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及“是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重。”因为象徵著“遗教不灭”，并具有灵验性，佛陀舍利就成为佛门传世的圣物。

据传2500年前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弟子们从灰烬中得到了头顶骨、牙齿、中指骨和84000颗舍利子。

据佛教经典记载，释迦牟尼荼毗后所得舍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遗骨舍利，如佛牙、佛指、佛顶骨等；另一类是珠状舍利子，其中又有骨舍利、肉舍利、发舍利之分。而前类稀有，后类居多。舍利是佛教圣物，《大智度论》说：“供养佛舍利，乃至芥子许，其福报无边。”

佛顶骨，本指佛顶肉髻，“顶骨涌起，自然成髻是也”（《无上依经》）。佛涅槃后，特指顶骨舍利，“顶骨结实，穷劫不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五）。佛顶真骨是指释迦牟尼佛头顶涌起自然成髻部分的舍利。

南京大报恩寺出土的佛顶骨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枚佛顶真骨，文献记载，北宋为佛教中兴时期，西行求法，再掀高潮，当时有印度高僧携佛骨舍利来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北印度乌填曩国高僧施护，将佛祖顶骨舍利奉献金陵长干寺（今大报恩寺），于大中祥符四年，安奉于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内。天禧二年，长干寺改天禧寺。南宋《景定建康志》上记载，天禧寺是长干道场，葬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祥符中建真身舍利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

法门寺的指骨舍利是最出名的真身舍利，当年的唐朝有多辉煌，法门寺就有多辉煌。佛祖舍利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捻而兵戈息，从此成为唐代皇室的规矩。唐中宗、唐睿宗以及武则天等皇帝，皆以帝国最高礼仪迎奉佛祖真身舍利，法门寺也成为大唐帝国的皇家内道场，极尽奢华。

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如何传入中国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古印度的阿育王讲起。

公元前273年，古印度阿育王（亦译无忧王）即位（前273~232）。阿育王用武力统一了战乱频仍、小国林立的古印度，除锡兰岛与印度半岛南端外，其余皆入版图，并包括阿富汗的一部分。阿育王使孔雀王朝达到极盛时期。

战争结束后，阿育王转而反战，并狂热地崇佛，四处立柱凿壁，镌刻崇佛反战的敕文。

史载，年迈的羯陵伽国国王被捕后宁死不屈，在囚禁中自尽身亡。这件事给了阿育王心灵震撼，使他明白武力只能征服国土，并不能收服人心的道理，而且他在即位第四年就已皈依佛教并受灌顶之礼。遂以幡然醒悟的姿态下令休兵，并颁布诏令，表示忏悔。他宣布佛教为国教，在全国建起84000座寺塔，约在公元前253年在华氏城主持佛教史上第三次结集，编纂经、律、论三藏经典，统一认识，解决教派争端，为佛教的发展立下不世之功，被佛教徒尊为“护法之王”。

阿育王传教有跨国行动，他曾派大批佛教传教士到印度各地以及印度周边国家传教。当时佛教已自恒河流域向周边扩散，传播到印度各地及南亚、东南亚诸国。不仅如此，据阿育王时期碑文《摩崖法敕》（第13）记载，传教师的足迹已到中亚、南欧及北非。

印度佛教传入西域没有确切的时间，但早在阿育王时期，便已有佛教传教师来西域弘扬佛法。从阿育王直到公元前末期，印度佛教已从早期佛教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公元1世纪以后，上座部、大众部中先后分出部派18部或20部之多，各自的部派都已具经、律论三藏，史称这时期的部派佛教为小乘佛教，并已传播至安息、大夏、大月氏等中亚地区。

大约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贵霜翎侯邱就却攻灭其他四翎侯，自立为王，建立贵霜王国，西侵安息，占有了喀布尔平原，南侵印度，灭濮达、罽宾。至其子阎膏珍（约45~78）统治时期，贵霜帝国南侵印度吞并了印度西北部诸小国。在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约78~120），贵霜帝国进一步扩张，势力到达恒河和印度河流域，并逐渐建立起一个纵贯中亚和南亚的庞大帝国，其疆域东起恒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北至咸海、药杀水、葱岭一带，南达印度的纳巴达河。今新疆喀什、叶尔羌、和田亦在其版图之内，首都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时称布路沙布罗。

贵霜人很早以前便已从印度人那里接受了佛教，时间大概要上溯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贵霜帝国征服印度后与西域也均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仍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亚、欧海运畅通前，横贯西域的大路长期是东西往来要道，便利于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贵霜帝国继孔雀王朝之后再一次大规模传播佛教，用佛教文化征服天下。北传路线以大乘佛教为主，先影响毗邻的安息（今伊朗）、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于阗（今新疆和田）、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小国，然后东传中国内地，再传蒙古、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南传以小乘佛教为主，经锡兰（今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居住地区。

