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即福建省南部的闽南地区（Hokkien），主要包含泉州、厦门和漳州的文化核心区，还包含潮汕、台湾及东南亚的文化影响区，是闽南文化的发源地。

闽南地区总人口约一千余万。闽南地区包括泉州、厦门、漳州三个地级市以及龙岩市的新罗区和漳平市。闽南地区的泉州港在宋元时期是世界第一大港，闽南人分布广泛，海内外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很多，不少被闽南人影响的当地民族和马来人也会使用闽南语。

闽南这个词是在20世纪后半期福建方言专家才提出的，之前闽南地区人迁徙到外地都自称福建人。闽南包括的县市有：泉州、安溪县、德化县、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永春县、惠安县、金门县。厦门市全境、漳州市区、云霄县、漳浦县、诏安县、东山县、南靖县、平和县、华安县、漳平市地区。

闽南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传承下来，其影响实为深远，受其他方言影响之地也通行闽南方言，也是有着大体一致的文化习俗认同，因此他们也同属闽南根源。

福建简称为闽，闽南即指福建的南部，从地域和文化等多方面来说，闽南包括泉州、厦门、漳州三个地级市大部分、龙岩市新罗区和漳平市绝大部分，并不包括客家地区（龙岩市除新罗区、漳平市外的区域），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明代洪武二十五年（西元1392年），福建按察分司置宁武道、延汀道、漳泉道三道，漳州府、兴化府、泉州府属漳泉道，漳泉道管辖泉州、莆田、厦门、漳州。

明代洪武二十九年（西元1396年），福建按察分司调整撤销合并为建宁道、福宁道二道，漳州府、兴化府、泉州府属福宁道，福宁道管辖福州、宁德、泉州、莆田、厦门、漳州。新罗区、漳平市该地在清代置龙岩直隶州，直隶汀漳龙道，道治在清朝中期前驻地为漳州府龙溪县，中期开始迁徙至龙岩州龙岩县。泉州和厦门则是隶属兴泉永道和兴泉道，康熙九年四月，西元1670年复置兴泉道，领兴化、泉州二府（《圣祖实录》卷三十三、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十），清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以泉州府海防同知改驻厦门，雍正五年，西元1727年，徙兴泉道道治于泉州府属同安县嘉禾里（厦门）（《世宗实录》卷五十三）。雍正十二年，西元1734年6月升泉州府属永春县为永春州来道属，改道名为兴泉永道（《世宗实录》卷一四三）。至清末，兴泉永道领府二一州：兴化、泉州、永春州，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属于兴泉永道（兴泉永道，辖今泉州、莆田、厦门，永春州），道台自清朝初期先在莆田（兴化府驻地），雍正中期从莆田移驻泉州晋江县，再自泉州晋江县移驻厦门。

以下介绍通行闽南语的形成及今通行之地：闽南语，乃是闽语的一支。原有“百越族”土著民族的语言发生变化，而逐渐形成了最初期的闽语。

闽南指—泉州—厦门—漳州大部分-龙岩新罗区与漳平等大部分地区。福建南靖、平和、云霄、诏安四县的西部的山区还有一些客家村，有客家人。泉州的回族、满族、蒙古族等也会流利的闽南话，比如泉州百崎回族乡，不在回族乡的泉州回族也会流利的闽南语。

文化交融形成传统

古城泉州有一种建筑叫“骑楼建筑”。至今包括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山路、改扩建后的涂门街、东街等街巷仍保留这样的建筑格局。除了外观上的红瓦大坡屋顶、燕尾脊以及清水砖或出砖入石的外墙面具有显著的闽南古建筑特色外，这种骑楼建筑正是源自于泉州华人华侨侨居地的南洋，并成了泉州传统地方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建筑外，泉州还有“南音”、“南戏”、“南管”，被东南亚地区的人们引以为“乡音”。广义的“南管”指中国南方语系的音乐。但在今天台湾所保存的南管戏，即专指闽南语系中最古老的戏种——“梨园戏”，它正是经由泉州流传到厦门、台湾以及闽南华侨较多的南洋各地。在台湾、香港、澳门和泉籍华侨聚居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都有南音社团组织。

泉州每年元宵节期间都要举办“‘海丝’（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文化节以侨乡特有的南洋文化特色吸引了海内外宾朋，许多侨胞特意赶来享用“文化大餐”，领略了“仓官影里三洲路，涨海潮中万国商”的侨乡盛景。

闽南与东南亚地区在民间信仰上也有诸多相通之处，妈祖、关帝、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其中尤以妈祖信仰为盛。宋元时期产生的妈祖信仰通过数次移民在海峡两岸及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妈祖信仰圈，泉州天后宫妈祖宫庙香火旺盛，每年都有大批东南亚的侨胞前来进香。从福建传播至台湾、东南亚等地的妈祖宫庙就有数百座。

文化交流升华两岸情缘

漳州是台湾同胞重要的清代祖籍地，现有台湾人口中，清代的祖籍漳州的约占40%。漳州自古就与台湾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积淀。多年来，漳州以此为基础积极深入开展与台湾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有效地增进两岸民众的认同感。据介绍，漳州自明清时期至少有98个姓氏迁移到台湾，他们对台湾的开发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翻开史料，赴台的漳州人数不胜数：海澄人颜思齐拉开了台湾大规模开发的序幕，被尊称为“开台王”；漳浦人蓝鼎元提出了许多有效治理台湾的策略措施，是历史上涉台文献最多的学者，被称为“筹台宗匠”；龙溪县角美人林平侯为开发台北平原做出贡献，他热心台湾公益事业，成为台北著名的“板桥林家”；此外还有“台湾美术开山祖”的诏安人谢琯樵，为抗击外来侵略、满门忠烈的平和“雾峰林家”等。台湾的开漳圣王庙已超过300座。

中华台商服务总会会长廖正豪先生说：“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把‘开漳圣王’奉为保护神。”借助丰富的对台资源，漳州以打造“开漳圣王文化”品牌为龙头，带动云霄莆美镇和漳浦威惠庙、华安浦西村威惠庙、芗城区浦南镇陈元光墓、龙海白礁慈济宫、芗城武庙、孔庙、南山寺、东山关帝庙、平和三平寺等宫庙，着力做大漳州对台民间信仰交流平台，使之成为加深漳台民众亲情的一条重要精神纽带。2005年11月15日，漳州古武庙关帝神像及镇庙文物——关公大刀在“漳州武庙宗教交流团”一行6人的护送下应邀赴台湾展出。此后，这尊神像进行环岛巡视，备受尊敬，香火旺盛，全岛有100多座宫庙迎请恭奉。当地媒体称，这次帝君巡台盛况空前，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最难割舍的是亲情。漳州加大“开漳圣王”等文化的研究力度，有力地推动了广大台胞对“根”、“祖”、“脉”的认同。如今每年都有数万台胞回漳寻根谒祖，或续修家谱。

