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盛世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宗。明惠宗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逼自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准备削除朱棣。结果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率军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役。后来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拜谒明孝陵，然后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为明成祖。七月初一日，祭告天地，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为永乐元年（1403年）。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主词条：明成祖经营东北

据《明史·地理志第十六》记载：“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明朝的领土囊括内地十八省范围，初年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乌第河流域，后改为辽河流域；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为嘉峪关；并曾在东北、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成祖时期甚至短暂征服并统治安南（今越南北部），永乐年间明朝极盛国土面积约达1000万平方公里。

15世纪30年代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靖难之役时边塞军队被燕王抽调。因此期间塞北地区边境略有南移。

永乐四年（1406年），设哈密卫，明朝在此封王置卫，目的在于迎护朝使，统领诸番，屏蔽西陲。同年，明军进攻安南，南线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安南布政使司，下设十五府、卅六州、两百余县。

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辖130多个卫所。

主词条：明成祖经营南海、旧港宣慰司（旧港宣慰使）、底马撒宣慰司

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航海者对中国海域认识的加深，有关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分界的记载则更趋具体。明成祖积极对南海诸岛进行勘察和经营。明成祖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今称巨港）设立宣慰使，首任宣慰使施进卿即由郑和亲自前往册封，使浩瀚的南海俨如中国的内海。

明成祖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就是从南京迁都北京，立北平布政司为京师，诏改北平为北京。故宫、天坛和永乐大钟是营建京师的三大工程，整个营造工程由侯爵陈圭督造，具体负责是规划师吴中。从永乐五年起（1407年），集中全国匠师，征调了二、三十万民工和军工，经过14年的时间，建成了这组规模宏大的宫殿组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建筑之一。永乐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建造完毕。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以后，北京就是明代的政治中心。

北京紫禁城占地面积724250平方米，还没把护城河与城墙的绿化带计算在内。宫殿建筑总面积达163,000㎡。紫禁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周有高10米多的城墙围绕，城墙的外沿周长为3428米，城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是护卫紫禁城的重要设施。城墙四边各有一门，南为午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墙的四角有四座设计精巧的角楼。紫禁城宫殿都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其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可以说世上罕见的。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是中国皇权思想的集中体现。与中国历代皇宫一样，故宫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形制完全服从并体现了古代宗法礼制的要求，突出了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

由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所以非常累。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此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永乐元年（1403）九月初六日，明成祖敕谕吏部说：任官，图治之基；求贤，任官之本。朕以藐躬嗣承大统，日理万机，不敢暇逸，思欲旁招俊异之材，光辅邦家。尔内外诸司于群臣百姓之中，各举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滞下僚，或可（専阝）繁；而优游散地，或抱道怀才，隐居田里，并以名闻。毋娼嫉蔽贤，毋循私滥举。《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古训具存，以资共勉。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刚刚登极改元的明成祖就在华盖殿宴请诸王，同时宣布被朱允炆削废的周王朱木肃、齐王朱搏、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全部复其旧爵，令各归故封。其中周王因与明成祖为同母兄弟，受恩有加，除复王爵外，并增岁粟二万石。另外，谷王朱橞在燕军攻抵京师时，开门迎降有功，明成祖特赐乐七奏，卫士三百，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其实，这只不过是明成祖为了削减藩王权势所采取的欲夺先予的策略。随着明成祖政权逐步巩固，削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永乐元年 （1403年）十一月，削革代王朱桂的三护卫及官属；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削去齐王朱樽的官属和护卫，八月废齐王为庶人；永乐六年（1408年），削除岷王朱楩的护卫，并罢其官属；永乐十年（1412年），削去辽王朱植的护卫；永乐十五年（1417年），废谷王朱橞为庶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的同母弟周王朱捕被迫献还三护卫。这样，明成祖把当时掌握兵权的大部分亲王，或削其护卫，或废为庶人，基本达到了削除藩王兵权的目的。

在改组文官政府的时候，明成祖首先重建了在动乱的内战中陷于混乱的官僚体制。通过重建明朝的官僚政制取得了士大夫的支持，其中有些人曾在前朝服务，另外有许多人可能仍然心怀不满，把他视为篡夺者。他在历次战役中作出的争取他们支持的努力大大地牵扯了注意力和精力。但是，这些努力给永乐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成祖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他父亲朱元璋的制度，这些祖制已被建文帝放弃了。一方面他保留了朱元璋的基本行政结构，一方面他的改组又注入了革新的内容，以矫正从前时代安排上的失误和适应变化中的需要。第一步是先组建新的内阁，使之作为皇帝和官员之间的联系桥梁而在内廷发挥作用；这样就弥补了1380年取消外廷的中书省之后所引起的结构上的缺点。内阁马上变成了官僚政制的主宰，并且作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执行机构来进行工作。