印度佛教文化东渐中土始于汉明帝永平年间。传说佛灭后200余年，称霸印度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前往王舍城取出阿阇世王所藏八万四千舍利，造八万四千琉璃宝箧盛之，并造八万四千宝函、以八万四千匹彩为之庄严，使诸鬼神于世界各地同时筑起八万四千座宝塔，相传华夏之中有五，扶风为其中之一。关于阿育王分舍利、造塔的事迹《广弘明集》、《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显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以及敦煌壁画中都有所记载。

世尊佛陀将涅盘前的事迹都记载在《大涅槃经》，经中叙述了佛陀涅盘的经过，其它相关经文包括了《大善见王经》等经书。

佛陀是在公元前544年在库系那拉（Kusinara）涅盘。当时佛陀的圣骸供十方众生瞻仰了六天后，在第七日，被火化。火化的火焰被清香的净水熄灭，火化处被受守护七日。这七内佛陀十方众生都前来火化处朝拜。火化之后的佛陀舍利子经由香性之婆罗门分给以下之八个国王：

⒈拘尸那城 2. 摩羯陀国 3. 毗舍离国 4. 迦毗罗卫国

⒌遮罗颇国 6. 罗摩伽国 7. 毗留提国 8. 婆罗国

香姓婆罗则保留下来用于平分佛陀舍利的容器。获得佛陀舍利子的国王后来各自建立舍利塔安置供养这些佛陀舍利子。

第一枚佛祖舍利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二月初八，汉明帝到白马寺谒见高僧摄摩腾。摄摩腾问：“寺之东南是何馆室？”汉明帝说，那是一个高丈余的土丘，周代已有，铲之不去，上面还时放光明，人称圣冢。摄摩腾告诉汉明帝，如来佛灭度百年后，其舍利(即遗骨)被安放于“八万四千”处宝塔中，在中国有19处，圣冢必为这19处舍利塔之一。

汉明帝将信将疑，率百官随摄摩腾、竺法兰到圣冢前行礼，果见光明再现。汉明帝赞叹不已，命人依两位高僧所传的天竺样式，在圣冢处兴建佛塔。从当年三月到十二月，佛塔建成，“凡九层，高五百尺，岌若岳峙，号曰齐云”。

第二枚佛祖舍利

隋文帝杨坚以印度的护法王（佛教称为转轮法王）——阿育王为榜样“弘法护教”。阿育王所建的84000塔，是在同一日修起的，于是，仁寿元年（601年）6月13日，在隋文帝60岁生日的这一天，下诏在30州建30座舍利塔供养佛舍利。钦定10月15日午时，30州“同下”（舍利入石函）。当时的泾州属长安门户，京畿之地，14粒舍利于公元601年10月由高僧送到泾川，在大兴国寺建地宫，置函，供养。公元690年9月9日，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神圣皇帝”。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和阻挠。武则天对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很崇敬，于同年7月将其颁行天下。公元690年10月，武则天又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都建一座大云寺，珍藏《大云经》，并总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泾州大云寺选在在大兴国寺遗址上建塔立寺，动工之际，发现了隋代供养的舍利。女皇敕建大云寺之举恰与佛祖舍利相遇，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巧合，于是请金银器制作大师，选宝石珍珠，做成铜、银、金棺椁，以硫璃瓶盛装14粒佛骨舍利，配以石函，镌刻清楚朝代地点数量，入砖筑地宫，建塔立寺。

第三枚佛祖舍利

（唐仿制影骨）

1987年5月8日22时20分，考古工作者启开珍藏于地宫汉白玉灵帐中的盝顶铁函。铁函上锁着大铁锁，上面锈迹斑斑。原来开启八重宝函，是完全按照碑文的记载来进行的。但是，这只奇异的大铁函，碑文却没有任何记载。为了稳妥起见，在两日前的一个夜晚，在扶风县医院的X光机下对它进行了透视，只发现其中有异物，但由于铁函锈蚀严重，专家们反复“会诊”，也难确定。启开厚厚的函盖。铁函内有一个木盒，已经腐烂，被红黄二色泥土紧紧固定于函中，盒下为糊状物，检验不清。启开木盒，盒内是彩绢，整整9层，层层花色各异。当取开最后一层彩绢时，发现鎏金银棺。银棺状如棺木，前端雕五彩花冠一顶，中间两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凤鸟，正在并头齐飞，后端饰云头纹。在小小的前端银档板中间开着两扇精致的小门，挂一把小巧的金锁，左右两面门扇上各镶三排9颗小金钉，门扇上各雕一执幡童子，童子头上有彩云数朵。银后档上雕一对披发金毛狮，银棺身左右两侧棺板上，各雕一位守卫银棺的金刚力士，左执剑、右执斧。整个小银棺置于一座雕花的金棺床上。棺床前后分别有五座壸门（门形似月），左右两侧是雕花帘帷。第二枚舍利就置于鎏金银棺内，专家们将其命名为“特级二号”。

