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宣六慰是指明朝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设置的管辖机构统称。

明朝洪武年间，在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下除了正式府州，还设有南甸、干崖、麓川平缅三个宣抚司，及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车里、老挝六个宣慰司。永乐年间又设有底兀剌、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宣德三年引发地缘地震，麓川平缅宣抚司的故地在正统十一年（1446年）改置为陇川宣抚司，这样就形成了“三宣（宣抚司）六慰（宣慰司）”及其下辖的司（长官司等）。

“三宣六慰”都是土司，即其长官都由当地部族或政权的首领世袭，内部自治，但经济上要承担朝廷的“征役差发”和“贡赋”，土兵（地方军队）要接受朝廷或上级的调遣。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这些土司又分为内边区和外边区两种，明朝对它们的统治方式和控制程度虽不相同，但它们都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

金字红牌是由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边政区实行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在边疆管理、护国捍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但是，明末，明朝统治者逐渐放松了这一制度的执行，乃至基本放弃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在西南边疆的贯彻。如前节所论，万历元年，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其后再也没有按规定，凡朝廷改元必定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的记载，这等于明朝统治者放弃这一边疆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北方满州势力兴起，明朝危在旦夕，自顾不暇，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和管理逐渐松懈。然而，自16世纪开始，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的重大转变，一是葡萄牙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从缅甸南部沿海地区进入，伺机寻求同盟力量，北上扩大势力范围的殖民活动；二是缅甸与木邦、孟养长期争斗失利，受木邦和孟养的压迫，“嘉靖初，孟养头目思伦纠木邦宜慰罕烈，发兵象击缅甸，大破之，掳其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杀掠无算，遂瓜分其地。时有资金牌信符干户曹义，亦为所杀”②，明朝以金字红牌调停无效，于是“缅甸宣慰莽纪岁幼子，昔避孟养、木邦之难，久寓占城暹罗。今欲至中国见天皇帝，求复官职。士宁止之，不听”，而明朝置之不理，导致缅甸宣慰幼子莽纪（又称莽瑞体）逃到今缅甸南部的洞吾（今称东吁）自立为王，明朝金字红牌和信符制度开始崩坏，自朱元璋以来长期六慰相互争地构怨，但金字红牌制度的外边区管控和制约作用削弱，明朝为此设置永昌同知，“专事抚夷”。与此同时，缅甸受木邦欺凌，缅甸莽瑞体兴起，希望明朝承认，授予职官，明朝疏忽怠慢，激起缅甸的不满，导致缅甸独立。“嘉靖二十三年，有马革大部落号得楞子者，其酋名排来，兄弟争国构兵，瑞体为之和释，兄弟感之，因奉瑞体为长”①并且在葡萄牙的支持下大肆侵扰明朝外边政区司三宣六慰地区。可见，嘉靖中期由于明朝金字红牌制度破坏，对缅甸处置不当，促使缅甸脱离明朝，莽瑞体称王，自立政权，势力扩大，开始与明朝为敌。

面对缅甸的侵扰，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破坏情况下，明朝后期对于缅甸的兴起，无法采取政治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缅甸一度攻打到云南的腾冲、施甸、风庆地区，威胁永昌府，明朝不得不从内地调重兵，设置姚关、腾永两个大营，虽然明朝军队在刘挺的指挥下击退了进犯的莽瑞体军队，明朝在外边政区的重要军事战略隘口进行边防军事部署，建立八关和勐卯屯田，形成军事边防屏障。“嘉靖三十九年，总兵沐朝弼、巡抚游居敬上言瑞体侵轶邻境，当预防内侵”，“滇始于蛮哈设兵，冬春防缅”，云南外边政区的边疆屏障作用几乎丧失。

隆庆年间，由于明朝无力遏制缅甸兴起和侵凌木邦等相邻地区，云南外边政区纷纷向明朝请求依照永乐制度，颁赐金字红牌，要求明朝派使者调停土地争纷，制止缅甸的侵凌和扩张。“隆庆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袭职，有索赂者，以兵备迟疑对夷使归报拔，拔怒，与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经年不令汉人通”，西南边疆局势几乎失控。然而金字红牌制度在明后期不再受统治者重视，明朝没有向外边政区重新授予金字红牌和纷争调停，而是束手无策，处置失当。外边政区一方面得不到明朝的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在缅甸的威逼下，脆弱不堪。云南外边政区土司纷纷向明朝请求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确立是明朝疆域，希望在金字红牌制度下得到明朝的保护。嘉靖时，明朝曾派金齿卫干户曹义携金字红牌和信符往赐缅甸和其他外边政区土司，希望调解纠纷，然而不幸被缅甸所杀“时有资金牌信符干户曹义，亦为所杀”①。其后明朝再也没有向云南外边政区遣使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云南外边政区土司得不到明朝的任何支持与保护，边疆危机更加深重。