明成祖即位后不久就着手组织新的内阁：他任命七位学者到翰林院的高级岗位上来，然后让他们担当国家事务的主要顾问。开始时是在1402年8月和9月分别任命解缙和黄淮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了胡俨、胡广、杨荣、杨士奇和金幼孜。这些人都很年轻，又都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方，都是因他们优异的文学才能和行政经验才入选的，尽管他们几乎都在建文朝廷服务过。除了胡俨、解缙和杨士奇以外，其余的人都在建文时代中了进士试。在洪武朝，这种翰林学士马上会加大学士衔；在新皇帝统治之下要到晚些时候才能加这个衔。但是，虽然他们享有很大权力和势力，他们的品级却比较低，高不过正五品。他们全都任职于皇宫内的文渊阁（1421年以前是在南京，以后是在北京），所以他们能随时待诏。这种办法也和洪武时代的不同，在洪武帝时期这些大学士都在禁城内的四殿二阁供职。

这些步骤导致内阁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翰林学士开始成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和作为皇帝与官僚政制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人。在洪武朝代，大学士主要是在内廷起草制诰；这些新翰林学士则能够与皇帝进行个人接触，决定国家事务，参与制定政策。他们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员开联席会议审议国事，但是他们逐渐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为他们很容易接近皇帝。皇帝无论驻跸在什么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学士召到身边：1402年至1409年在南京时是如此，1409年至1417年在南京和北京两地时是如此；以后定都北京时也是如此。

明成祖在揭示了变节行为如何能够颠覆皇上之后，便重新组织了他的监视网，以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时用它来监察弊政。为了获取情报，他不仅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监察和司法官员，他也依赖自己的宦官和锦衣卫。

宦官们作为皇帝的私人仆役又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公开表示绝对的忠诚，并且准备随时执行交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皇帝给宦官们的信任大于对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让他们广泛地从事监视工作，这是不足为奇的。宦官们由于在建文朝时已经忠实地履行各种不同的特殊使命而显示了他们的价值，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们泄漏机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败仗。其结果是皇帝把曾为建文帝服役的许多宦官倚为心腹，并且经常使用他们。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领船队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郑和（1371年—1433年），还有李达、侯显（活跃在1403年—1427年）和亦失哈（1409年—1451年），这三个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国去。

另外还有许多不这么知名的宦官也给皇帝执行了不同寻常的任务。这些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种不同人物的情报，其中包括官员、皇族宗室成员以至平民百姓；作为给紫禁城内庞大的皇室负责采办的官员，他们被任命为特派员，为皇宫的建筑工程去获取稀世珍宝和稀有材料；另外，他们也被派去进行征战或执行外交使命。可是，他们因职在刺探文武官员的言行而不得人心。宦官们在搞调查和执行判决时拥有绝对的权力；另外，虽然他们确实揭露了某些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伪造罪名，而且侵权妄为，从而常常造成悲剧性后果。1420年，在北京设了特殊的调查机构—东厂；这个机构交给宦官掌管，从来不受正规司法当局的辖制。它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治安保卫机关的牢狱，而且，关于东厂实行的非法监禁、严刑拷打和不明不白地致人于死地的传说一直在公众中流传不息，直至明朝的灭亡。

为了加强帝位的安全程度，明成祖又重建锦衣卫来协助宦官搞调查工作。锦衣卫最初由朱元璋在1382年通过重建他的个人卫队而创立，但是它的警察职能在1387年被撤消，因为那时发现了锦衣卫的某些军官有越权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为了在即位之初就恢复他的锦衣卫的那些功能，明成祖征调了他信任的许多军官做它的指挥使；这些人中有非汉人的指挥使—特别是已经赢得了他的信任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他授予这些指挥使以各种秘密调查之权，还授权让他们拘捕和处罚一切被怀疑向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人。

明成祖统治时期军事组织在武装力量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四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取消了护卫。第二个变化是把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调到北方，并把某些北方的部队提到亲军的地位，这就使驻北京的京卫成为帝国中最大的一支部队。第三个是在京师设营，士兵们通过营定期从地方部队轮换去边境防线服役或进行征战，并在营中操练和受训。第四个大变化包括在长城沿线组织边防的镇；这个措施是永乐帝对付这条边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战略的组成部分。