第四枚佛祖舍利

（佛指真身灵骨）1987年4月21日，在地宫后室北壁秘龛内，发现一只锈迹斑斑的铁函，打开铁函，里面是一枚45尊造像盝顶银函。上面放着两枚硕大的水晶随球，还有二枚雕花白玉指环，二枚雕花金戒指，一串宝珠，数条绣花绸绢。45尊造像盝顶银函为正方体，长、宽、高各17厘米，函盖、函身雕工极为精致。函身下沿錾刻“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真身宝函”。45尊造像盝顶银函内放置银包角檀香木函，函顶、函身均包裹银雕花包角，以平雕加彩绘手法雕满各种花卉。上系银锁、钥匙一副。银包角檀香木函内为嵌宝石水晶椁子。椁盖上镶嵌黄、蓝宝石各一枚，体积硕大，眩耀夺目。

椁盖雕观世音菩萨及宝瓶插花，椁身四面皆雕文殊菩萨坐像及莲座、花鸟。水晶椁子内是壸门座玉棺。这里面又是一枚佛指舍利。根据出土的先后顺序，专家们将其命名为“特级三号”，

经鉴定系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这枚舍利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佛教界至高无上的圣物。

第五枚佛祖舍利

（唐仿制影骨）

5月10日23点，第四枚佛指舍利很快在阿育王塔中发现了。阿育王塔，全称汉白玉浮雕彩绘阿育王塔，由塔刹、塔盖、塔身、塔座四部分组成。铜铸塔刹，葫芦状，安置于盖心。塔盖为九层棱台，由上而下逐渐变大，每边刻一圈如意云头二方连续图案。塔身为四面，四角有立柱。每面中心设门，门上有四排乳钉，各24枚，门设司前，有锁。每个门扇上各有一尊菩萨。塔座为须弥座，座的台缘均刻流云纹。塔内放着一座宝刹单檐铜塔。铜塔为模铸成型，平面呈方形，分作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单层，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两侧为直棂窗，门额以上铺作人字形斗拱。顶为单层四角攒尖形，每面铸出瓦垅，角垅起翘。塔刹高耸，刹底为须弥座，其上6个相轮由下往上依次渐小，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塔内盛放银棺一枚。棺前档板上刻着两位坐佛弟子，两侧壁各錾出两只迦陵频伽神鸟。棺体下有两层台座，上层台座四周錾出一圈仰莲瓣，下层四周镂空成壸门。

当这口银棺的棺盖被启开后，又一枚佛指舍利出现了，于是被命名为“特级四号”。以上四枚舍利的外观都符合《志文碑》和其他一些典籍的记载，但不同的是，第三枚（即置于地宫后室秘龛中的一枚）颜色略黄，表面有一些粒状的骨质分泌物，而其他三枚则很像白玉。又根据盛置第三枚舍利的铁函内一重鎏金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宝函上的錾文：“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确定这一枚是真身灵骨，而另外三枚则属于影骨。“影骨”之称，已见于《志文碑》，是佛家为了保护真身和供人供养而特制的影射之骨。既为影射之物，诚如赵朴初居士所谓：“影骨非一亦非异，了如一月映三江”，同灵骨的作用是同样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骨真身是世界上现存惟一的佛教圣物，法门寺将因此成为世界佛教朝拜的圣地。

朝阳北塔出土——佛祖真身骨舍利与佛祖真身血肉舍利

1988年11月14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北塔天宫出土了一大批佛家宝藏。清理中，发现两颗佛祖舍利，一颗乳白色的为骨舍利，另一颗红褐色的为肉身舍利。消息传出，立即轰动了世界佛教界。天下大德高僧、专家学者不远千里万里，从四面八方云集朝阳，争先恐后一睹稀世宝物的神秘面容。

朝阳北塔在修缮时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而这些文物多是国家级文物，更有甚者是世界级文物。

发现佛祖舍利的北塔天宫位于第十二层塔檐中部，由门道、甬道、宫室组成。宫室内放置的方型石函，用六块石板筑成，即四面和上下各一块石板。由于不断地经受地震、雷击、火灾甚至战争，天宫盖板已裂成两截。宫内外所有木质、丝棉、纸张等可燃物品都已化为灰烬，余下的物品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损伤。

