党元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因新疆政府改组，蒋介石派于右任代其前往新疆监誓。作为西北耆宿的于右任作风平易近人，故在新疆的十余日中，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于右任参加中华民国副总统竞选，获493票，在6位候选者中排名第4，在首轮投票后即落选。

1949年2月，颜惠庆、章士钊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等地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协商和谈事宜，代表团返回南京时，于右任亲赴机场迎接。3月26日，于右任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因不能摆脱“正统”观念，所以在一片“挽留”声中，仍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4月，国共和谈正式在北平举行，李宗仁原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嗣因情况变化，未成行。16日，周恩来曾请屈武转告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和平协定》，中共愿与他继续合作，先生若能来北平，希望早日成行；若不能赴北平，请暂留南京，待南京解放后，我们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一道筹备新政协，与张澜等人一道建立新中国。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南逃时要于右任离南京去上海，于右任意存观望，以身体欠佳为辞婉言谢绝。奉命接于右任的军官胁迫他往机场。到上海后于右任还与人商量去留问题，说明他对大陆的依恋。后受次子一家牵连，无法脱身，他只得南下广州。好友李根源曾云南来电，邀于右任赴安宁县附近暂住，他复电准备去，但未成行。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从台湾赶到重庆，冀与妻女在渝会晤，但因交通不畅，妻女在山城等候数日，去了成都，于右任才赶到重庆。眼看无法会面，他只得于11月29日（次日重庆解放）乘飞机到台北，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大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失去了留居大陆的机会。

在台湾时，于右任继续担任台当局的“监察院院长”，直至去世。

1951年2月，于右任患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状，卧床凡40日。此次病后，行动甚感吃力，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未获准。所以，他在1953年的“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说：“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因此可见其心情。

1957年12月，他亲临“监察院”主持会议，弹劾贪腐严重的“行政院院长”俞鸿钧，引发舆论震动，使俞鸿钧颇为狼狈，但次年初遭蒋介石讲话否决。自此之后，于右任寄情于诗词、书法，日读《四朝学案》，每日到“监察院”去的例行公事是批阅文件。

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后送去台）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颇以为苦。而于右任到台后已年逾古稀，常有思乡之情，创作了如《望大陆》等许多怀乡思亲，催人泪下的诗篇。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时8分，于右任在台北因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终年86岁。辞世之际，题赠侍奉在侧的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于右任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起，特别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革命洪流汹涌起伏的重要关头，接连创办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四报，高扬民主革命大旗，成为革命党国内舆论中心，为同盟会的政治联络，上海光复、武昌起义、民国政府组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筹备组织工作，对辛亥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始终为历史所认定。民国初年，他临危受命，先后两次入陕督导靖国军，在三原成立靖国军总司令部，并亲自出任总司令。但由于全国革命总局势的失利和战场上的得失，最后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靖国军解体后退往上海。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军阀刘镇华乘国民军与奉军战败之机以重兵围困西安，守城的杨虎城等部总共不足万人，处境十分险恶。于右任为解西安之围，策应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于5月赴莫斯科与冯玉祥会晤，促其回国。随后，冯玉祥、于右任等进行五原誓师，在11月击溃刘镇华部，西安围解。在主持陕西军政期间，于右任使西安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城市。

于右任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在陕西主政时，于右任首先创办渭北中学、渭北师范、民治学校，先后在靖国军辖区建立中、小学校17所。民国十一年（1922年）10月，与邵力子等创办上海大学，出任校长。任内，主张以改造社会为目标；主持成立评议委员会，分设社会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系及美术科、中学部和俄文班；后来李大钊因事赴沪，于右任请李大钊到上海大学讲演并担任该校讲座教授。李大钊推荐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去该校，分别任总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遂成为当时一所进步学校。任国民军联军援陕总司令期间，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杨陵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校长。

于右任一生善诗文，书法更卓然成家。他在寻访、收藏碑石、碑文拓本过程中，得力于魏碑中的《郑羲碑》《石门铭》等，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成为一代碑学大家；还善草书，以碑入草，尤于唐代怀素的小草千字文用功甚勤，造诣甚深。其书用心布白，于宽博潇洒中别具神韵。早在20世纪20年代，论书法者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陕西泾阳人于右任，“南郑”则是福建闽县人郑孝胥。