明成祖取消藩王护卫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建立的分封制下，亲王具有广泛的权力。明成祖曾经利用这种权力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个经验促使他解散护卫，并让他自己的儿子们离开军镇。在内战期间，他的长子和次子都参加过战役。但是在他登基后，当他在外征战时，他让长子当摄政；次子则因策划反对其兄长而在1417年被捕。

同时，像建文帝做过的那样，明成祖也感到非削弱其他亲王——都是他的弟兄——的权力不可；许多亲王被指控有罪而遭到清洗，他们的护卫被解散。

因此，到明成祖统治结束时，在原来朱元璋建立的30支藩王护卫部队中，只有4支完整地保留下来。明成祖原来为燕王时属于他的3支护卫部队，即燕山卫，被并入组成北京皇帝私人军队的亲军之中。剩下的23支护卫部队中，有的被调驻不同的地点。其他的则被解散，他们的部队被改编成京师的新的卫。从此，授给新王的封地很少设护卫，到明朝末年，属于军事编制的藩王卫队不到12支。

把军事卫队调往北直隶之举是永乐年间进行的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军事改组。在朱元璋统治下，南京的41支卫队合称为京卫；这些部队包括皇帝私人的12支亲军和29支隶属于五个都督府的护卫部队。当明成祖以北京为京师时，他把南京的许多这些护卫部队调到北方。到1420或1421年，北京的卫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原属北京都督府的卫；原来的南京京卫；原属诸王的护卫部队。少数已解散的其他部队也从其他省调到北京。

京卫的核心是由构成皇帝亲军的22支护卫部队组成。他们包括3支燕山护卫部队、原属北京都指挥使司的16支护卫部队中的7支，以及曾隶属于南京皇帝禁军的12支部队。这22支护卫部队包括159个所；这些部队号称共有190800人（一卫包括1200人），但是实际人数很可能大大低于此数，因为到朱元璋时期末年，各地区的卫大致只有他们足额兵力的5/8。其他6支部队并入皇帝亲军的部队依然归他直接调遣；其中3支原属前北京都督府，3支由各解散部队的士兵组成。这些部队提供了进行建设工程的大部分士兵。

南京的军事编制包括29支其他的护卫部队，每支部队分归前京师的各军都督府之一指挥。到1420年，这些部队中大约19支已调往北京，剩下的则是专事水上作战的部队。1420年以后，南京的军事编制由17支隶属于皇帝私人军队的护卫部队和32支由南京五个都督府联合指挥的部队组成。同时，南直隶外围城市原属南京中军都督府管辖的部队则改由北京的中军都督府管辖；这进一步削弱了南京行政的权力。1421年随着北京周围的地区成为北直隶，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开始对该地区进行指挥。从此以后，北京的后军都督府统辖了16支护卫部队，其中11支后来负责守卫皇陵。

在改组过程中，大批人民搬迁至北京及其周围的地区。至少有435个所，即明朝全部部队的25—30%驻扎在北京地区，其中335个所原从明朝的其他地方迁来。如果采用前面的计算，这些部队的实际总兵力约为25.1万人，但是真正的数字可能略高。另外，许多士兵有家眷。139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北京地区有定居人口1926595人。因此，有理由认为15世纪初期北京省（1403年以后之称）的人口很可能大大地超过200万。总之，在1422年以后，长驻在北京的部队形成了首都居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就大大地加剧了供养基本上是依附人口的问题。

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初一日，制定军功袭职例；凡军官舍人，旗军余丁，或自愿报效，或选令征进，曾历战功升授职役亡故者，由其子承袭，无子者，由其父兄弟侄受袭。职役小者，俱准承继相等的职事，而义子女婿不准承袭。若先前不曾立功，就职后也无战功的亡故者，不许承继其职。指挥、千百户子弟随征有功，先已升至指挥、千百户，后有征进有功升职者，准予袭职，不曾征进者则不许承袭。致仕官守城或征进有功亡故，并年老告代者，原代职子孙也曾随征，或曾任北京卫所职事，及见支优给职任小者，就与父兄所升职事。若职事相等，不许令次子孙别袭。若原替职子孙不曾于北京卫所任事，次子孙曾随征，或于北京守城，如今其父祖欲令袭授所升之职者听任，原替职子孙革闻。

永乐时期对外战争也规模扩大，永乐四年（1406年）出兵收复安南（今越南），永乐五年（1407年）在河内设立了交趾布政司（行省），对其进行直接统治。

为了彻底解决大元朝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明成祖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蒙古势力遭到永乐帝的连续打击后，此后数十年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