考古人员经过细细观察，发现 在只有1.2平方米的天宫石函里面，众多的佛教文物放置井然有序。这些文物共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摆放。前部中轴线上，从前往后立有鎏金银塔和藏经塔。二塔两侧放置银菩提树、有柄石香炉、玻璃瓶、瓷瓶、盛有供物的瓷碟、铜碟、银碟以及珠宝玉器等各类供佛物品。因石函狭小，许多文物分层重叠放置。后部只有一座七宝塔，用佛家七宝装饰。塔内中央置木胎银棺，棺内装金舍利塔。这种以盛藏佛舍利的金塔、银棺、七宝塔为主位，以藏经塔和鎏金银塔为前部中轴线，两侧放置供物的布局方式，是严格按照佛教仪轨和佛舍利瘗（yi：埋藏）埋习俗，经过精心布置和巧妙安排的。

考古人员在清理过程中，七宝塔首先被清理出来。在塔的四周，各有一个用水晶穿成的方形三檐小塔，由于银丝锈蚀折断，水晶珠大多散落。接着，陆续清理出银菩提树、瓷碟、银罐等物品。其中藏经塔、六角鎏金银塔和波斯金盖鸟首玻璃瓶等后来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

接下来，天宫中心位置面南背北安放的一只木胎银棺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银棺打开后，一座高约十公分的金塔在考古人员面前闪闪发光。打开金塔，里面是一个金盖玛瑙罐。考古人员依据惯例和经验判定，玛瑙罐中肯定装有舍利。经细心清理，其结果正应了人们的猜测。玛瑙罐中果然装有真身舍利两颗，一颗乳白色为骨舍利，另一颗红褐色为血肉舍利。两颗舍利与五颗鎏金彩珠一起供奉在玛瑙罐中。

随后，在北塔天宫和地宫中发现的碑刻中，证明了这两颗舍利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

1、在立于天宫门板外侧的天宫物账碑上，开头一句话是：“今聊记石匣内……”以下记载石匣内安奉的主要物品名称及数量。因文字大多剥蚀，能够辨认的有“经塔”、“舍利两粒”、“金莲”等。后面刻写的是：大契丹重熙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午时再藏……

2、北塔地宫中也曾发现辽代重熙十三年刻写的题记砖，上刻有“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弟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辽代时，朝阳称霸州，题记砖中第一句是说，僧俗众人第三次重修北塔事；第二句是说“宝安法师奉隋文帝敕葬舍利”。

3、天宫中鎏金银塔内还有题记铜版和银经卷，上边写有：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与舍利同时葬此银塔……

举世罕见的七宝塔

在七宝舍利塔中安放着木胎银棺，银棺里有一座方形单檐金舍利塔，塔内有一个非常精美的金盖玛瑙罐。两颗佛舍利和五粒鎏金珍珠就珍藏在这罐里。而这种包装相套的珍藏方式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安放真身舍利方式大致相同。而通过文物可以看出，除了皇家没有人制作七宝塔这种价值连城的供物，而这里珍藏的舍利也除了佛祖外不可能是第二人。

虽然北塔舍利装藏方式与法门寺地宫(铁函一鎏金函一檀木函水晶椁子一玉棺)大致相同，但北塔的七宝舍利塔却是举世无双的。《正法华经·七宝塔品第十一》中有记载：“七宝三塔殊好色若干变。五种之华而雨其上…；—，金银、琉璃、水晶、珊瑚、琥珀、砗渠、玛瑙以为宝盖。……于时其佛临欲灭度……其舍利身在七宝塔。”《法华经》云：“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复见诸佛般涅盘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又云：“尔时佛前有七宝塔……种种宝物而庄校之。；五千栏椐，龛室千万，无数幢幡辅导严饰，垂宝璎珞宝铃万亿而悬其上。……其诸幡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高至四天王宫……。”按佛经云，此塔是多宝佛塔，内有多宝佛全身舍利。由此可见诸佛经中多谈七宝塔，都是安放佛舍利的庄严之物，但事实上我们所见却很少。几乎可以说北塔的七宝舍利塔是世界宝物，难得一见。在朝阳能得一见此庄严，那也必是有殊胜因缘和福报的。

辽代出土的佛宝物，供奉的佛舍利塔很多，但尚未见有其他记载有此庄严供养，即使是北京灵光寺的招仙塔和王崇仁先生捐赠给国家的五重舍利塔也不见此庄严供养，因此说北塔供佛舍利，七宝塔是第一庄严。