许多研究华人文化的海外学者，在经过探索和思考之后，往往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最终移向闽文化，其中闽南文化的注目度相当高。在日本学术界，但凡研究中华文化、汉文化、海外华人华侨等诸问题的学者，在从事台湾、香港研究之后，当学术氛围允许他们进入这里时，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把自己的关注点转向闽南文化研究。

普渡

普渡，据史料载，历史上泉州于元代开始将所管辖范围划分为东、南、西三“隅”；明代沿元制。至清代增设城北隅，并在四隅下设三十六“铺”，每铺下又分若干“境”。

这就是今日在泉州常常听到的“铺境”、“三十六铺”一语的初始。以前七月十五日一天之内，人们完成在木主前祭公妈、在大门口祭普渡公两项内容。旧历十五祭祖先，旧历七月里以“铺境”为单位逐日轮流做普渡。据老人们的记忆，36个铺轮流做普渡是清末才开始的。据一些后世的文字资料以及老人们的口头讲述，轮流普渡乃起自清朝，因为祭祀行为集中、祭品的需求也集中，七月半市场供求紧张。人们常为买东西打架。清乾隆年间，由地方乡绅出面呈请由抽签决定城厢三十六铺的轮流普渡日期，而七月半节依旧家家祭祀祖先。从那时起，鲤城区以及相关联的部分乡村都以铺境为单位轮流做普渡。而泉州，在整个旧七月里，几乎每一天都会有几个角落轮到做普渡，但任何角落的住户在七月十五这天都不做普渡而要祭祖先。

无论哪个铺境、角落，普渡的基本结构主要有三部曲——竖旗、竖灯、普渡、重普，此外还有“结尾缘”。第一仪式从旧历六月开始。最终仪式则在旧历八月至十月之间。近水的铺境和住在水边的人们还要做“水普”。

泉州郊区蟳埔是个渔村，旧历七月十五“七月半”要去祖厝“敬公妈”，七月二十七“普祀·普渡”。普渡时在门口摆酒菜、点香、烧金、放鞭炮。菜肴类里注意不能有带锋利边缘贝壳的海鲜，有则要剥去贝壳再煮菜。摆好祭品后要“boyi”，卜问普渡公之后才可以烧金、放炮送普渡公走。PSh村的各家则是普渡日上午去家庙烧香、供奉酒菜、“烧金”。下午在家门口供酒菜、烧金祭普渡公。

城区旧式住房的普渡和乡村类似，都是在天井或靠大门的里面或大门外面摆桌子、放酒菜祭品、烧金。随着高层多户杂居式楼房的增加，产生了一个普渡祭祀地点的问题。从个案看到的楼房住户的普渡方式现有三种：

1、在自家大门内面向楼道摆祭，到楼外面烧金；

2、在楼道内自家大门外摆祭，到楼外面烧金；

3、下到一楼露天处摆祭并烧金。

这是居民们在新的居住方式与传统祭祀行为之间调节的结果。三种类型做法里，烧金行为都要在楼房外面做，这不单单是出于安全或通风的考虑，而是人们对传统意识的承袭。

祭祀仪式一般在下午四五点开始。无论城区还是乡村，左邻右舍总要前后呼应式地开始做普渡仪式，理由是怕一家一户的酒、菜“供不应求”引得普渡公生气对自己家人不利。

祭祀后邀亲唤友来“吃普渡”也是泉州城乡共同的特点，祭祀仪式结束后的晚饭，除亲戚外还广邀朋友来喝酒，人们常常吃了这家又赶到那家去吃，这里刚吃着，那里的催促电话就打来了。不拘城乡，热闹的“吃普渡”成为泉州地区普渡全过程的一个高峰。有人说，各家各户请很多客人是为了显示自己，也有人说是怕普渡公吃完祭不走，叫来很多人壮胆，可以吓走普渡公。我想，后者的理由也许是比较原始的，前者则是派生出来的一种客观效果。事实上“吃普渡”表现出今日的普渡活动兼有很大的社交功能。由于轮流做普渡，使人们有更多互访机会以及参加“吃普渡”的自由度高，普渡时节的社交圈大于春节，这是普渡的一大特点。

嫁妆

闽南人在婚嫁中的嫁妆品种繁多，丰富多彩，其中有吃的，有穿的，也有日常用的，也有祭拜祖先与神明的供品，这些嫁妆都有其特殊的寓意，令人称奇。而且还分为一担一担的好几担。第一担是装吃的礼品。在吃的嫁妆礼品中，礼数最重当数“轿前猪脚”，要前后两腿，重量十至二十斤，以显示礼品份量。其次是“四果”，即由米香糖、冬瓜条、冰糖、茶叶等组成，当地称为“四果甜”，有幸福甜蜜之意。另外还有农村自制的甜粿、发粿之类，称为“压房粿”，有建家立业、成立房头之意。以上这些东西要用两只竹篮装上，系上红布条或红纸条送到厅堂和新房祭拜，以求早生贵子。另外，还得准备肉、面、糯米甜饭、香烟、酒等食品。

第二担是装衣服的皮箱。穿的东西会比较简单，除了新娘随身的衣服外，已不带很多的服装。但如果在凭票供应的年代，就有八套或十套的要求，当时有俗称：“尼龙袜要四双，四件衬衫的确良……”的唱词呢！可见当时棉布紧张时新娘对服装数量的要求。虽然对衣服的数量不大讲究，但也有部分人准备了古色古香的红袄、红裙、蓝布长衫、白黄身（白、黄布做成，男女各两套），以备以后父母做寿拜堂及百岁年老时用，以此来体现男女双方家庭厚道又有世家底。

第三担在嫁妆的礼品中最含糊不得，它是准备祭拜祖先和神明的供品。大致有大红烛数对，香数把，鞭炮数串，红包数包（称为“房头礼”），还有年糕点心等祭品，所有供品数量都要二、四、十二等双数，以图吉利。然后放进两只做工考究的红篮里，当地称为“红盛”。在靠近客家人居住的乡镇，有送保家灯（煤油灯）到男方家的习俗，为添丁发财之意。用的东西最多，大到彩电冰箱、摩托车，小到针线盒，真是无所不有。较传统有“三盒”之称。即一要首饰盒，里面放着父母陪嫁的金银首饰细软等贵重物品，以示娘家富有；二要梳妆盒，里面有花枝、胭脂水粉、梳子、镜子、红丝带等八件东西，有父母惜女之意；三要针线盒，里面有剪刀、红尺子、针线等缝补裁剪要用的物品，有新娘手艺好，勤快之意。