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发动是实行报复，因为1409年东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处决了中国人派出的一个使节，其后丘福所统领的大规模讨伐又被打败。在1409年9月胪朐河的战斗中，丘福和其他几名高级将领都在蒙古知院阿鲁台手下丧生。经过悉心的计划之后，1410年3月，明成祖率领逾30万的大军从北京出发，通过宣府北向兴和，直抵胪朐河。他及时抵达位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汗的大帐，按照史书记载明成祖在6月15日把它摧毁。但是，本雅失里汗并未丧生，而是向西逃去。7月份，明军追赶本雅。

失里的知院阿鲁台东至分隔蒙古和满洲的兴安岭，并在一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但是，明朝的军队又一次没有能完全地使他屈服。正在这个时候明成祖从大草原撤兵，于8月中旬回到了南京；他宣布取得了胜利。

1410年的战役未能给北方边境带来安全。在西北的瓦剌蒙古人此时构成了新的威胁。1409年，被明朝册封为王的强大的酋长马哈木在他逃避中国军队时于1412年春刺杀了本雅失里。他然后在蒙古的旧都哈尔和林立了一个傀儡君主，并且开始向东进军去对付阿鲁台，其明显的目的是要统一蒙古民族。明朝廷试图在这两个对手之间进行挑拨。阿鲁台在1413年7月被封为和宁王，并被授予朝贡制度下的贸易特权。1413年末阿鲁台告知明朝廷，马哈木的军队已跨过胪朐河，这件事促使明成祖发动了第二次蒙古之役。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第二次蒙古之役在1414年4月开始。明成祖这一次又亲统大军，在西蒙古人向东蒙古迁移时力图集中力量把他们歼灭。明军深入到蒙古，与马哈木的大帐交战于土剌河上游。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明军使用了大炮攻击瓦剌人。虽然明军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仍迫使瓦剌人退却，马哈木率众溃退，兵力锐减。这次战役打了不足五个月，明成祖于8月份凯旋回到北京。他在班师途中想与东蒙古人的阿鲁台会见一面，但阿鲁台假装生病，避而不见。可是，阿鲁台继续进贡了几年。

马哈木死于1416年，他的大帐随之而来的解体暂时解除了西部很不服节制的瓦剌蒙古人的威胁。这就使得明成祖能够转移注意力来建设新都北京。这也促使阿鲁台向西把他的影响扩展到瓦剌诸部，他开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节和他的津贴的数额与明朝廷发生争执。到了1421年阿鲁台停止了进贡，他的徒众们也时不时地越境进行零星的袭击。明成祖的反应是准备再进行一次战役；但是这一次他在朝廷内遇到户部尚书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以军费为理由的顽强的反对。明成祖占了上风：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宾自杀。

1422年4月明成祖离开北京，亲统大军去讨伐阿鲁台。此时阿鲁台已经占领了张家口之北的兴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东北边境的兀良哈三卫；他计划在长城附近阻止住中国军队，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明成祖却是直趋多伦（在开平卫）附近的阿鲁台的营地，同时派了2万人马进攻兀良哈三卫，终于在7月使之降服。等到明军抵达多伦时，阿鲁台携人马远遁至外蒙古。明成祖不想穷追不舍，在9月末返回了北京。

1423年，明成祖发动了第四次反对阿鲁台的战役，以阻挡他们对北方边境的迫在眼前的进攻。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远征行动，明成祖直到8月末才离开北京。明军在通过了兴和和万全以后尚未能与阿鲁台的人马接触。明成祖在10月份才知道阿鲁台已被瓦剌人打败，他的部队也已溃散。所以他在12月返回北京，这次战役是无功而还。

1424年，他发起了他的最后的第五次蒙古之役。明成祖对阿鲁台的党羽侵入开平并南下进迫大同作出反应，在北京和宣府集结了大军。4月初，他在视察了军队之后便统率远征部队离京作最后一战。在以后两个月时间内，明军通过土木进抵开平之北，但是又没有能够遇上阿鲁台的大帐。有些将官请求给一个月粮草以便深入敌人领土，但明成祖担心他自己已经过份地深入敌境，就拒绝了这些建议，并撤回了他的军队。1424年8月12日，明成祖病逝于多伦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问题和他登极初年一样悬而未决。