据《法苑珠林》载：阿育王塔在中国有19所，它们是：西晋会稽鄮县塔、东晋金陵长干塔、后赵青州东城塔、姚秦河东蒲坂塔、周岐州岐山南塔（即法门寺塔）、周瓜州城东古塔、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周洛州故都西塔、周凉州姑藏故塔、周甘州删丹县故塔、隋益州福感恩寺塔、隋怀州妙乐寺塔、隋并州净明寺塔、隋并州榆杜县塔、隋魏州临黄县塔。

唐太宗第一次诏启佛骨

唐太宗李世民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陕西武功之行馆，当时他父亲李渊任岐州刺史。李世民4岁时，李渊曾到陕西户县草堂寺为他还愿。《全唐文》记载说：岐州刺史李渊，为子李世民因病先前曾于此寺求佛，后蒙佛恩力，其病得愈，李渊造石佛像一铺送给寺院。以求佛祖保佑他全家健康，平安。义宁元年（617），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征讨薛举，战于扶风，凯旋之时亲自批准为法门寺度僧80名，僧人惠业也“特蒙敕准”为法门寺唐代第一任住持。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德亮奏请开启法门寺塔，供养真身舍利，太宗敕许之，自此开了唐代诸帝礼佛之先河。法门寺的舍利迎奉和其后的辉煌鼎盛其实自唐太宗就已经开始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对法门寺佛骨素有信向，来寺礼拜……听到古老的传说，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开，以佛指舍利示人，令人生发善心。张亮听到之后，在贞观年中上表请求开启舍利以供大众瞻仰。得到许可，遂后开发地宫，在深一丈多的地方得到两个古碑，是周魏时代所树。……开剖出舍利，将其展现于僧俗大众。数千人一时同观……京城内外，举家上下，扶老携幼同来观看，聚集于法门寺，每天有数千人……

这次开示舍利，只是在法门寺“通现道俗”，香花供奉，而没有迎奉至京师宫中瞻礼、供养。但佛骨旋风，初起之势已不可挡。有关此次开示的盛况及灵异，《法苑珠林》记载说：放在高处的舍利，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有人看见舍利如玉石般，白光四射发出耀眼的光芒；也有人看见其为绿色；或看见有佛形象立于半空中；或看见菩萨、圣僧；或看见红色光芒；或看见五色杂光；……也有人什么也看不见，问明原委才知道他一生做了许多坏事。有好心人教他努力忏悔，有用火置于头顶，或用火烧手指，或刺破手指将血洒于地上，极尽虔诚，才得以看见。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有，不可胜记。

其后，张亮又上书朝廷，奏请将建望云宫殿的木材调来，用以修葺塔寺，掩盖先前一片荒凉的法门寺塔基。得到了唐太宗的许可。这是法门寺历史上记载第一次大规模的修建，用为皇帝建造望云宫殿的木材建法门寺塔，可见朝廷不但对法门寺很重视，并且一下子提高了规格，这也为以后唐代诸帝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创造了先帝有例的藉口。

唐太宗诏启塔基，影响深远，对李唐王朝“三教调合”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儒教本是国教，道教祖师姓李，被李唐王朝视为本家。惟佛教是外来文化，极易受到排斥。太宗的做法便明确了佛教的地位，使儒、道、佛三教鼎立之势由此形成。

唐高宗李治，文德皇后所生，唐太宗第九子。历史记载李治是一位以孝为本的儒者，同时又是佛教的忠实信徒。他做太子时，曾于贞观二十二年，令所司将京城一座废寺改建为“大慈恩寺”，全寺总10余院，共1897间，度僧300人，另请50大德“同奉神居”。在寺内又另造“翻经院”，供玄奘法师作译场。当年十二月，举行了盛大的迎像入寺仪式：除朝廷派出九部乐工，又调集长安、万年两县的音乐班子；同时出动全城诸寺幢帐，其中锦彩轩槛、鱼龙幢戏凡500余乘，帐盖300余事，又有绣画等像200余躯，金银像两躯，金镂绫罗幡500余口；诸大德分乘50辆宝车，京城僧众紧随其后，再后面是文武百官各领侍卫部队陪从。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鼓乐动地，声震云霄；幢幡蔽空遮日，数十万人夹道观看。