另外，女人洗澡用的桶（俗称“红脚桶”），枕头枕巾，毛巾牙刷，口杯茶具，脸盆等日常用品样样齐全，这就是闽南嫁妆的趣味性和它的特色所在，不过，时至今日，有不少的习俗已为现代的婚娶习惯所取代了。

尾牙

农历十二月十六日为一年中最後一次的祭祀活动俗称“尾牙”。古时有一诗句“一年夥计酬杯酒，万户香烟谢土神”，这是旧时诗人述的尾牙情景。上联“杯酒”是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东家要辞退夥计；下联是尾牙时节家家户户都在祭祀土地公。民间在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祭拜之後，东家即宴请夥计，到了十二月十六日“尾牙”这天，商家们为了感谢土地公一年的照顾，都会准备丰富的祭品来酬谢土地公，而祭拜完的东西就会犒赏给员工们，。

早期，一般商家或工厂要解雇夥计或工人都利用“食尾牙”这一餐来暗示。不过，旧时的人较为厚道，如果不是夥计实在不行，或是东家的事业经营不佳。是不会随便辞退夥计，辞退的方式也不是发下一张解雇通知或者资遣，都在尾牙宴中暗示，告知员工被解雇。

相关语言

北宋时期，在泉州等口岸相继设立了掌管外贸的市舶司，使泉州发展成当时国际上的著名商港，对外海线交通十分方便。在这以后，闽南等地区便有不少人民，因为政治、经济或其他因素而移民外地，也因此带去了他们的母语—-闽南方言。明末时，闽南发生大旱，郑芝龙曾招数千人到台湾垦殖，他们大多数便在台湾定居，而且还跟台湾少数民族（大多为平埔族）通商、甚至通婚，而促进了与台湾各少数民族在血缘以及语言上的融合。

从16世纪起，西欧各国开始进行各种殖民海外的计划。西元1624年起，荷兰、西班牙先后占领南、北台湾，尤其荷兰人统治台湾将近40年，实施王田制，召募闽南人前开垦台湾。来台汉人多出身漳州莆田和泉州，在长期与平埔族杂处和荷兰人的统治下，随移民所带来的闽南语也渗入了一些新的语言因素。明末郑成功抗清失败后，便率大军攻占台湾，赶走荷兰人。郑家出身福建南安。郑氏王朝之文教制度的定立者—陈永华，福建人，而其所带来的军民也大多数是福建人。因此，此时台湾的语言，是以福建音占大多数的。

1683年，施琅征台，郑氏王朝覆亡，清廷正式统治台湾。隔年，清廷为防郑氏遗民，颁布渡台禁令，设下严格条件限制人民渡台，官渡只能从三个口岸渡台，泉州莆田人从泉州府晋江县石狮蚶江港渡台，漳州厦门人从同安县（厦门）渡台，福州人从福州府候官县南台港和闽县马尾渡台，其中以粤籍禁渡，造成广东客家人比较晚来台湾，台湾的开发几乎都由福建人领先，而台湾的语言亦以闽语为优势。雍乾之世，禁令渐松，1862年，因牡丹社事变，钦差大臣沈葆祯来台办理防务，以“开山抚番”为名，招徕垦野，因而解除了长达近200年的渡台禁令。

在清廷统治台湾的200余年间，闽人来台人数激增，移民的语言随其足迹而传播到台湾各地。日后由于交通开始便利，人口逐渐增多，先后来台的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口音逐渐融合成一种不同以往的口音，民间将其称之为“漳泉滥”（漳泉混合的意思），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进的闽南语口音并且沉淀固定下来，即为台湾的台语口音。另外，闽南语支中的莆田话和台语超过一半可以互通。台湾的闽南语特色是多种不同闽南地方口音融合，总而言之，台湾北部（比如台北、桃园）偏泉州腔，南部（比如高雄、台南）偏漳州腔。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教育方面推行“国语”（日本语）政策，日本语在政治上占尽优势，在民间使用的台语难免受其影响，一直到今天，由于日本语是在中国南北朝时到清朝前期从中国带到日本的，日本语和闽南语有某些相似之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地区；战后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在经过共产党人和正义人士的艰苦努力，国民党政府战败，带着几十万军队和人民从大陆“转进”台湾，这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活动，再加上日后推行的“国语”（这次是北京语）运动。

由于古代越南、福建、广东等地是越族的地方，所以古代北方中原人迁徙南下后使用的古汉语受到了很多越语的影响，古代越南从中国的西汉到唐朝是中国的领土，即使从中国分离出去后，还是和中国南方保持密切关系，越南还是中国的五代到清朝藩属国，古代越南使用古汉语和古越语的融合的古越语时间有1000多年。近代现代之研究已也显示侗台语系（TAI-KADAI）亦与原始汉藏语系以及上古汉语有极密切之关系。侗台语系和闽南话有某些共同的古越语，侗台语系包括了中国境内的侗族、壮族、傣族，与及东南亚的泰国语、缅甸禅邦语，所以东南亚人有学习闽南语的优势。更由于闽南人的迁徙传统，闽南人与海外，特别是与东南亚的交流极为密切。相应的，闽南语中自然有相当多的东南亚借词。

从元朝开始，泉州成为为东方第一大港，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泉州，从此闽南一带和中东、西亚、东南亚的来往更加频繁，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定居在泉州，出洋的华侨把外乡的语言带到闽南，时间久了，有的外来语的语词进入闽南语，成为闽南语的一部分。例如:ma-ti（死掉）、ta-pi（不过、可是）、ko-pi（咖啡）、gan-dang（马铃薯/土豆）、pa-sak（巴刹）、sa-bun（肥皂）、chok-ku-le（巧克力）、tong-kat（拐杖）、go-ka-ki（走廊）。

语言分区

闽南方言是全国八大方言之一。它分为几个次方言：

泉州话区：泉州、安溪、石狮、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德化、金门等九个县市。

厦门话区：厦门、同安。

漳州话区：漳州、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华安、平和、南靖等十个县市。

龙岩话区：龙岩市新罗区、漳平市。

闽南话的流播不只在闽南地区，早已超过省界和国界，在外省传播闽南话最广的是台湾，台湾岛上，除了高山族地区外，差不多都通行着类似于漳州腔和泉州腔的闽南话。据初步调查，台中、台北稍偏泉州腔，台南、高雄稍偏漳州腔。闽南人移居台湾据说开始于元代，大规模迁移是在17世纪中叶，大量闽南人随郑成功渡海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回台湾。