安南是现今越南的北部，它本是一个受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藩属国家；但它自10世纪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是独立的，并且顽强地反对中国的政治干涉。早期的中国统治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安南的战略重要意义，曾经想间接通过外交和文化压力来迫使它就范。朱元璋1395年的《祖训录》曾把安南以及占城国和柬埔寨一起都包括进不征之国。明成祖不顾这种祖训，认为安南的内部事件威胁着明朝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明朝的版图。

安南的平定工作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重大问题。中国行政结构的强行建立马上引起了安南人的反感；他们开始到处反抗明军。张辅的军队粉碎了这种地方性的反抗，在1408年他和他的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国。1408年9月，原陈氏官员陈頠首先举起了有组织的反叛的旗帜。他建立了大越王国，并攻占了义安府城和其他几个城镇。曾经在征服安南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沐晟，这时又受命带领云南军队来平定这场叛乱。可是，陈頠的军队很熟悉当地的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一再打败了沐晟的军队。1409年秋，张辅又被派回安南来挽救局势。经过了一次周密计划的进攻之后，1409年12月张辅打败了陈頠，并捉到了他。张辅在1410年初被召回后随驾出征北方边境的阿鲁台，留下沐晟再一次负责交趾的事务。

陈頠的一个侄儿陈季扩登上了陈氏的王位，他一直未被抓住，因而变成了越南人抗战的领袖。沐晟对他的进攻没有什么进展。明廷想安抚陈季扩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封为交趾右布政使；他拒不接受，战事仍在继续。1411年初，张辅再次被派往安南，随带2.4万人。他连胜两仗，夺回了于1408年失陷的义安府城。但是，叛军回避打阵地战，叛乱继续拖延了三年，直到陈季扩在1414年3月30日最后被俘为止。张辅在1415年暂时被召回南京，但又不得不返回交趾以扑灭另外几次叛乱。可是，这时的抵抗很轻微，到了1416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中国军队都被召回国。

李彬在1417年2月取代张辅的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安南人不满情绪的加剧是由于被派到安南来为建造新都北京而搜集材料的宦官马骐，增加了对安南的税收和木材的要求。1417年末和1418年初发生了几起暴乱。叛乱分子聚集在黎利（约1385年—1433年）手下：此人是清化的一名纠纠武夫，曾经追随过陈季扩，现时已自封为王。他在1419年和1420年都和明军打仗，但两次都失利。他于是用游击战继续抗争，并且赢得了乡村人民对他的忠诚，他在乡村中被视为抵抗运动的象征。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作战军队和行政支持，中国人发现不可能把叛乱运动镇压下去，安南战争一直消耗着朝廷的财力。在永乐末年明朝也仍然未能镇伏叛乱。这种失败引起了明成祖诸继位者的许多严重问题。1427年，明朝决计撤兵，放弃了22年以来在那里建立交趾布政司的努力。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明成祖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永乐元年（1403年）三月十一日，明成祖命平江伯陈瑄与都督佥事宣信二人充任总兵官，各率舟师由海道运粮四十九万余石于辽东和北京，以补北方军储不足。海道运饷自此以为常。

1405年，全国税粮31133993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十六日，颁定牧马法：牡马一匹配牝马三匹，每岁课征一驹给军士，非征发不得擅自遣用。

永乐时，布帛、丝绢、棉花绒和果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这也反映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发展。

永乐年间是明代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中心。这里人口约十万，洪武年间有官窑20座，宣德时发展到58座。景德镇瓷器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如永乐时的锥拱、脱胎，都是技术上的新创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红是永乐时的名贵瓷器。宣德时的青花瓷更是上品。还有一种用南洋的红宝石掺进釉料中制成的瓷器，称为“祭红”，具有宝石的光泽。

明初设置宝钞提举司，翌年诏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规定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只准用金银易换钞币，违者治罪。可是，到了洪武末年，江南士民和一些行商大贾重钱轻钞，甚至有人以一百六十文钱折算钞币一贯（四百文为一贯），因此造成物价腾贵，钞法大坏不行。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二十日，明成祖诏令禁金银交易以通钞法，犯者以奸恶论罪。同时规定钞纸昏烂者允许到行在库兑换新钞。然而由于收受艰难，结果金银交易禁而不止。当时，户部尚书夏原吉曾疏请明成祖更钞板上的“洪武”篆文为“永乐”，明成祖命仍其旧。自此以后，朱明王朝的宝钞一直沿用洪武年号。