高宗即位后更加热衷于规模宏大的法事活动。而对于法门寺佛祖真身舍利的迎奉，则是他一生中最为盛大的一次礼佛活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显庆四年（659）九月，内山僧智琮、弘静入内宫，谈及歧州阿育王寺塔下地宫佛指舍利之事，引传说“三十年一开示”奏与高宗，并说自贞观初年开启至 今，时间己届30年满。因此，请求迎出舍利，高宗下敕准奏。遂前往开示，并给钱5000，赐绢5000匹，以作为对佛指舍利的供养。智琮等十月五日离京，十六日夜晚到达法门寺，随即入塔，进行法事活动。在经过多次虔诚供养后，忽然听到塔内佛像下有振裂之声，寻声而去，只见五色瑞光流溢，缭绕而上。次日早晨获得舍利子1粒，有蚕豆大小，光明鲜洁，再仔细寻找，又获7粒，都放入盘中，其中有1粒绕其余7粒转动，均放光明，光耀人眼。智琮与王长信等将所见的情况上奏高宗，高宗又令王君德等送绢3000匹，并造与他同样大小的阿育王像。此后，才在塔内得到形状如手指骨的舍利，骨长二寸，内孔正方，外棱亦尔，内外光洁，智琮将小指放入孔内，恰好合适。此时，京城内外的道俗闻讯，人流接连200里，往来相庆……

显庆五年（660）春三月，高宗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皇宫内供养，并派遣京师僧人往东都入大内行道，然后将舍利出示道俗。高宗则按照中国传统的墓葬制度，为舍利造金棺银椁，共有9重，雕缕穷奇。这次迎奉，一直到龙朔二年（662）才将舍利送还法门寺塔下地宫，二月十五日敕令僧道宣、智琮、弘静等京师诸僧与塔寺僧人及官员等数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地宫），掩之。唐高宗迎奉佛骨，从开示看，是第二次；从奉迎论，是第一次。其特点是时间长，前后共历时近4年，供养极其盛大。

武则天第二次迎接佛骨

武则天14岁时应召入宫，立为才人，侍奉太宗。太宗死后，与其它嫔妃一起被送入感业寺为比丘尼。后被比她小5岁的高宗李治看中，复召入宫，进为昭仪。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显庆五年（660）武则天开始代高宗决百司奏事；龙朔三年（663）天下大权尽归武后；弘道元年（683）武则天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废睿宗，改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武则天以女身称帝之举，是中国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改“李唐”为“武周”更为儒家之正统与道家所不容。为了证明她至高无上地位的合理性，极需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在儒、道两家都不能支持的情况下，她只能指望佛教释门了。而佛教的大乘经典《宝雨经》中，正有女身受记为转轮王成佛之说，此说正中武则天下怀。恰于此时有法相和尚编撰《大云经》献上，称武则天是西方弥勒佛下世，应取代李唐为天下之主，为武则天称帝营造了舆论氛围并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武则天即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在长安、洛阳及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并改元“天授”。天授二年（691），武氏一改初唐太宗以来的国策，公开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武则天登基前，称帝时以及晚年与佛教相始相终，历经了信奉、利用、感恩三个阶段，与佛门寺宇有割不断的机缘。

显庆五年，武则天为法门寺舍利舍所寝衣帐，造金棺银椁。咸亨三年（672）至上元二年（675），又赠脂粉钱20000贯助造洛阳龙门大毗卢舍那像龛和奉先寺。永隆二年（681），净土宗祖师善导的塔庙香积寺建成，武后“或频临净刹，倾海国之名珍；或屡访炎凉，舍两宫之秘宝”，以充供养。垂拱四年，毁洛阳宫中乾元殿，就地建造明堂……

武则天时期的唐代佛教是中国佛教鼎盛阶段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的内容与形势向各个方面充分发展，几乎到达了中国佛教的顶峰。一时名僧辈出，著名的有玄奘、道宣、善导、窥基、道世、智感、弘忍、法藏等。武则天在其有生之年中的最后一次崇佛活动，就是长安四年（704）的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这也是她一生中规模最大的事佛活动之一。

这一年，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崔玄暐和法藏、纲律师等到法门寺迎奉佛指舍利入宫供养。法藏等入塔行道7昼夜，然后启出舍利，显示于道俗，于是人们争先恐后以烧指头，头上点蜡烛等各种极其残忍的手段来表示对佛的虔诚供养。有些人甚至不惜倾家荡产施舍于寺院，以示自己供养的虔诚。除夕日佛骨迎至西京崇福寺，西京留守会稽王率官属竞相瞻礼膜拜，并各自施舍种种奇珍异宝。舍利在长安期间，各级官属竞相组织盛大的瞻礼仪式，并将长安城内的官办和私设的音乐班子全部用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迎奉活动之中。次年正月十一日，舍利被迎入神都（东都，今洛阳），武则天下敕令王公以下，在洛阳城内组成庞大的迎奉队伍，配以精美的幡华幢盖等，又命令组织盛大的乐队，在明堂专门演奏。正月十五日，武则天在虔诚斋戒、精心沐浴后，在法藏的主持下，拜倒在佛祖真身舍利的面前，虔诚祈祷，以求佛祖保佑她江山永固，万寿无疆。

