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_广州市荔湾区境内历史地名

广州十三行

广州市荔湾区境内历史地名

十三行[Shísānháng] 历史地名。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沙面与文化公园的北面。清康熙二十五（1686），广州城西南江边开设洋货行，又称十三行。据谭元亨《十三行史稿》考证，“广州十三行与早先月港的‘职能’一脉相承”。作者认为，“十三行”一词缘起明代的月港：涵盖经营珠宝、棉布、瓷器、丝绸、箍（豆饼）、铸鼎、糖、丝线、鱼、纸、茶、造船等13种行业。“十三行”是专称一个行业、一种职能，即明清对外贸易特有的机制与行当，其意义超越地域名、商馆数之名、资本集团之名以及制度名，而是历史之名，是传统的延续。十三只为特指数，不确实是十三家商行。清代已形成十三行街和街南面的洋行、商馆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粤海关成为清政府官方允许的唯一海上对西洋（即今天的欧美地区）贸易的关口。加上18世纪60 年代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十三行地区因此成为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海上贸易出现史无前例的繁荣。1840 年，新兴的资本主义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在 1842 年开放海上五口通商。1856 年，英法又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 1861 年签订广州沙面租约。从此，外商进驻沙面，结束了十三行地区的外贸繁华史。原十三行区域先后改为岭南文物宫、广州文化公园。2016 年，十三行博物馆在广州文化公园正式揭幕。十三行街、十三行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十三行历史

历史上，中国的对外贸易时开时禁。清康熙盛世，延续明朝隆庆以来的开放政策，实行开海通商政策。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它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口岸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

清朝初年，广州十三行实际是闽南商人主导对外贸易，其中最杰出的伍家、潘家后来入籍广东。十三行时期也有“福潮行”的说法，把在广州（含澳门）做生意的福建、潮州商人归为一帮。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属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来自各国的商船，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地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广州十三行。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皇帝的财源

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宫廷来说，在中国大陆南端，出现了一个富饶的“天子南库”。

洋船到港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税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60万两左右。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

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显赫，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更有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1787年，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30万两，随后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350余万两。这期间，广东行商以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政府捐献，平均每年超过10万两白银。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洋行巨头潘氏、伍氏两大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十三行中后期崛起的行商梁经国，因多次捐书得到清政府加晋官衔，封诰通奉大夫（从二品封阶），追赠光禄大夫（正一品）。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十三行商馆内的天主教堂学习汉语，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应，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十三行街区是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也是宫廷匠师的人才基地。这里的行栈、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荟萃。肩负皇命的广东大吏，将其中的顶尖人才举荐进宫，成为引领宫廷制造业的主力。

康熙年间，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周俊二人，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雨过天晴刻花套杯”，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年间，皇帝再想烧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来，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工艺技术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广州行商在为宫廷引进西洋人才方面，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1766年，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粤，因没有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的法兰西夷馆多日，未曾与商馆行商互通信息。为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

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1729年，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当时，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陈祖章进入牙作后，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崭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册》中记载，1740年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钱粮而退役，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1741年，陈祖章父子等雕制出著名的巨作《月曼清游册》，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1729年，粤海关监督从广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进入造办处。与此同时，由工部右侍郎年希尧送进苏州木匠佘节公等六人。出现了与牙作类似的苏粤共处、营垒分明的格局。

采办官物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时称“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

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唯一可以倚赖的西洋奇器供应地。

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1729年，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40斤。承办者无不战战兢兢，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1765年，军机大臣传来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万斤。1787年，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广州十三行被认为是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它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成为帝后倚赖的“天子南库”。这也是清帝在全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唯有广州一口例外的原因之一。到了近代，国势已衰，十三行商馆也历尽了繁荣与沧桑。由中英贸易冲突而引发的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1856年，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广州十三行从此消失于商业舞台，其在经营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的辉煌遂成为历史。

十三行详介

起始

自唐代以来，广州一向是我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广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期间，又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十三行商馆集中在广州城郊西南角，紧靠珠江，那里是一个繁忙的水码头。1684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其真正名号是“外洋行”。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四家，多时二十多家，但 “十三行”始终是成为这个商人团队约定俗成的称谓。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此后的100年间，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 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运行机制

广州十三行受粤海关管辖，它的运行机制诸如承商制、保商制、总商制、揽商制、公行等在本质上是清政府确保实现以商制夷、确保税收的方式。

利益最大化。

公行制度

在清代前期，广州的行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了广州整个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公行”贸易制度。

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为为外贸经手人。此人纳银4万两入官，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后来，各行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行会

第一条：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拆图报称。

第二条：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第三条：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第四条：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第五条：货价即经协议议妥贴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第六条：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

第七条：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第八条：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第九条：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第十条：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第十一条：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第十二条：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条：头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初时，公行没有法定的共同领袖，也没有取得完全统一的部署，组织相当松散，时散时复。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建议“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即是说要复设公行。两年后，经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复，从此一直延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再也没有解散过。