在15世纪初期，元代的大运河已经大段大段地损坏、淤塞和不能通航了。明成祖决定修复大运河和重开运河运输，使之成为另一条供应北京的南粮运输路线，因为首都迁往北京后粮食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大运河分两个阶段进行修理。北段的疏浚和修复工作在宋礼的监督下开始于1411年7月；这项工作包括疏浚河渠130英里和建造38座船闸。这项工程使用了30万名服徭役100天的劳工。从黄河到长江的南段在1415年7月开放。陈瑄在淮安之西建造了四座船闸，以提供通向淮河的入口。运河体系这时能从长江下游流域直通北京；它成了南北之间商业的主要动脉。

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夏元吉采纳上海人叶宗行的治水建议，上奏请求疏浚黄浦江，明成祖准。

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初三日，明成祖明成祖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巡视浙西诸郡，治理苏州、松江和嘉兴等地的水患。夏原吉经过实地勘察，上奏拯治之法在于开浚吴淞诸浦。明成祖准命夏原吉督率民丁十余万人，开浚吴淞江下流以通海，上接太湖，并且“度地为闸，以时蓄泄”。次年正月，夏原吉再率民工开浚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等支流，九月告竣。疏浚吴淞江大大便利了苏、松等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

洪武年间，全国官营铁矿有13所。这些铁冶，除炼生铁之外，还炼熟铁和钢。但官营矿冶总的说来是停滞不前的。它的生产完全依其他官营手工业部门对生铁原料的需要而定，时而开采，时而封闭，产量极不稳定。而民营矿冶却在稳步发展，这从历年民矿向政府交纳的贡课中可以看出。永乐元年（1403年），民间交铁课79800多斤；宣德九年（1434年），增加到555267斤。明朝规定，铁课三十取二，按此计算，在30年中，产量当从近120万斤增至830多万斤，上升七倍。冶铁业中官矿衰落、民矿发展这一趋势，是明代矿冶业，也是其它手工业共有的现象。

明初的造船业曾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龙江（亦叫龙湾）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造船业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其他各地的造船业也都很发达。各地造船种类很多，有遮洋造、备倭造、战船、浅船、风快船、黄船，等等。其中海运税粮的遮洋造最大，可装载粮食四五百石。

永乐元年（1403年）5月，明成祖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永乐元年（1403年）8月，命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等府卫造海运船二百余艘，明成祖还命令福建的所有中国造船厂承担大规模的造船任务。

据明朝官方记录洪武三十五年，明朝人口56301026，赋税粮30459823石；永乐元年，明朝人口66598337，赋税粮31299704石。“在永乐至嘉靖（1403年—1566年）的163年中，人口变化很大，但从黄册的人口统计数字来看，人口数量始终处于徘徊状态，并没有增加多少。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人口为63，654，248，仅比洪武26年的人口增加3，108，436，这个数字与实际人口差距较大，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主要是明中期政治逐渐腐败，统治阶级不重视人口的统计，因之典册的编制失实，人丁隐瞒。虽然黄册记载人口，但每次编造黄册，舞弊多端，往往是旧册的抄袭，仅依赖户部的复查，是无法得到精确数据的。所以王世贞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这部《永乐大典》与清朝人修纂的《四库全书》不仅形式不同，目的也不同。修纂《永乐大典》并非出于文化专制的目的，而只是为了保留下更多的史书，能够为后人所用。《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中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他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在编撰《永乐大典》的同时，明成祖还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这些汇编著作在1415年10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书名，在1417年4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他们是熟悉儒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明成祖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明成祖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明成祖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初朱元璋比较注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明成祖继承太祖的一些有效作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治上，稳定政局，安抚四方。明成祖即位后，对政治上的建设尤为重视。他认为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必须慎重，“四夷顺，则中国宁”，只有安定四方，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他注重从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并注意政策的实效；在军事上剿抚并行；经济上减免税负，加强贸易往来，实施屯田；文化上，积极推广中华文明。

早在1207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经到过西藏，蒙古人与西藏发展了一种关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护和承认其宗主权，同时给蒙古的统治者们提供精神指导。

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得银协巴（中国称哈立麻）以善行法术著称于世，明成祖在为燕王时已闻其名。

明成祖在1403年登基时，派了一个由以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显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达的弟子智光率领的使团去西藏。使团邀请得银协巴去南京。得银协巴在一开始派出一个纳贡使团后，在1407年4月亲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应请求为皇帝死去的双亲举行宗教仪式，据记载他施展了许多魔法，如使许多神祇显形，制造鹤、狮、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时间长达22天。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受到重赏，取得了响亮的官衔，并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国佛教中心，在那里又举行了仪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与明朝廷交换了三次礼品。次年，明成祖加封哈立麻，赐领天下释教。侯显因奉使有功，擢为司礼监太监。此后，侯显又数次奉诏出使各国。