300多年来，闽南人和其它地区东渡的汉人，和高山族同胞一起，开发祖国的这个宝岛，在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闽南方言始终作为主要交际工具，保留在台湾人民的口中。特别是现代，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密切，台湾的父老兄弟不断到大陆寻根、探亲、访友，闽南话显得更加重要。

在国民党执政早期的台湾，由于国民党政府强制推广普通话，使得闽南语在台湾曾经几十年时间比较没落，讲闽南语的人会被称为“台客”等，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本土文化及爱乡、台湾人讲台湾话等活动，讲闽南语由“土”变成一种潮流时尚、Local Man，诸多外省人、客家人（如胡瓜）也在努力学习闽南语并会使用部分或流利使用闽南语，现台湾的诸多电视台也以闽南语为主要语言，如民视、三立、台视等，各大电视台也有制作各种类型的闽南语电视剧及综艺节目，闽南语也被列入台湾学生学习的课程之一，很多台湾会说闽南话的人口大约占全省的80%。

除了台湾省以外，及东南亚各国的许多侨胞也使用闽南方言，据初步统计，海内外操这种方言的人超过4000万，不少被闽南人同化的人也会使用闽南语，在东南亚的闽南人与马来人联姻的后代共计人数达1000余万人，不少马来人也会使用闽南语。

综述

闽南菜的发展与传承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从泉州发源，流传到漳州、台湾、厦门等闽南文化圈中。泉州人下南洋后，由于交往的频繁，对外交流扩大，饮食文化的交流与磨合融会也更加密切，这样，闽南菜的风味不但影响漳、厦、潮汕、台海等地区还输出到广大东南亚地区。许多到东南亚旅游的人会惊讶地发现，吃的饭菜正是家乡的味道，街头的小吃摊也能吃到海蛎煎、花卷、肉粽。不少外来饮食不断进驻泉州，一些侨胞也回到故乡开起了饮食店，泉州人上街就能吃到地道的印尼菜、越南菜、缅甸菜、新加坡菜。

炸枣：厦门同安著名的古老小吃，为同安五宝（马蹄酥、封肉、炸枣、炸五香、碗仔粿）之一。

作法：原料分为皮、馅。皮一般为上好地瓜，米磨（碾）成粉，馅一般为花生、豌豆、芝麻馅，也可用蔬菜。把馅包在皮里，放在沸腾的油锅炸，口感甚佳。

炸五香

五香条：“五香”是厦门同安传统小吃。长期以来，每逢过年过节、婚寿喜庆，家家户户办喜事必备的五香配酒是最美味的佳肴之一，所以拿来招待亲朋好友是最好不过，这已成了厦门同安的传统风俗之一。“色泽赤褐色，鲜香酥脆，馅润滑甜美，热食味道尤佳，佐酒甚宜。

五香条作法：豆腐皮【豆膜】、猪瘦肉、淀粉、洋葱、精盐、味精、砂糖、五香粉、干扁鱼、马蹄、花生油。

马蹄酥：厦门同安传统特产，盛行于同安。用面粉制皮加香油作为进香的供品，所以俗称香饼。

作法：用精面粉、白糖、精生油、麦芽糖、花生仁和白芝麻，分皮、酥、馅三道制作工序。

封肉：厦门同安传统小吃。

作法：将猪肉（前腿肉）切成方块，约二斤左右，用方形纱布包扎，放在干净的铁锅，倒上熟猪油，加热，把整块猪肉放到锅内热炒，加上酱油、白糖、味精、米酒、八角香料等，再配上香菇、板栗、虾仁、壕干等佐料，放在锅里焖上两个半小时即可。

碗仔粿：厦门同安传统小吃。

作法：主要原料是硬米，把经水泡过的大米放在石磨磨成浆，配上肉泥、油葱等佐料，经过蒸炊便可。

番薯粉粿：厦门同安传统小吃，盛行于翔安新店镇一带。

作法：用大米熬粥，拌上地瓜粉，放在石臼舂烂，使大米和地瓜粉揉合一起，然后加水，稠稀中，再放到铁锅里煎成一张一张的薄饼皮，切成两厘米宽的粉条，凉在“敢壶”里。煮的时候，下足猪油，加上海蛎、海蛏、小虾等海味，面上撒些葱花或芹菜。

泉州饮食

泉州人的居家食俗，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均实行一日早、午、晚三餐制。作为正餐的补充。还有点心，但各时期、各阶层有所不同。以永春县为例，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为官“三餐三点”（早点、午点和晚点），十层“三餐二点”（早点和晚点），庶民农忙时才多加“一点”（午点），穷人三餐难顾，不敢有点心之奢想。

受本地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制约，泉州人的饮食结构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主食原料为大米、番薯（也称地瓜）、大麦等。在安溪、永春。德化等内地县，是以大米为主，而在惠安、晋江、南安等沿海县，则以番薯、大麦为主。主食的制作方法有干饭、稀饭两种，以三餐皆稀为常，或一干两稀（中午或晚上为干饭），或两干一稀（中午和晚上均为干饭）。

泉州人还有个主、副食“二合一”的吃法，即把蔬菜，海鲜、肉类等副食品直接与大米煮成咸饭（如高丽菜饭、红膏母蟳饭、肉饭等）和咸粥（如花生仁粥、蚝仔昭、鸭仔粥等），吃起来颇有地方风味。关于泉州人的主食原料，这里还应就番薯多说几句。番薯除了作为三餐的主食，以及制作诸如薯粉糊、炸薯片等风味小吃外，还成为维系家乡和境外、海外游子的精神纽带。家乡的亲友出境、出国探亲，所带的礼品中就有番薯粉等。华侨回乡来，也要吃番薯粥、番薯汤。

泉州侨乡的人民甚至认为，能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顽强地生长着的番薯，哺育了他们旅居在境外、海外的乡亲们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与性格，并克服种种困难，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迅速成长。而一旦事业有成后，当他们回想起以前家乡人民植番薯、喝番薯汤的艰苦日子，又会激发起爱国爱乡之情，踊跃支援桑梓建设。想不到番薯这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食物，竟有如此丰的内化内涵。

泉州城乡一般民众，旧时俭朴，粗食淡饭，佐之物多是自家腌制的瓜菜和廉价的新鲜蔬菜、豆制品等，鱼、肉、禽、蛋，往往要逢年过节才难得一尝，清道光《晋江县志》曾记载明代万历进士杨廷相讲他“为诸生时，岁惟大麦及萝卜菜熟时一饱耳，余具枵然也”。因此泉州俗谚有“死死六工尺，豆干、菜脯、（虫字旁一个宅）（即海蜇）”和“日日酱瓜豆豉，终年不知肉味”之说。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时合家到饭店酒家进餐，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漳州饮食