中国的草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常过于强调美术价值而远离了实用性，使草书形体多变而无法辨认，造成学习、欣赏、交流的困难。针对这种乱象，于右任根据“易识、易学、准确、美观”的原则，创学书研究社，出版《学书月刊》，将草书做系统的分析归纳，创制“标准草书”，使草书文字标准化、规范化，辨认和书写更加得心应手，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书法界中影响甚大。因而他有“当代草圣”之称。

（图册部分内容参考资料）

于右任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他早年整理的《半哭半笑楼诗草》，有着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倾向，属于较为典型的“诗界革命体”，是当时“诗界革命”在关中士林的有力响应者。到寓沪之后，他所办的革命报章及诗歌、诗话，推动了革命诗潮的发展。抗战时期，于右任参与创办《民族诗坛》《中华乐府》等诗刊，倡导以旧体诗词曲形式表现民族团结抗战的现实题材，激发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刊发了大量奏响时代主旋律的“古体新诗”。到晚年迁台时期，于右任仍对旧体诗抱有满腔改革热望。他对白话诗持赞同态度，并从精神上，强调诗歌要“发扬时代的精神”，希冀诗人“以呼声来反映时代的要求，以思想来促使时代的前进”；从形式上，主张作诗不拘平仄，以国语语音的“中华新韵”替代“平水韵”，以达化难为易、接近群众之效。其观点为对传统诗歌的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路。终其一生，可谓不负“革命诗人”和“爱国诗人”的名号。其存世爱国诗作有《望大陆》（又名《国殇》）、《右任文存》、《右任诗书》、《故山别母》。

柳亚子：

林语堂：“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王震在纪念于右任逝世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说：

于右任先生是一名爱国志士，尤其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赞成国共合作，盼望祖国统一的诚意。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于先生就在《东方杂志》上著文，强调国共合作救中国，反对当时的反共逆流。他坚信“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并对此矢志如一，从不动摇，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于先生曾赠给蒋经国先生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在祖国统一大业犹未完成，海峡两岸仍处在人为的分割之中的情况下，这副对联对蒋经国先生更有金玉良言的意义。

王震说，今天我们集会纪念于右任先生这样一位真诚爱国、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元老，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的政策是极其真诚的，不论什么人，只要他爱国，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刘延涛：“《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

陈祖华：“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陈存仁：“‘文官不要钱，武将不要命’，这是国家强盛的先兆，我想到于右任先生，不爱钱不要钱的作风，诸多事实是我身历其境，亲眼见到的……总之，于老公正廉明，经为任何事情，是一个钱都不要的。”

2003年3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时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是多么震撼中华民族的词句。”

于右任的字号别名众多：他原名伯循，曾用名刘学裕、原春雨等；字诱人，笔名右任、半哭半笑楼主、神州旧主、剥果、骚心、大风、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以右任名世；晚年号髯翁、太平老人；各界尊称他为“右老”。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对手有桂系军阀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宪政督导委员会”会长莫德惠等。他认为副总统这一席应该给北方人，所以参加了这次竞选。当时，竞选副总统的各方有的有蒋介石的支持，有的有地方实力作后盾，而于右任则两者皆不备选举前。为了让代表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打算，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分市、分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检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如李宗仁给每个代表供一辆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识与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孙科、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设法为自己拉选票。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而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就要投票的前一天，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饭店对到来的代表即席演讲道：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了。

国民政府选举开始。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到493票，在6名副总统候选人中居第4位（前三名为李宗仁、孙科、程潜），即遭淘汰。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第二天，继续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并称赞他有民主风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并且在书坛有盛誉。毛泽东因此很早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曾与毛泽东有过一些接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这次相逢，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9月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来到于右任的官邸进行拜访，大家叙了叙旧，因毛泽东还要拜会政府其他要员，也就未能长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于右任知道毛泽东曾作有《沁园春·雪》一词（有说法是从柳亚子那里见到的），于是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泽东因读过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所赋《越调·天净沙》一词，并熟诵其中的句子，于是笑着答道：“若何‘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意之深也。”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于右任在台湾时，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曾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为人清廉，一生都处于缺钱境况中。北洋政府曾以每月3000元大洋的薪酬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对此，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到耄耋之年患牙疾时，牙医建议安装假牙，他因付不起8000元医疗费，只好作罢。