他的继承者通哇顿丹（1416年—1453年）到15世纪40年代末一直派来使团。明朝朝廷显然不知道得银协巴之死，所以认为这些使团都是他派出的。1413年，萨迦派的教长（关于他的法力，皇帝也已有所闻）应邀来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并于1414年由宦官护送回藏。此后萨迦派的住持继续派使团来中国，直至15世纪30年代。

明成祖还试图把当时最伟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年—1419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明成祖请他来朝廷。

其他西藏的宗教领袖也受到推动而与明朝发生联系。

建文四年 （1402年），元顺帝后裔坤帖木儿被部酋长鬼力赤杀害，鬼力赤本非元帝后裔，各部多不服。鬼力赤遂弃大元皇帝称号，改号鞑靼，自称可汗。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十二日，明成祖遣使贻书鬼力赤以通好，并赐与银币等物。同年七月十五日，又遣指挥革来等人诏谕鬼力赤，再申讲好修睦。

明成祖通过搞分化、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他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所有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明朝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他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他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

为了控制蒙古纳贡使团的次数和规模，他们来华的路线和入境点、他们在朝廷呈献时的礼仪、朝贡品应付的价格、以及送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的礼品，明朝廷都制订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兀良哈诸卫获准每年派使团两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时，一次在中国的元旦。但是这类规定从来没有严格实施过，也没有用于更远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及其使者，以高价收取贡品，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例如，在1404年和1406年为女真和兀良哈诸部落在开平和广宁设立两个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员（通常为宦官）出于私利，经常改变赐给蒙古人的礼物的规格和他们贡品的价值。这样就常常引起纠纷和对边境的劫掠。

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年、1406年、1413年和1416年）作为一个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他们的贡品主要是马匹；1414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约3000匹马。他们的纳贡使团在1410年、1411年、1418年和1422至1424年这些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1422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事件。

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明朝保持纳贡关系。明朝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在1408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1410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期派出使团。在1410至1424年期间，阿鲁台派了27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1413年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个使团。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1421年、1422年、1423年或1424年明帝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1424年8月皇帝死后不久到达。

瓦剌蒙古人也与明朝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行劫掠。1408年10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他得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1409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的封赏。除了1414年、1416年、1420年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华。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马匹。瓦剌使团在1414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复进贡。1418年4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欢与其他两个部落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欢派使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

明成祖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明成祖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明朝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1403年，明成祖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明成祖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立。在明成祖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州设立179个卫和20个所，以确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

生女真对1403年中国使团的反应是回派了一个使团，但他们依然是靠不住的。1409年初期，明成祖派宦官亦失哈率一专门使团前往生女真的领地；亦失哈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为明朝效劳。1411年，他率25艘船和千余人驶往位于北满边远地区的奴儿干，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他厚赏地方部落领袖，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并说服部落领袖们派一朝贡使团与他一起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领使团去奴儿干，最后一次在1432年；明朝廷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中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

因此明成祖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明朝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明成祖登极后不久，就依照洪武初年的建制，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市舶提举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以加强管理正当的中外贸易和友好交往。并且不断地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臣，仅永乐元年（1403年）就派宦官出使各国达三次之多：九月十五日，明成祖遣宦官马彬等出使爪哇国，并诏谕苏门答腊、西洋琐里等国；同月二十四日，遣宦官李兴等出使暹罗；十月十三日，宦官尹庆奉使诏谕满剌加、柯枝等国。从此开了宦官出使外国的先河。

海路：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宏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就是郑和下西洋。

陆路：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清朝官修《明史》中描写永乐帝在位期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1392年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建立。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朝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正统性。

1402年9月，明成祖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他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皮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明成祖经常索取马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马，1404年送去1万头牛，1407年送去3000匹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年、1406年、1407年和1411年，永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张。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1380年已经中断，因为朱元璋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义满（1358年—1408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1399年，他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1403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的第一个外国使团。

明成祖即位后，曾经派遣使臣诏谕日本国。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再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可是，他们还未成行，日本国王源道义的使臣已抵至宁波。十月十一日，日本使臣一行来到南京表贡方物，明成祖优礼相待，对其所携带的兵器等违禁物品，也特准出售。日本使臣还国时，明成祖遣官护送，并带给源道义国王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之物。从此，两国间恢复了洪武末年以来几乎断绝的友好往来。

明成祖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向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200人，不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易中被忽视了。