然而，就在武则天虔诚迎奉佛祖真身舍利的第二年，佛骨仍供养于洛阳明堂尚未奉还，武则天就死了，终年83岁。时为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在武则天一生中曾两次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声势极其浩大，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唐肃宗第三次迎接佛骨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往四川。天宝十五年，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肃宗朝正值“安史之乱”，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前代的睿宗、玄宗二帝登基后，为进一步恢复和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扬道抑佛。肃宗登基于烽烟未息之际，他迫切地希望平定战乱，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为了以确保李唐王朝的稳固统治，他也很自然求助于盛行于世的佛法。

天宝十四年七月，肃宗即位以后，诏改扶风为凤翔郡。次年二月，肃宗巡幸凤翔郡。至收复两京，又自凤翔还京。扶风一带曾经是肃宗最困难时期的大本营，法门寺近在咫尺，这使得即使在战乱的岁月中肃宗也有机会去了解释迦文佛的灵迹，以及“三十年一开”的传说。时值国家多事之秋，乞求神佛庇佑几乎成了乱世天子与群臣唯一的精神支柱。在这种风雨飘摇的环境下，这种方法也不失是增强民众凝聚力的一种策略。

肃宗先遣使去向“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求“秘密法”。至德二年（757）官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谢祭宗祖之际，谈及佛法神功，不可磨灭，不空率众佛门弟子更相附会，于是退敌之功一大半归之于佛祖的庇佑。上元二年（761）仲春肃宗染病卧床不起，皇后为之刺血写经，以求佛祖保佑肃宗早日康复。同年九月，由于肃宗的病情尚未好转，文武百官于佛寺斋僧。

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门寺佛骨舍利的迎奉，被提到了朝廷议事日程上来了。关于肃宗迎佛骨的情况，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所立的《宝塔铭并序》记载：上元初五月十日，肃宗宗下敕令僧法澄，中使宗合礼，府尹崔光远往法门寺开启塔下地宫，迎请佛舍利入皇宫内道场供养。肃宗亲自虔诚礼拜。佛舍利在宫内供奉60余天后，送回法门寺。肃宗并赐瑟瑟像一铺，金银器具若干，并剪下头发与玉简及瑟瑟数珠等串成一索，及金襴袈裟一付，沉、檀等各种香料300两一并供入地宫。

这是唐肃宗一生最大的事佛活动。这次迎奉佛骨，由于时逢战乱，大唐国力已非昔日可比，朝廷用度日渐紧张，迎奉的规模比高宗、武后都小，从碑记中看不出大事张扬的现象，所赐之物也不能与高宗、武后两朝相比，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短。虽未明载何时送佛骨还法门寺，但从字里行间可以估计，大约在七月初就宣告结束了，总共历时两个月左右。

唐德宗第四次迎接佛骨

大历十四年（779）代宗死，德宗继位。德宗名李适，为代宗长子。德宗继位后，企图加强政权。结果是适得其反，激起藩镇之兵变，德宗仓惶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等叛乱平息，德宗还京后，又忌宿将握兵太重，于是起用宦官分典禁兵。这样，藩镇未平，宦官又握兵权，从而酿成新的乱源。自此，唐德宗既无力削平藩镇，又招来新的祸端，于是他转而采取放任的态度，致使乱上加乱，在此期间，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面对这种局面，唐德宗束手无策，只得一面下诏罪己，另一面转而祈求于佛法。贞元六年（790），届法门寺真身宝塔“三十年一开”，唐王室礼迎佛骨舍利的法定之期。它的到来给了德宗所面临的束手无策的政局带来了希望和机会。在唐德宗深感自己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极希望借助佛法把自己和国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于是也终于按惯例而行，迎奉佛骨舍利入宫供养。对这一事件，《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说：贞元六年春天，唐德宗下诏请出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佛指骨迎入长安皇宫供养。之后又送到长安各大寺院供养。京城内外，举家出动者比比皆是，所施财物数以万计。二月，遣中使送佛骨回法门寺，复葬于故处。这次迎奉历时一月左右，一切均按常例进行，即先置宫中，然后送至京城诸寺，最后复葬故地。对德宗而言似乎是循旧例，但那“倾都瞻礼，施财巨万”的场面于德宗不可能无动于衷，透过迎奉活动使他看到了宗教巨大的凝聚力。

这时候，大唐王朝迎奉舍利已经不是一般的法事活动了。这种以弘法为形式，以大唐政局为背景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思想教化运动，是大唐王朝的治民之术，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但对于其安抚人心，巩固政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唐宪宗第五次迎接佛骨

贞元二十年（804）正月，德宗死，顺宗继位，改元永贞。不久，顺宗退位，太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开始了历史上称为“中兴”的“元和之治”。宪宗用优抚的办法削藩，使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藩镇割据的内乱局面逐渐得到好转。宪宗执政15年，大唐政局渐趋稳定。宪宗辅政治世的方略之一便是对佛教的崇信和利用。