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的潘、伍、卢、叶四大行商，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其家产总和比当时的国库收入还要多，是货真价实的“富可敌国”。叶上林祖籍豫章城虔州南安府，经营义成行。在泮塘筑有叶家别墅花园，是唯一成功退休的洋行行主。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的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伍秉鉴资产在1834年约有2600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19世纪中期，在美国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就能卖得出高价。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秉鉴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有位广东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东，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十三行街成为当时世界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豪富。

商人分类

清代时期，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涉及漆器、银器、瓷器、纺织、绘画、雕刻等各个行业。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可分为牙商、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药商等，其中以牙商最为著名。

所谓牙商，本来是指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从中抽取佣金的居间商人，亦称牙人。明清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称为牙行。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指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

从清朝初年始，凡是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必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通称“十三行”，位于广州市区西南方的十三行路，南与六二三路、沙面相邻。它是官方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协定出口货价及代中外商人纳税。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十三行。

洋行数量并不是固定的13家，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十九年（1839）纳入统计的38个年份中，共有行商约400多家，行商最多年份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26家，最少年份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4家，实数为13家的就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个年份。而行名也常改变，稍后即有兴隆、联兴、德兴、正兴、同兴、源昌、晋源、怡和、宝顺等行。

牙行

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

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

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孚泰行，商名昆官，

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商帮形成

广东拥有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商品性农业发展蓬勃，明清时期，朝廷对广东实行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广东商人从此崛起，并称雄海内外商界，形成了中国“五大商帮”之一的粤商。此外，广东商帮的形成，还与广东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烈的商品意识有密切的联系。自秦汉以来，广东就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镇。千年的商业沉积，孕育了广东人强烈的经商意识，促使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辛勤的经营，为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辉煌的外贸之路

清代时期，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约25万匠人专门从事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涉及漆器、银器、瓷器、纺织、绘画、雕刻等各个行业。广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起源于唐代，明朝已扬名海外。1600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十分喜欢广东的金银线绣，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按照广绣作坊形式组织王室绣庄，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更推动广绣艺术传播到英伦三岛，被西方学者称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清初，英国人把裁剪好的服饰拿到广州绣坊加工绣制，有的贵族连名片也要刺绣，后来发展到刺绣圣母像、耶稣像和国王大臣像。乾隆年间，广州的绣坊、绣庄有50多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17、18世纪，欧洲贵妇流行刺绣披肩，广绣披肩销量与日俱增。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洲的销量达八万条，其中法国占四分之一。到1776年，仅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了10.4万条。1900年经由广州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达496750两白银。

广缎是广州产的一种高级丝织物。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清代，西洋珐琅从广州传入中国。16世纪，广东出产的漆器大量销往欧洲，被称为“广器”。广作指的是广州出产的木制家具，又称广式家具。广雕是指广州地区生产的具有岭南特色的雕刻工艺品，包括牙雕、玉雕、木雕、榄雕、石雕、砖雕、骨雕、贝雕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牙雕、玉雕、木雕。中世纪以来，扇子在欧洲被女性视为必不可少的服装点缀品，因价格昂贵，欧洲宫廷贵妇往往以拥有一把奢华精美的扇子作为炫耀攀比的资本。

19世纪广州十三行附近的靖远街和同文街，最多时有两三千外销画师。广州画师采用西方的绘画颜料和技法，绘制带有中国风情的图画，销售给来华的洋人，种类有布本油画、象牙油画、玻璃油画、通草水彩画、纸本水粉画、线描画等等。中国外销壁纸从16世纪中叶开始由西班牙、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购买后运往欧洲出售，清代广州十三行画作坊相当活跃，其壁纸远销欧洲与美国，深受贵族的欢迎。广州十三行成立后，行商所设的商馆区形成了一个以外销银器为主的“银器市场”，银器店集中在同文街、靖远街及河南花地一带。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全国各地茶商的聚集之地，除英国之外，葡萄牙、荷兰、俄罗斯都是茶叶消费大国。

文化交流

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个丝国、瓷国，还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各种工艺品以及传统文化。十三行将这些财富装上开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然而，清政府实行的丝绸出口限运，使得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英、美、瑞典等国商人称，欧美各国皆是“不善织造之国度”，贵族们的“服饰之荣”一向仰赖中国的丝织品市场。十三行曾是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通商贸易使最初的贸易货栈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洋行商人成为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

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洋行商人较为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他们从商务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洋行还设有从事外语翻译的专业人员。各国夷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各民族风格。这里俨然是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与十三行中国商馆遥相对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1762年，乾隆帝为使“远人日用有资”，特许十三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各夹带2000斤丝织品出口，洋行货栈的外商不禁“欢呼感戴”。在举国上下一片封禁的时代，十三行作为令人称羡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