在1404年至1410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1408年去世时，明成祖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盗。但在1411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1417年11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明成祖又试图与义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明成祖主要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明朝的影响，加强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他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他们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1402年至1424年期间，明朝廷派了62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95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1406年至1427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

明成祖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团向他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明成祖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1405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次是在1408年为浡泥王写的。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证明明成祖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及与其统治者的特殊关系。外国统治者则回派正规的纳贡使团来华，并随带诸如贵金属、香料、异国动物等土产；支付这些物品的代价都很高。

可以从占城、暹罗、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较重要和持久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公开宣称与占城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他们在安南互有牵连。但在1414年以后，当中国人拒绝归还安南夺取的占城领土时，关系转向紧张。占城人经常攻击派往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和骚扰在安南的中国人，可是一直没有脱离正规的纳贡制度。暹罗是东南亚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的最老的朝贡国之一。中国的兴趣在于限制暹罗去侵犯马六甲，而暹罗的朝廷则注意到中国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每年派纳贡使团到中国而从中得益。

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明成祖在1403年10月派一个使团到那里去建立关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个马六甲王率领他们的国家代表团到中国，使明成祖大为高兴。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明成祖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通。可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东爪洼王与西爪洼王之间的战争。在1408年至1409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当他手下的170人登上了他的对手西爪王声称拥有的海岸时，他们被后者所杀，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洼置于监视之下。浡泥在当时相对地说并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访问永乐朝廷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而给了明成祖强烈的印象。它被给予比凭借它的国土面积和力量应得的更大方的待遇。

明成祖在他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他愿意利用各种方式去达到他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的目的。外国的反应取决于以下的几种情况：明朝外交主动行动的性质；他们与明朝的权力中心的距离；他们对安全和贸易机会的关心。从1405年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但事实也很清楚，随着1413年以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外交活动的放松，当朝廷的力量专注于北方的事务时，这些国家能够在纳贡制度建立的规定的宗主-属国关系中便宜行事。

明成祖还力图把他的影响远远扩大到南海、印度洋和极东地方的国家和王国中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分别在1405年、1407年、1409年、1413年、1417年和1421年对当时所谓的“西洋”进行了六次壮观的海上远征。所有这些远征由宦官郑和和他的副手王景弘（后来官方名字为王贵通，约1434年死）及侯显指挥。这些远征都由从事外事活动和为皇帝求宝的宦官组织。远征的开销不仅来自皇帝的私囊和皇帝的代理机构，而且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

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水手招自福建，远征从福建的港口启航。船队所包括的船只，大者为九桅的中国平底帆船，长444英尺，宽186英尺；小者为五桅中国平底帆船，长180英尺，宽68英尺。船队由约27000名水手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当地的统治者的礼物。

永乐盛世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辉煌的时期之一。统治中国的明成祖一直抱有恩威遍施海内的“雄才大略”，而盛世雄厚的国力为这个“大一统”信念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永乐盛世的出现，把中国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心。

明成祖留给明代后来的君主们一项复杂的遗产。他们继承了一个对远方诸国负有义务的帝国、一条沿着北方边境的漫长的防线、一个具有许多非常规形式的复杂的文官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一个需要大规模的漕运体制以供它生存的宏伟的北京。这只有在一个被建立帝国的理想所推动的朝气蓬勃的领袖领导下才能够维持，这个领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并愿意把权力交给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职能。明成祖的直接继承者都不具备这种英勇的品质，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他关于帝国的远见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础。

以后的几代皇帝并没有他那种对帝国的认识，还认识到维持他的政策的代价，开始收缩和重新巩固帝国的行政。但是，他们不能解决他们采纳的国家政策和必须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文官政府得到加强，政府的开支也减少了，但耗费巨大的军事组织、北方的京城和漕运制度仍必须维持。军事收缩无意地削弱了边防，从而给以后的统治者们造成了许多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明成祖比朱元璋对以后明代历史的进程具有更大的影响。

明成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在位的22年间迁都北京、营建皇宫、七下西洋、五征漠北，件件都需要大量的民力财力。所征派的徭役和赋税，给广大平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永乐十八年，山东爆发了唐赛儿起义，此时距离明太祖开国尚不过五十余年。但在这前后，大明王朝已经有过大大小小的起义不下十余次了。天灾频繁，官员腐败，固然是诱因，但更要紧乃是最高统治者大兴土木，不惜民力。明成祖修筑紫禁城所征发的徭役，大多出自于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带。永乐十九年，翰林侍讲李时勉、邹缉等人联名上疏，疏中便揭露了当时人民的困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