宪宗自临朝以来，日理万机，操劳过度。尽管刚过不惑之年，却已感黄泉路近，因此在他崇佛心理中，又增添了感恩、还愿、祈求福寿的因素。元和十四年（819）奉迎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活动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发生的。

《资治通鉴》、《旧唐书·韩愈传》等记载：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功德使上书说：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根据传说此塔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皇上下令中使杜英奇率宫人30余人，持香花，赴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舍利迎入京师，迎请佛指舍利的队伍自光顺门进入皇宫大内，舍利在宫中供奉三日后，再送到京城内各大寺院。王公贵族，争先恐后，竞相舍施，唯恐在后。有的百姓倾家荡产以供奉佛祖真身。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记载：宪宗启塔，亲奉佛灯。有的僧人从京城一步一礼一直到法门寺迎佛。

这次迎奉，有所准备，有迎有送，规模较大。与前几次不同的是，宪宗“亲奉佛灯”。《旧唐书》中称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护国”很可能出于宪宗之意，但中途又发生了“韩愈谏佛”的事件。据《佛祖统记》载，元和十四年二月，曾敕令翰林学士张仲素撰《佛骨碑》，略述寺、塔、舍利及历朝迎奉的历史，文中记有当月二十四日，即奉佛骨还于岐阳旧塔。这次奉迎活动，结束得比较匆忙。

唐懿宗第六次迎接佛骨

在宪宗第五次迎奉佛骨后，佛教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武宗时，“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会昌元年（841）唐武宗下诏焚烧佛经，毁拆佛像，勒令僧尼还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会昌法难”。作为皇家寺院的法门寺也在劫难逃，甚至连佛祖真身也险遭厄运。武宗崩后，皇太叔宣宗即位，再一次恢复佛法。公元859年，宣宗死，懿宗李漼继位，在他执政的日子里，藩镇势力重又扩张，南蛮戍卒反叛，大唐王朝气息奄奄。咸通十四年，懿宗染病久治不愈，迫感来日不多，于是便把国家前途和自己的命运都托付给佛祖。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手捧发愿文匾上錾文为：“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这便是懿宗迎奉佛骨舍利的目的。

此次迎佛骨，自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八月应九龙山禅僧师益之请在法门寺“结坛于塔下”并造捧真身菩萨、双轮十二环迎真身银金花锡杖等，至十四年四月八日迎入长安，到十二月僖宗诏还法门寺。这是一次声势浩大，供品最多，耗费空前的迎奉，可谓集前代历次佛事侈靡之大成，禁军兵杖，香刹宝帐，无所不用其极，远非一般法事，而是国家大典。

咸通十四年迎佛盛况见于多种史籍。《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记载：咸通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懿宗下诏令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库家齐询敬，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重谦、云颢、慧晖等同赴法门寺迎请佛祖真身舍利。当时凤翔监军使王景珣，观察判官王充也一同前来来护送。此次迎请佛骨，群臣谏阻的人很多。甚至有人说唐宪宗就是因为迎佛骨而晏驾的。但皇上说：“只要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见到佛指舍利，我就是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于是下令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盖以迎奉佛骨，并且都以金玉、锦绣、珠翠作为装饰。从京城到法门寺的300里间，车水马龙，昼夜不断。四月八日，佛骨迎至京城，即以御林军作为仪仗队，朝廷和私人的音乐班子竞相施展手段，一时天地间也沸腾了。而各种仪仗绵亘数十里，这种盛大的场面，比皇帝在郊外的祭祀还要隆重。元和年间的迎奉场面比起这一次差的很远了。在长安城内的大街上，富贵人家在道路两边搭起高大的彩楼并举行大型室外法事活动，竞相表现其虔诚之心。懿宗皇帝也亲自到安福门礼拜、迎请佛指舍利，他激动得泪流满面。当即赏赐参与法事的僧人以及京城内曾经见到元和迎奉佛骨盛况的耆老之人以金帛。随后即将佛骨迎入宫中，三天后，请出佛骨在安国、崇化两寺供养。宰相以下竞相施舍金银珠宝，多得不可胜数。其后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用孔雀毛装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盖。当时有的军卒，将左臂砍断于佛前，以右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又有僧人将艾放在头顶上点燃，叫做“炼顶”。坊市之内的许多豪富之家，都组织僧人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也有用水银做成大水池，用金银珠玉做成树木，并聚集僧徒，四处设立僧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一片灯火辉煌。也有人用丝绸做成小车，人站在上面载歌载舞。这年的秋天，懿宗皇帝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