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之治，是指北宋宋真宗赵恒在咸平（998年-1003年）年间出现的治世。宋真宗统治时期，勤于政事，任用李沆、曹彬、吕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绩有声有色，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注意节俭，铁制工具制作技术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又引入占城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驾崩。后赵恒遭遇了由太监王继恩和李皇后（明德皇后）共同谋划的宫廷政变，在宰相吕端的支持下，赵恒才于同月继位，是为宋真宗。次年改年号为“咸平”。

此期间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时期，北宋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

宋真宗在位得益于他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1.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2.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3.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4.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5.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6.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7.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宋真宗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宋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

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了他们再次搞腐败的可能。

宋朝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宋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所以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

宋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998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重用寇准，使其在澶渊之盟时能够力挽狂澜。

在咸平元年咸平元年（998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

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宋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特别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另外他的亲自下问审理一些重大贪腐案件，如齐化基案、孙朴案等。

宋真宗时所制定的专门用于专核监督官吏的《州县三课》，也是将“公勤廉干”列为首条。，“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宋朝与北方的辽朝之间已有多次较量，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从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不同于历史上同样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也没有产马地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带）没能收复，战略要地尽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宋真宗对于边事十分谨慎，史称“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

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尤善商贾，贡赋通达，税收富足，这些是唐朝无法比拟的。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收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那时，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可达五百万贯。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天禧五年（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

咸平元年（998年），时任度支判官毋宾古向王钦若提到：“自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数量很多，百姓无力缴纳，但是官员经常去催收，可是因为账上挂着，基层当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并且借机勒索，这都成了一大社会问题。我上奏圣上免去这些赋税”。王钦若听了后，立即安排手下人，将这一方面的有关数字统计清楚，并且抢先一步，向宋真宗递上了毋宾古打算递的这么一份报告。宋真宗看了报告说：“先帝怎么没想到这么做呢?”王钦若回答：“先帝当然知道这么做，只是留给陛下用来收天下人之心罢了”。宋真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实施。

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宋真宗下令，凡是远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三年后，让各地认真核查落实，最后统计结果，共免除各处各地赋税一千余万贯石匹两等，宋真宗还亲自审问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又释放了2600多人。免除债务达260万。 并让有关部门重新审问有关拖欠政府钱物档案，凡有冤屈的重新处理。老百姓纷纷称赞宋真宗，这一来，他对王钦若的印象就更好了。后宋真宗多次下诏要求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用以赈灾和其他用途。如咸平四年（1001年）闰月十八日，河北发生饥荒，减免赋役，并发粮食以赈灾。另外下令减少服徭役的人数，根据咸平四年统计，此次共减少195,802人。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大批宫女等。

除此之外，宋真宗还办了不少实事。如四川地区贴钱贬值，他得知后，立即下令调高折算比率。同时减少了大量服杂役的人，连他自己家族里所用的丝织品也进行了削减。

宋真宗本人对农业十分重视。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官衔上一律加上“劝农使”或者“劝农”等字，鼓励农民努力务农。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农田敕》这部农业法规，以此规范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各种事项，并在后面很长时间内一直沿用。同时，大量印刷各种农业书籍分发给各地方官，让他们认识农事，并大力在推广高产作物占城稻。亩产量从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达5、6石（379800克-455760克）。垦田数目提升到524，758，432宋亩，突破唐代5亿亩的最高值。

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诏废除农具税。并且在东封西祀时，宋真宗也坚持不征调农民服徭役而用军兵，也要求随行人员不得践踏庄稼。

除此之外，宋真宗十分讨厌浪费粮食，多次下诏禁止丢弃粮食，并威胁“违者治罪”。

宋真宗下令在全国推广“常平仓”制度，常平仓起源战国李悝平籴法，有储量备荒和稳定物价的功能，宋真宗时政府规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垫资购粮，以每户一石计，设仓储存，一旦遇到粮食价格上涨就减价卖给平民，达到平抑粮价的效果。另外设有专人管理，出陈如新，防止粮食腐烂。

常平仓制度对于灾年帮助平民渡过难关，稳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宋真宗政府对所征收各种禁榷和商税作了严密的规定，每个商业税征收点（税场）都立了一个原始的定额称为“祖额”，一个按实收数确立的定额称为“近期”。每届和每年都会对比，以此来奖惩官员。宋真宗时期规定所带的是商业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类税在至道三年（997年）仅有121万贯，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涨至901万贯，增加6培有余。同时政府规定各地应向中央缴纳那种物资的数额，使中央财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灾变时规定执行不是很严格并会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时候遇到蝗灾。真宗下令成立详定茶法所，修订税法，否决三说、四说法，并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决策。