1、蚝仔煎

介绍：蚝仔煎也叫海蛎煎，是漳州人非常喜欢的海味。地道的海蛎煎要用未在水中浸泡的“珠蚝”做原料，洗净后加入鸡蛋、肉丝、淀粉、蒜白，调以味精、细盐、白酒等，搅匀放入热锅，两面煎透，起锅后放入酱料和香菜，鲜香无比。

2、咸肉粽

介绍：它选用上等糯米，配上虾仁、香菇、鸡蛋和猪五花肉，调入五香粉等到作料，用洗净的竹叶扎好，放入锅中煮烂。吃时解开竹叶，调以沙茶酱或辣酱，味道鲜美，香气扑鼻。

3、手抓面

介绍：手抓面是漳州特有的地方小吃，是用手直接抓食的。它是将黄油面条煮熟后摊成巴掌大的圆形装盘，浇上甜面酱、蒜茸酱、杂醋酱（用生姜、葱头剁碎加醋和番茄酱调拌而成）、花生酱、沙茶酱、辣椒酱、芥末酱，最后再加上油炸豆腐干丝，卷起来用手抓着吃。甜中带酸，令人脾胃大开，这是福建菜中一道具有闽南风味的冷盘，颇负名气。

福建土楼，以其悠久的历史、奇特的风格、巧妙的构筑、恢宏的规模，被誉为世界民居建筑的奇观。永定、南靖和华安的土楼已闻名遐迩，但闽南一带各式各样的土楼也越来越吸引人们的注意。闽南的土楼民居，是人类建筑文化的宏篇杰作，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南靖土楼，是南靖劳动人民艰辛的汗水与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规模、结构、工艺、功能、令多少现代的建筑专家学者叹为观止；它的建筑风格、民情风俗、文化内涵，使社会学家慨叹。

南靖县共有土楼15000多座，其中较为特色三层以上的圆形古土楼有386座、方型古士楼有1751座。这些土楼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圆形、方形、椭圆形、五凤形、半月形、曲尺形、交椅形、围裙形、凸字形、前方后圆形、马蹄形等，造型独特，结构精巧，气度不凡。一座土楼就是一件神奇的建筑精品；一座土楼就是一方浓缩的民俗文化；一座土楼就是一域民众勤劳、智慧、富有创造力的历史见证。

“土堡式”民居：在安溪县感德镇芦地村有一座200多年前的“土堡式”古民居，其建筑风格与土楼相似。土堡原为吴姓人氏的居家。墙基2米多高，是用大石块砌成的，四周墙壁坚硬无比，易守难攻，这种设计也是用于防御土匪。

巽来庄土楼：巽来庄土楼始建于清代，坐落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仰贤村。相传是清朝永春有名的林姓盐官所建，在其周围还建有古厝10幢，分别为其10个儿子所有，是永春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建筑群。巽来庄土楼，外方内圆，外围是高7米的城墙，是为防御土匪、强盗而建，围墙内是较为典型的闽南风格建筑，闽北与闽南的建筑风格在此融合。

小小“枪楼”：闽南乡下仍可见到大小不一的各式小土楼。有的在古厝的一侧，叫“枪楼”，或独立一座，或与下落相连，都是为防御土匪、强盗而建的。人们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竹片）建成单屋，有小窗子作为望口，还有斜的枪孔。

梨园戏

梨园戏，戏曲剧种。孕育于福建省泉州，流行于晋江、龙溪地区及厦门、台湾省闽南方言区域。东南亚各国华侨聚居地，也有演出活动。梨园戏历史比较悠久，至今尚保留不少南戏剧目和音乐。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已有“潮泉二部”的《荔镜记》刊本，可见当时梨园戏已经流行。梨园戏有大梨园和小梨园之分，大梨园又分“上路”、“下南”两支，三种流派都有各自的“十八棚头”（保留剧目）和专用唱腔曲牌。

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与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距今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梨园戏广泛流播于福建泉州、漳州、厦门，广东潮汕及港澳台地区，还有东南亚各国闽南语系华侨居住地。梨园戏在发展进程中，有大梨园（过去成年演员的班社）和小梨园（儿童演员的班社）之分，大梨园本地人俗称“老戏”，又有“上路”与“下南”之别。元代各省设“路”，泉州人把福建以北叫做“上路”，把自己叫做“下南人”。上路老戏就是指来自浙江、江西等地的剧种，而下南老戏就是本地戏。小梨园，泉州人叫做“戏仔”，又叫“七子班”，早在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闽南泉州、漳州一带的民间，就盛行一种“优戏”。

歌仔戏是以闽南歌仔为基础，吸收梨园戏、北管戏、高甲戏、潮剧、京剧等戏曲的营养形成的闽南方言戏曲剧种。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东渡收复台湾时，将流行于闽南地民间曲种“锦歌”带到台湾，很快在台湾广泛传唱，群众自发组织了演唱锦歌的“乐社”和“歌仔阵”。20世纪初，歌仔戏兴于台湾岛内，不久传及厦门，并迅速流布闽南地区和东南亚华侨聚居的地方。

歌仔戏，又称撎“台湾歌仔戏”，是台湾同胞和福建人民共同培育与喜爱的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台湾省和福建厦门、漳州、泉州等闽南语系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侨居住的地方。

高甲戏 高甲戏的剧目分为大气戏、绣房戏和丑旦戏三大类，以武戏、丑旦戏和公案戏居多。它有六百多种传统剧目，包括《大闹花府》、《困河东》、《斩黄袍》、《林文生告御状》、《管甫送》、《杏元思钗》、《孟姜女》、《番婆弄》、《唐二别》及连台本戏《三国》、《岳传》等。高甲戏的音乐曲牌属南音系统，大都来自南音和木偶戏，但节奏、旋律有所变化。演员演唱时用本嗓，行腔雄浑高昂，也不乏清婉细腻的音韵。高甲戏使用的乐器分文乐和武乐两种，文乐以唢呐为主，辅以品箫、洞箫、二弦、三弦、琵琶等；武乐包括百鼓、大小鼓、大小锣、大小钹、响盏、小叫等，显示出浓厚的地方特色。

高甲戏的脚色行当原只有生、旦、丑三个行当，后来陆续增加了净、贴、外、末和北（净）、杂等。这些行当中，以丑最为突出。丑行有男丑、女丑之分，男丑又分文、武丑。文丑有长衫丑和短衫丑，武丑有师爷丑和捆身丑。女丑则有夫人丑、媒人丑、老婆丑、婢丑等几十种。丑行表演艺术丰富多姿，艺人们从生活中提取素材，创造设计了公子丑、破衫丑、傀儡丑等表演类型，以对不同人物典型行为的拟示或以对木偶戏和动物动作的模仿作为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轻松幽默，妙趣横生，夸张而不失实，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高甲戏的武打中吸收了提线木偶和民间舞狮的技艺，形成“冷煎盘”、“大碰场”、“凤摆尾”等动作，别具特色。