在18至19世纪初期，广州海珠区、西关一带曾涌现出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被称为“行商庭园”。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中国式”园林的盛况。外商们经常到行商庭院聚首，中外画家对园林精心描绘，并向全世界发行风景“外销画”，让广东园林漂洋出海，声名远播。1742~1744年间，英国建筑家钱伯斯曾两次来到广州考察庭园建筑。钱伯斯将中国建筑设计风格带到了欧洲，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建筑“中国风格”的发展，使中国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了近百年。

中西文化交融

十三行曾是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通商贸易使最初的贸易货栈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洋行商人成为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洋行商人较为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他们从商务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洋行还设有从事外语翻译的专业人员。

1772年，洋行商人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在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鸦片战争期间，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增强作战能力，洋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购买美式夹板船，这是我国最早购置欧美兵船的一大创举。1842年，行商曾寻求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道光帝得知后在谕旨中说：“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著即绘图呈进”。

随着清代广州国际贸易繁荣，洋画师也来此谋生，并收徒授业，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师。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大大提升了广州“外销画”水准，林呱即为其高徒，林呱的《老人头像》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当时知名外销画家有煜呱、啉呱、庭呱、新呱等。呱字洋文写作Qua，从葡萄牙语词Quadro而来，欧洲人看见商行的呱字招牌，便知道店里做的是洋画生意。

十三行也曾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商贸文化。为了便于外商开展商务，洋行商人在行栈区另辟了一片供洋人经营、居住的商馆，被称为“十三行夷馆”。各国夷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各民族风格。这里俨然是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与十三行中国商馆遥相对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

历史事件

禁烟运动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欧洲出现了贵金属货币的短缺，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取白银而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

1839年3月18日，林传见伍家等行商，痛斥他们包庇鸦片贸易的罪过，要他们改邪归正。并令伍绍荣等到商馆传谕外国鸦片贩子，限三天内缴烟具结。19日，外国烟贩来到行商公所，询问中国政府“对于如要呈缴的鸦片，给什么代价”。 21日，是缴烟期限的最后一天。林宣布，若不在次日缴烟，便将行商中的两人正法。

为了渡过难关，伍秉鉴等劝外商缴出一小部分鸦片加以应付。晚上，他甚至跑到旗昌大股东格林（J·C·Green）的办公室，请他答应在上缴的鸦片烟数之外，再加缴150箱，所值105000元由他偿付。接着，全体行商应缴到商馆，与外商共商对付林的缴烟谕令的对策。行商向外商建议缴出一千箱鸦片蒙混过关，并说“你们将不受损失，我们以后给予赔偿”。外商采纳了这一建议。22日，浩官等行商带着1037箱鸦片去见林则徐，受到林的痛斥。

鉴于行商勾结外国鸦片贩子玩弄阴谋，3月22日，林则徐决定传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23日，为进一步施加压力，将伍绍荣等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将伍秉鉴和茂官摘去顶戴，戴上锁链，令其前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24日，义律到达广州，林则徐将伍绍荣放出，再令其携带谕帖到商馆，令外商缴出全部鸦片，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当晚，义律企图带颠地逃跑，林立即封锁商馆。3月28日，义律禀告林则徐，愿缴出鸦片20283箱（成本约六百万元）。

但是，英国驻华贸易总监督义律没有让英国商人把鸦片直接交给中方，而要先交给义律，再以英国驻华贸易总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义律的做法是为了把鸦片纠纷变成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为下一步阴谋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四至五月间，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2万多箱在虎门全部销毁。

历次火灾

从广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间，广州十三洋行先后发生过多次大火。火势迅猛。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饼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连续烧了两日，夷馆、洋行多间被烧毁，损失惨重。据后统计，11家洋行未被烧的只有5家。外商的货物全部烧毁，所有行商房屋货栈变成了灰烬，牵连附近的房屋店铺千余家。第二次大火是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名英军士兵在洋行前中国人开的水果店抢水果吃，还用刀将店主划伤，激起了广州民众的愤慨。半夜，广州民众火烧英国商馆，广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群众掷来的密集石头阻截，使之不能前进。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才熄灭。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为阻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广州民众从被拆毁的铺屋残址上点火，火势舜间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1915年7月13日，正当广州遭受水灾之时，十三行一带不慎失火，祸及专售火油、火柴等的同兴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随油流。火势更借珠江上首尾连结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头，珠江两岸顿成火海。同时因街道水深数尺，难以施救，大火持续两天两夜，25条大小街道尽成火场，烧毁商号、住户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要求“租借”位于十三行商馆区残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馆区。

历史遗迹

锦纶会馆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代广州丝织行业的行业会馆（即“锦纶行”），是丝织行业老板们聚会议事的场所，是广州唯一幸存的清代行业会馆建筑。黄埔古港是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口岸，外国商船只准停靠在黄埔泊地，在取得通行证后，由本地的小船拉着货物和人送到十三行做买卖。2016年9月30日，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正式对外放，十三行博物馆位于广州文化公园展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