在宋朝的北边有一个比宋建国还早的辽朝。在宋真宗上任前，两国之间已有多次较量。给人的感觉是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总体看来，宋朝逐渐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与历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统王朝不同，北宋的北边没有万里长城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屏障，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陕西、河北北部一带）自五代石敬瑭割让契丹以来经后汉、后周直至北宋均未能收复，这就使得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朝的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唐末五代时中原就已经丧失产马地，无法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为了抵御辽国骑兵，宋真宗大量地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称为“塘泊”，使其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形成有河网、沟壕、水田、淀泊组成的“水长城”。

咸平四年（1001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赵恒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置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宋真宗在位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咸平四年（1001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诏规定以正月初三（天书初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日，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这一天建醮集会，真宗赐宴并馈送朝臣节物；第二年，即1009年，又下诏全国各地设置天庆观，以便于天庆节的建醮集会，还令人修《天庆道场斋醮仪式》一书，颁发全国各地。于是一千年前的正月初三，大宋官员幸福地过上了“天庆节”，而这种幸福竟纷至沓来：1009年五月，“诏兖州长吏以天书降泰山日诣天贶殿建道场设醮，以其日为天贶节，令诸州皆设醮。”天贶节的庆祝活动已开，随之大中祥符四年正式规定“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为天贶节”；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又新设了两个节日—先天节和降圣节。

皇帝新创节日，并不始于宋真宗，而是在中唐以后。但就皇帝新创节日之多、调动参与节日活动的官员范围之广、并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则起于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新设的五节中，均规定不得用刑，禁行死刑，到大中祥符五年又明确规定了节日禁行死刑的天数：天庆节七日，天贶节一日。后又对大辟罪在节日期间的行刑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在前面禁刑七日的基础上延长为：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承天节，前七日后三日，天贶节、天祺节仍一日。这对宋代死刑执行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大好事。

真宗把国家政治生活中大事的日子新设为节日，并制定详细的活动内容，还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节日活动的开展，这对官员休假制度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代官方节日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的休假还是拜真宗之所赐）。宋真宗封禅及增设节日，以及他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不能一以个“愚民政策”或“劳民伤财”就否定了，它在有着文化和政治意义的同时，客观地推动了消费，增加了社会消费时间，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

1009年十一月，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

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在中国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还有辽、夏，云南的大理国，青藏为吐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州回鹘及于阗国（此时已皈依伊斯兰教，属于哈拉汗朝）。 辽之北则为斡朗改和辖戛斯等多个政权并立。而景德元年（1004年）前，北宋的周边形势要严峻得多，尤其是宋辽关系。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大军侵入宋境，十一月，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 此前，辽曾提出和约，宋真宗选择了战争。在同平章事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登临北城门楼，“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辽军一面屯兵澶州城下，与真宗所统宋军主力对峙，一面展开和谈。

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实，宋每年给予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关于“澶渊之盟”，历来颇多非议，否定者认为这是胜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虽然辽军腹背受敌，但已击败宋军第一线主力，长驱直入，折损大量宋军。同时宋人也因争战多年却无法击败辽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倾向议和，因而澶渊之盟是宋辽地缘政治平衡的产物。

虽然“澶渊之盟”后宋朝纳岁币换取了和平，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真宗之父赵光义北征开始，宋辽之战已经打了25年了，其间北宋损兵折将，人民生灵涂炭。当时宋年收入一亿，而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相比之下，这30万两岁贡的确是九牛之一毛。于是，辽朝上下因此而与宋朝百年交好，辽朝铁骑不再南下。

咸平二年（999年）三月，西域于阗国王遣回鹘罗斯温等来宋朝贡。罗斯温跪奏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宋真宗问询路上情况，罗厮温说：“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罗厮温称于阗到敦煌的道路通畅，行旅如流。此次于阗使节带来的贡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织物、琉璃、胡锦等。于阗使团间有商队，从内地带去了丝织物、金银器、茶叶等物品。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北宋繁华似锦。在这年的九月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夏）夏州进奉外，有以私物贸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为收市。”这就是说，西夏使节所带之物，如果卖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买下来，充分照顾朝贡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由於宋朝强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来华的外国人无论是国别还是数量都超过唐朝，开封成为全球拥有外国侨民最多的国都。这些外来新移民有来自西域、阿拉伯和朝鲜、日本等国，还有的从非洲、欧洲等地远道而来，他们的身份包括驻华使臣、武士、僧侣、教徒、商贾、猎手、艺人、奴婢和留学生各色人等，生动展示了文化交流与中外融合促成的文明进程。也有不少宋朝官员和商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时宋代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