在中国传统戏曲中独树一帜的高甲戏是闽南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海内外有着极大的影响。

南管戏

南管戏 早期由大陆传到台湾属于闽南语系的戏剧。包括有“七子戏”、“高甲戏”、“白字戏”三种。七子戏：台湾的“七子戏”源自于福建泉州的“小梨园”（童伶）和“大梨园”（成人），一般狭义的“南管戏”即指“七子戏”（小梨园）。“梨园戏”为闽南语戏中最古老的剧种，约于康熙三十六年以前传入台湾。

“南管戏”先是被“北管”戏夺走了观众，后因“歌仔戏”的兴起更被冷落，台湾职业的“七子戏”班都已解散，仅由一些业余的子弟社团（清唱结社），如台南的“南声社”，鹿港的“聚英社”、“雅正斋”，清水的“清雅乐府”，台北的“闽南乐府”、“汉唐乐府”、“华声南乐社”等，以“清唱”的形式维持活动，这种清唱的形式俗称为“郎君唱”，自戏剧形式的“七子戏”没落以后，清唱结社的“郎君唱”逐为“南管”的代表。

“南管”为台湾的称呼法，又名“弦管”、“南音”、“五音”、“南乐”，流行于福建泉州、台湾、及南洋地区。这种清唱的“南管”今日在国立艺术学院已正式以“乐种”的形式列为课程。高甲戏：又称“九角”、“戈甲”、“交加”，系传自于泉州的剧种。“高甲戏”约形成于清光绪年间，当时因“梨园戏”逐渐没落，便在“梨园戏”的基础上，结合民间武术技艺（宋江戏）及其他的戏曲而产生的新剧种，因本底里是“梨园戏”，因此传到台湾以后，在民间仍以“南管戏”称之。“高甲戏”是大陆的称呼法，在台湾民间艺界并不使用这一名称。在台湾尚有活动的职业剧团计有伸港的“新锦珠”、员林的“正新丽园”、三重的“新金英”等，其活动已日渐减少。

泉州素有“宗教博物馆”之称。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曾留下两句传世名言：“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那千年古刹开元寺的法事活动，更是终年不断，香火不绝。尤其是闽南民间每年七月都流行普渡，请和尚、道士念经拜忏，以“超度亡魂”。其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由和尚表演地藏王菩萨打开鬼门关，放出阴间冤鬼的故事，俗称“打地下城”；一种是由道士表演芭蕉大王巡视冤鬼城，四方出屈死冤魂的故事，俗称“打天堂城”。这“打城戏”名称的由来。“打城戏”又有“和尚戏”、“法事戏”之称。若由道士单独演出，则民间称之为“师公戏”。总而言之，它属于宗教剧。

僧、道表演的打醮拜忏活动，起初纯属法事仪式，身穿袈裟、道袍，手持诸如木鱼、钹、铃、钲、云板、草锣等法器作为乐器，念唱的曲调也仅限于道情和佛曲音乐，诸如《南海赞》、《普安咒》、《大真言》、《鬼掺沙》、《反海》、《大迓鼓》等曲调，以某些跳桌子、跳火盆、弄飞钹、过刀山等小杂耍节目吸引观众。这些表演一般仅在夜间的寺院、道场的广场上进行。为了体现“超度亡魂”的性质，所以表演时还增加了佛经《目连救母》中的有关孝子目连的片断故事。清道光年间（1821—1850），这种打城的宗教仪式表演开始走出寺院、道观的围墙，逐渐在闽南广大城乡搭台演出。大约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晋江县兴源里吴永燎、吴永吟兄弟出面创建打城戏班（俗称“师公戏”）并在晋江、南安、惠安、同安、金门、厦门等地进行法事活动的演出。这样打城戏作为一个剧种开始成熟。据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德教授考证，同治13年（1873年），有两个荷兰人曾在厦门看过打城戏演出《李世民游地府》、《刘全进瓜》、《目连救母》、《四游记》等剧目。

高甲戏

高甲戏又名“戈甲戏”、“高甲戏又名“戈甲戏”、“九角戏”、“大班”、“土班”，最初是从明末清实初闽南农村流行的一种装扮梁山英雄、表演武打技术的化装游行发展起来的剧种，也是闽南诸剧种中流播区域最广、观众面最多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高甲戏的演出剧目分为“大气戏”（宫廷戏和武戏）、“绣房戏”和“丑旦戏”三大类，以武戏、丑旦戏和公案戏居多，生旦戏较少。传统剧目有九百多个，大半来自京戏、木偶戏和布袋戏，小部分是吸收梨园戏的，还有一些是艺人根据历史小说和民间传说编而创作的。高甲戏的角色，原来只有生、旦、丑，后来又先后增加了净、贴、外、末和北（净）、杂二色，俗称“九角戏”。高甲戏的表演艺术，一部分来自梨园戏和木偶戏，一部分来自弋阳腔、徽戏和京剧。初期节目没有固定的脚本，可以演员按剧情顺口溜。唱做也较自由，没有一定的台位，演出时间可长可短。高甲戏的音乐唱腔兼用“南曲”、“傀儡调”和民间小调，而以南曲为主。高甲戏使用的乐器，分为文、武乐二种。伴奏乐器以管乐、唢呐为主（解放后改用琵琶为主），此外还配有横笛、二弦、三弦等。打击乐器及其打击方法与京剧相同，如《冲头》、《长锤》、《急急风》等，但“三通”和“出将”时则与京戏不同。丑旦戏或轻松场面加用双铃、响盏等。解放后，1951年成立泉州大众剧社，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桃花搭渡》、《扫秦》荣获剧本奖和演出奖。

布袋戏

布袋戏又称作布袋木偶戏、手操傀儡戏、手袋傀儡戏、掌中戏、小笼、指花戏，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中国福建泉州或漳州（大部分学者都认定布袋戏起源为泉州）；主要在福建泉州、漳州、广东潮汕地区与台湾等地流传的一种用布偶来表演的地方戏剧。布偶的头是用木头雕刻成中空的人头，除出偶头、戏偶手掌与人偶足部外，布袋戏偶身之躯干与四肢都是用布料做出的服装；演出时，将手套入戏偶的服装中进行操偶表演。而正因为早期此类型演出的戏偶偶身极像“用布料所做的袋子”，因此有了布袋戏之通称。与布袋戏相似的同类艺术，在中国南北方称谓不一，在北京叫“苟利子”，在东北称“扁担戏”，在四川称“木脑壳戏”，在西安、兰州称为“耍杆子”，在闽东称“幔帐戏”，在宁波称“手套木偶”，在闽南和苍南、崇明岛、东南亚等闽南方言区均称之为“布袋戏”。