于右任生前有一个铁箱，放置私用物品，他曾对亲友表示，此箱等自己逝世后才能开启。因此，铁箱中放置何物，从无人知晓。1964年11月10日中午，于右任呈弥留状态时，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王文光、刘延涛、陈肇英及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等人，为了寻找于右任的预嘱，会同打开了这个铁箱。铁箱开启之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于右任生前一些日记之类的记述，不仅没有珍贵珠宝，甚至连张股票、证券也没有。更令人难过的是仅有几张帐单。其中有于右任的三公子中令于同年上半年出国留学时向人借款的帐单；有因平时手头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40多年的老副官宋子才的3万多元钱的帐本。在场的人们感动得哽咽不止，连平时最爱“挑剔”人的记者们，也热泪盈眶，大声哭泣。

正因如此，在于右任去世后，人们称颂他是“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这是台湾报刊在于右任逝世后的报道中，赞誉其高风亮节清廉洁贫的诗句。还有一篇报道说：右老身后，家无长物，只“有三五套布袍布衣，布鞋布袜……”。

于右任到台后，仍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1962年1月12日、22日，他在日记中分别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山要最高者”。1月24日，他又作了一首《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直至去世，他都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1997年，陆铿到台北去看于右任的老部下刘延涛，把自己的这个解释告诉了他。刘延涛听后，认为陆铿的看法与分析是对的。他对陆铿说：“怀乡是人所共有的感情，只是于老的感情特别深；统一是中国人共有的愿望，只是于右任老先生的愿望特别的强烈。”

（表格参考资料）

于右任的诗文、讲演稿、墨迹，由有关人士编为《于右任先生诗集》《于右任诗歌萃编》《于右任先生文集》《于右任文选》《于右任先生演讲集》《于右任墨迹选》《于右任草书集》《标准草书千字文》《于右任诗词集》《于右任集》等。

于右任去世后，于1965年7月被安葬于台湾省台北县淡水镇七星山墓园。此处海拔800余米，面望台海，中原河山隐约在望。墓园前门石牌坊横题为“日月其心”，旁边的石柱题曰：“两山望神州，万里风涛接瀛海；东南留圣迹，千秋豪杰壮山丘。”背面题曰：“革命人豪，耆德元勋尊一代；文章冠冕，诗雄草圣足千秋。”“海气百重开，终古有灵飞太华，国殇高处葬，此山不语看中原。”文化界还捐资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中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高4米的于右任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为了纪念于右任，国民党当局还于1965年为他铸造了一尊真人般的铜像，矗立在台北市仁爱路上。到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推行“去蒋化”“去中国化”政策时，于右任铜像于1997年底以妨碍交通为名强行拆除。国民党只好将铜像转移到台北中山纪念馆的碑林中重新安置。

于右任故居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房屋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于宝文购买为于右任读书处。旧居占地2008平方米，房屋数十间，遗留至今的有三间老屋、古槐树和房太夫人住室。

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明城墙大南门东侧西安书院门52号。建筑面积1500多平方米，是于右任1949年去台湾之前在西安居所。纪念馆为砖木结构的三进院落，由门房、花园、厅房、上房、后院组成。是一座具有陕西关中民居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纪念馆。基本陈列较为全面的展示了于右任颇为传奇的一生、及他在诗词、书法上的艺术成就。

在台湾期间，于右任的官邸原在青田街，因为拆迁，没有保留。但还存有他曾经与莫德惠共同使用过的避暑地——位于北投温泉的“梅庭”。

1992年，陕西三原各界群众、单位、台湾标准草书会、日本高崎书道会等各界人士筹措集资兴建陕西于右任纪念馆，1997年11月10日开馆，

纪念馆占地10亩，主楼三层，仿古建筑2700平方米，主要包括“于右任先生爱国事迹展”“于右任先生墨品展”“现代书法作品展”三个展厅，收藏了于右任从早期到晚期墨迹珍品、海内外印行的诗词、墨品善本、领导及名人题词。现代书法展厅展出了当代海内外书法名家、“于体”流派书法杰作，真、草、隶、篆皆有，风格纷呈。

该馆还树建了“陕西于右任纪念馆创修记”碑及六角碑亭，“于右任先生纪念碑”及六角碑亭，双亭并峙，黄瓦红柱，六角飞檐，亭子周围修建于右任书法碑石二十多方。

1984年11月10日，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和文化组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真诚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于右任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刘澜涛、王昆仑、缪云台、赵朴初参加了座谈会。

1989年电影《开国大典》：胡德龙饰演于右任；

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许还山饰演于右任；

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郭晓东饰演于右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