宋朝的新移民中有不少是穆斯林，他们在东京一住就是几年、几十年，甚至在此传宗接代繁衍生息，于是就有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之说，开封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还纷纷设立了蕃客的子弟学校“蕃学”。开放的大宋不搞种族歧视，允许穆斯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照样可以与汉人一样获取功名，封官进爵。连一些讲究诚信的穆斯林商人由於经商有道，对发展宋朝的国际贸易做出贡献，也被朝廷破格录用，授予官职。为此，当时开封城还兴建了很多规模不小和穆斯林公共墓地。

当时东京还生活著一支庞大的犹太人群体，东京老百姓因为对犹太人不甚了解，鉴於他们在宰杀牛羊时有剔除脚筋的习俗，就称其为“挑筋教”，也有人叫他们蓝帽回回、天竺人。在民族大融合的宋代，开封的犹太人享受到与汉人一样的自由，不少人还通过科举考试升为官员。犹太人很乐于在开封世代繁衍，以至到19世纪后期开封还保留著犹太会堂。犹太人能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宋朝繁衍生息，是犹太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之高。宋时宁波一跃成为全国三大口岸之一，开封的不少犹太人也常常奔波於汴甬之间，甚至选择在风光秀丽的宁波落户。所以甬城也有犹太人的后裔，一千年后，甬汴两地的渊源仍很密切。

由于国势强盛，每年有大量的洋人涌入宋朝，到中原朝拜、经商或定居，宋人在世界各地也受到热烈欢迎。《清波杂志》有如下一段记载：“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曰度种”。此文叙述了日本妇女乘船来中国，在国都汴梁，日本女子向宋朝度种的事也屡见不鲜，虽然官方文件语焉不详，但一些野史和宋人笔记对此均有描述。

咸平四年，回鹘可汗王禄胜遣使向北宋进贡，北宋回赐了禄胜器服。

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人口的增加。人口上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的是400万户，到了咸平六年（1003年）是686万户，增长了46%。

赵恒时期的国都东京（又称汴京，即现今开封）更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华最著名的国际化大都会。

当时的东京城常住人口150万，比唐朝首都长安更加繁华，《东京梦华录》描述东京：“东华门外，市井最盛，举凡南北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著服饰，无非天下之奇。”真乃一幅繁荣景象。

救济上，建立常平仓。和后来的义仓成为政府灾年救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咸平之治是在吸取了五代更迭迅速的教训的基础上，对新政权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短命王朝的命运，而且在军事、 政治和经济等诸方面开创了历史新局面。不过咸平之治的主要措施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宋朝出现的具体问题上，但到真宗朝后期，并未适应时代变化对宋朝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 谨守成宪 , 不思更革”，反而导致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已经显现的问题愈演愈烈，成为北宋王朝日渐衰败的主要原因。

权力过分集中，结果只中央有权而地方无权，皇帝有权而百官无权，这便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和官员的积极性，使“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 ”出现了大量的新机构和新官员，形成了机构重叠、系统紊乱、名实不符的官制结构，结果遇事推诿，行政效率低，严重影响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痴迷道教，东封西祀。黄老思想强调清静无为，少思寡欲，反映到政治上表现为墨守成规，因循持重，反对生事，力求“苛守祖宗成法”。因而当面对内政不肃、社会矛盾激化、外敌扰边的严重局面时，黄老思想只能是统治者作为逃避现实，不思革新的借口。起掩盖统治者因循苟且行为的作用。北宋社会也因此产生一种颓废的社会风气：“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人人因循，不复奋励”。

而宋真宗东封西祀的直接后果是使北宋付出了国库耗费过半的沉重代价，将北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以及真宗前期十多年来的积蓄消耗殆尽，遂至“海内虚竭”。

为防止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实行“更戍法”，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失灵，战斗力越来越弱的后果。尤其是养兵之策带来的后患更为明显，将大批饥民拉入军队，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还造成了冗兵冗费的恶果。

咸平年间从战争到和平，创造了财富；从廉政建设到政治清明，发展了经济；从拉动消费到促进繁荣，千年前的那个朝代，成为了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朝代，经济总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中国封建王朝生活水准最高、最繁荣的时代。

赵恒在位的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北宋比较强盛，这个时代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后期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宋仁宗庆历初年，枢密副使富弼对真宗朝咸平之治的问题进行了如下描述：“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刚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安然奉行，不思革。至使民力殚竭，国用乏匮，吏员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将及于乱。

王称：宋兴，承五季之馀，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来，君明臣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请和，示以休息，德明纳款，抚以恩信，于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谒亳社，绝代旷典莫不具举，礼乐明备，颂声洋溢，崇本报功以告神明，千载一时，岂不休哉。噫! 守成之贤，致治之盛，周成康、汉文景可以比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