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载“……以五指运三寸傀儡，金鼓喧嗔，词白则用叫颡子，均一人为之，谓之肩担戏。”《扬州画舫录》所记的“肩担戏”，表演形式上与布袋木偶戏已较为相同。清嘉庆年间刊本的《晋江县志》卷七十二，《风俗志·歌谣》：“有习洞箫、琵琶，而节以拍者，盖得天地中声，前人不以为乐操土音，而以为御前清客，今俗所传弦管调是也。又如七子班，俗名土班，木头戏俗名傀儡。近复有掌中弄巧，俗名布袋戏。演唱一场，各成音节”。关于“布袋戏”称谓的最早记载。

闽南民间举行婚礼期间，总有一个能歌善唱的“送嫁妈”（主持婚礼仪式亦称“送嫁姆”），在高声诵唱，贯穿于整个婚礼，既庄重严肃，又诙谐风趣，为婚礼增添喜庆、祥和、美满气氛。

婚礼的第一个礼程是在厅堂中进行象征性梳妆打扮，新娘新郎让人在头上各梳三下。这叫“上头”，表明正式成了大人。在新嫁家，“送嫁妈”请新娘到厅堂，诵唱：“请出厅，请出厅，做人好名声。”新娘坐下时要唱：坐得正，坐得正，新人得人疼。抹茶油时要唱：茶油滑、茶油乌，生查埔（查埔，即男孩）。”

梳头时唱：三下木梳，两个撒篦（撒篦，即篦子）生子好人品。

迎亲队伍的最前头有人抬一根连枝带叶的青竹，俗称“竹扫”，表明新娘有“节”（贞节）。竹上系一块猪肉，据说这是祀每于做喜事时来捣蛋的白虎神，可逢凶化吉。接着是新娘轿（或车），后面还有人挑一担用布袋装的“子孙桶”，表示新娘早得贵子，挑的人可得大红包，但要善诵祝福歌：“子孙桶，吊起起，前苑园后果子。”

新娘上轿（车）前必先哭几声，表示依依不舍，这样婚后才幸福，俗称“哭好命”。“送嫁妈”要替新娘盖上紫帕，并诵唱：“紫帕罩上头，新娘贤惠新郎能。罩于前，新娘好人缘；罩于后，夫妻吃到老、老、老。”轿行几步，新娘要从轿（车）上丢下摺扇于路，表示抛弃不好性癖，俗称“放扇地”（谐音“放性”），“送嫁妈”遂唱道：“放扇，放扇，新娘好生侍（生小孩顺利）。”

迎亲队伍回来了，但花轿（车）只能停在堂屋门槛外。这时男方侄儿手中捧两粒柑桔（谐音“甘吉”），引出新娘，并由伞或米筛遮日，俗称“过米筛”。“送嫁妈”高声诵唱：“新娘请出轿，生子哈哈笑。”新娘进新郎家门槛，要先跨过燃烧炭火的“火炉”，闽南话“生炭”与“生殖”谐音，以求兴旺。“送嫁妈”唱：“跨火烟，年年春，隔年抱查埔孙（男孩）。跨会过，夫妻和好百廿岁。”新娘新郎双双同拜天地、祖宗、父母。拜毕就入洞房。接着吃：“合卺酒”（也叫酒婚桌），桌上有十二道菜，表示每年十二个月，月月美满。“送嫁妈”一边为新娘夹菜一边唱：“吃猪心，恩爱共一心；吃猪肝，新郎发财做大官；吃鸡，才会起家（兴家）；吃红枣，年年好。”接着是吃“新娘茶”……

结婚第二日，新娘出洞房，走到厅堂会见家中亲人，俗称“出厅”，这是婚礼的尾声。随后，“送嫁妈”陪新娘熟悉今后劳动路径、地点、表明闽南新娘热爱劳动。“送嫁妈”象征性指示新娘熟悉每一项工作时，都要高声诵唱一支歌。

新娘到灶前时要唱：“启灶君，起火不会熏，煮粥快滚。”新娘到井边时唱：“水井清清，新娘手灵心灵；井水明明，生子传孙富不会停。”新娘到养猪饲料缸“送嫁妈”边呼叫猪“啊，啊……”，一边唱：“搅潘（泔水）搅会浮，喂猪象只牛。把潘泼上壁，一窝猪仔十二只。”

新娘出嫁第一次回娘家，俗称做“头次客”，时间各地不一，有第二、三日或十二日等，新郎也同行，须在黄昏才回来，俗称“暗暗摸，生查埔（男孩）”。女家会送一对带路雏鸡和两株连根带尾的甘蔗（意为从头到尾都甜），鸡、蔗表示子孙昌盛；还送米糕（意为步步高），供女婿带回去，结婚至此始告结束。从此，夫妻开始了新的生活。

闽南惠安县沿海村镇如崇武村、小岞村等地的汉族妇女（俗称惠安女），以奇异的装束，长住娘家的风俗和吃苦耐劳的本色，为世人瞩目。惠东人群是古百越民族的一个支流，是闽南十八峒、蝴蝶峒的后裔，蝴蝶是其原始的族徽和图腾崇拜对象，惠安女服饰因此在服饰色彩的追求上有着蝴蝶的艳丽华贵，惠安女服饰有着古代闽越族的遗存信息。

惠安女服饰，是古代百越遗俗与中原文化及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在互相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不断演绎而形成的服饰民俗文化。惠安女服饰款式奇异，装饰独特，色彩协调，融民族、民间、地方和环境的特征于一体，既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又具有地方特色。“惠安女服饰”于2006 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惠安女的服饰穿戴鲜明艳丽，奇异独特。一年四季，她们头上总是裹着色彩鲜艳、花样新奇的花头巾，捂住双颊下颔，再戴上髹漆一新的黄色园形尖顶斗笠，用4条镶着钮扣的彩带紧扣在下巴上，斗笠沿下仅露出眼、鼻、口；发髻上插着几支剑形的簪钗，髻上套一圈花串；上身穿着又窄又短的蓝青色或素色花大裾衫，袖短至前臂、束紧，肚脐以下腹部显露在外；下身常穿裤管宽大、裤裆很浅的蓝色或黑色的长裤，裤头缀上长长的白裤腰，再系上5～7条精美的银裤带（腰链），光赤着脚板。人们谑称“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据说这种奇特装束与福建上古先民的文化遗传有关。

惠安沿海一些乡村，至今仍保留婚后长住娘家的习俗。这种婚俗规定，妇女婚后3天就必须回娘家居住，一年中只有春节、清明、中秋能回夫家。春节住3天，清明和中秋白天来，晚上就要回娘家，不得在夫家过夜。而丈夫到妻子娘家过夜，要摸黑去，凌晨就要离开，人称“两头不见日光”。直到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妻子才能住到丈夫家。违反这种习俗的，往往受到嘲讽孤立，甚至族规处罚。这种习俗正在逐渐改变中。

惠安的青壮男人，大多外出捕鱼、打石、承包工程，惠女则挑起了生产、家务的重担。在惠安，到处都可以看到衣饰穿戴整齐划一的妇女在挑担子、抬石头。她们还走出家门，打工创业。

闽越族的后裔疍民，隋朝时称“疍人”，魏晋时称“蛮疍”，宋元时称“疍族”，明清时期称“疍户”或“龙户”，解放后称“水上居民”。生活在厦门鹭江和泉州的晋江流域的水上居民，在厦门称之“海越仔”，在泉州称“游艇子”、“白水郎”。厦门港是疍民的聚集地，厦门的疍民集中定居在厦港的沙坡尾、蜂巢山、福海、巡司顶等社区，他们是明末清初从九龙江乘着连家船、夫妻船迁来的，以海为田，以船为家，创造了厦门的渔业文化。世居漳州九龙江的“船底人”也称为“疍民”，一船一户，水上行走，深信船底有咒能驱除瘟恶，沿水路发展出众多船庙。今九龙江面上仅留下一艘500多年历史的“进发宫”，有着“漳州最小水上庙宇”之誉，每年举行的民俗活动“送王船”很有特色。

漳州三平寺

三平寺是闽南著名的千年古刹，地处福建省的平和县文峰镇境内，距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漳州市近五十公里。由义中大师创建于一千一百多年前。总建筑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建筑群分为两组：山门、钟鼓楼、僧房、大雄宝殿等组成前组，祖殿、斋堂、塔殿等组成后组，殿宇建筑，别具一格历尽沧桑，屡毁屡建，今天展现在香客面前的三平寺规模，是清代重建的。义中大师，在闽南一带和海外乡亲中称为“三平祖师公”，祖籍陕西咸阳高陵县人。

这座千年古刹俗称“三殿半”。殿宇倚山而建，座北朝南，前低后高，群山环抱，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盛暑时节，南风跃过林海竹涛，轻轻地吹来，令人顿觉凉快。

李光地（1642年－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县湖头人，1642年出生于安溪县祥华乡祥华村。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为官期间，政绩显著，贡献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清朝著名的清官、理学名臣，也是有争议却又深得康熙帝信任的人物。同时代的学者尊称为“安溪先生”，或“安溪李相国”。

颜思齐（1589年—1625年），宇振泉，福建海澄县人。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式艺。台湾开发史上，颜思齐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招徕漳泉移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因而被尊为“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台湾通史》为台湾历史人物列传，“以思齐为首”。

郑成功（1624年－1662年），汉族，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明末清初军事家，民族英雄。福建南安县石井镇人。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郑成功一生，抗清驱荷，以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业绩载入史册，海峡两岸均立像树碑纪念。有《延平王集》行世。

黄道周（1585～1646年）明末学者、书画家、抗清英雄。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汉族，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祖籍福建莆田，从其曾祖才从莆田迁徙至漳州。黄道周自撰的《黄漳浦文集·乞言自序状》：“曾祖讳宗德，其先从莆田徙居铜海（今福建东山）再世矣。”据《黄漳浦集》中的《莆中谢南夫、曾叔祁、郑牧仲（郑郊）、奚仲（郑郏）、王自位见访，诗以道之六章》写有：“吾乡才子劳相念”，“但言君是我亲亲”等诗句。谢南夫、曾叔祁、郑郊、郑郏等几位莆田人，是当时福建的抗清义士，黄道周的诗中称这几位莆田人为“吾乡才子劳相念”，“但言君是我亲亲”等诗句，说明黄道周承认其祖籍地在莆田。天启二年进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抗清失败，被俘殉国，谥忠烈。黄道周学问渊博，精天文历数诸术，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续离骚》、《石斋集》等。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省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他的墓地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乾隆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于贰臣甲等列入《清史·贰臣传》。洪承畴于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陈化成（1776—1842）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守卫吴淞，英勇抗英著名将领。字业章，号莲峰，汉族，福建同安县人。出身行伍，历任嘉庆间参将、道光间总兵，鸦片战争爆发时任任福建水师提督，迎击英舰，旋任江南提督，道光十二年与英舰力战而死。

陈嘉庚（1874～1961年），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福建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人，集美学村、集美中学、翔安一中、厦门大学、翔安同民医院等，均由陈嘉庚创办。成长于郑成功抗清复明故垒的陈嘉庚一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生前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前身为集美学村各校）两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晚年的陈嘉庚，请人在鳌园刻录“台湾省全图”，念念不忘国家统一、台湾回归！

林语堂（1895～1976年），福建龙溪（现福建省平和县坂仔镇）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林巧稚，福建同安县人，医学家。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不仅医术高明，她的医德、医风、奉献精神更是有口皆碑。她献身医学事业，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刻敏锐的观察力，对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有高超的本领和独到的见解。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妇产科各种疑难病，确认了癌瘤为戕害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跟踪追查、积累了丰厚的供后人借鉴的资料。自她走上工作岗位到临终前夕，心中装着的只有妇女、儿童的安危。在生活和事业两者不可兼得的条件下，她选择了事业，为事业终身未婚。1929年毕业，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当届“文海”奖学金唯一获得者。曾被评为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09年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年9月25日，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黄仲咸（1920-2008.7.30），福建南安县码头镇仙都村人。幼承堂训，少怀鸿志，高小修业未满，便离乡背井南渡印尼谋生。黄仲咸身在异邦，情系故土。改革开放后，慨然捐资2000余万元，先后为南安市中小学和医院建造各类楼宇40幢，又创设福建省“黄仲咸文学奖”，资助地方史志的编纂和出版。1990年首建“南安市黄仲咸教育基金会”，在全市开展奖教奖学和助学活动，至今有16500多名师生获奖或受助，奖助金额560多万元。1993年捐资2000万元在南安市区兴建一座12层，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必利达大厦”作为基金会永久业产。1994年又投资近1.5亿元在厦门市建造35层，建筑面积47000平方米的“必利达大厦”，其运行收益拟作全国科教奖励的基金。黄仲咸先生为振兴家乡教育，不惜变卖家产，倾其资财，至今已捐资2亿多元之巨。福建省人民政府多次授予金质奖章，并于1995年为其树碑嘉奖，同年国家教委授予“尊师重教、振兴中华”奖牌，1999年光荣地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