缅甸看到明朝并没有出手拯救外边政区，于是借鉴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采取拉拢周围的土司头领的做法。隆庆二年，木邦得不到明朝支持，在交通道路阻断，人民缺盐生活艰难的时刻，“后乏盐，求于瑞体，瑞体馈海盐五千登，益感缅甸而患中国，遂携金宝象马，诣瑞体致谢”。木邦缺盐，向缅甸莽瑞体求助，缅甸施与恩惠，木邦感念，与缅甸化敌为友，投靠缅甸，“瑞体见拔，欢甚，赠以宝带、缅铎、白象、姗锦、珍宝、香药甚多，退兵护之出孤，遂约为父子”③。随后其他土司纷纷效仿，“潞江安抚使线贵闻拔邀缅惠不货，亦投瑞体”，六宣慰中除车里宣慰司虽然遭受缅甸侵扰，但依然坚定作为明朝的政区，其他木邦宣慰司、孟养宣慰司等投靠缅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逐渐疏离明朝走向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依然没有采取切实措施维护五宣慰司的管控，任其疏离和脱离明朝。

由此可见，明朝万历年间，缅甸扩展和侵扰滇西，边疆土司纷纷向明朝求助，要求明朝重新赐予金字红牌和诰印，要求明朝按照金字红牌制度出兵或者征调边疆土兵进行保护。然而明朝对外边政区的金字红牌和信符制度已经破坏，边地土司得不到明朝的保护，被迫屈服缅甸。缅甸则借鉴明朝制度，在拉拢边地土司同时，授予投靠自己者缅铎和贝叶符，承认其在自己的保护下的缅甸版图，金字红牌为国家认同的标志。清末民间人士说：“缅甸自元人设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城，置都元帅府，彼时版图已入中国，明初置缅甸宣慰使司，并置古剌、底马撒等宣慰使司，俱隶云南都司。尽大金沙江内外，皆受朝命。清乾隆间，复封缅酋孟陨为缅甸王，每届十年朝贡一次。顾中国自古视藩服之地，只取羁縻臣属之义，无利土地之心；有征服之武功，无建设之政治。迨乎衰季，则并武功而无之。”

至此，明朝在国界外的疆域主要还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老挝、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恩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司所在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

缅甸与云南省西部山水相连。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近600年间，中缅疆域有很大的变迁。两国封建王朝之间发生过几次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过灾难，但持续的友好交往是主流，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发展。

13世纪中叶，缅甸是蒲甘王朝统治。首都在今缅甸中部的蒲甘城，疆域尚未达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掸等族居住地区。此时的中国，正值忽必烈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封建帝国。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基本上沿袭“大理”时代，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族、掸族等族居住地区，设置了一些路、府，由当地土官管辖。蒲甘国王和元朝皇帝双方各有所图，矛盾日益激烈。1271年和1273年，忽必烈两次派遣使者到缅甸，蒲甘国王那罗梯诃波扣留了元朝第二次赴缅使者，元缅矛盾激化。1277年，蒲甘国王反对金齿（今德宏）总管阿禾服从元朝统治，兴兵攻打。缅军集结兵“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攻人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与金齿士兵和元朝驻军发生激烈战斗。

缅军人侵，严重威胁了元朝对云南西部的统治。云南行省长官赛典赤命令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率3800余蒙古、爨焚（白族）、么些（纳西族）军增援，元缅两军在南甸（梁河）、干崖（盈江）一带大战。缅军大败，象马人自相践踏，又遭金齿士兵伏击，损失惨重。元军胜利向西挺进，直抵伊洛瓦底江畔的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因天热还师。元军撤退后，蒲甘王又发兵进据江头城，不时侵扰金齿（今德宏）边境。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命令药刺海率领四川元军万人，会同云南纳速剌丁所领前次军队一齐征缅。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从昆明出发，十月到达南甸（梁河）、干崖（盈江），再沿大盈江而下，与缅军战斗，再次攻占江头城。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军南下进占太公城[今缅甸太公（德冈）]。蒲甘国王惊恐，国王那罗梯诃波带着王公大臣逃至勃生（缅甸南部），并派使者到太公城向元军求降。元军派使者招降，行至中途，蒲甘王室发生内乱，国王被囚，三个儿子被杀，元使团中也有人被害。元军向南进军，至元二十四年（1278）攻占蒲甘城（今缅甸中部蒲甘），蒲甘国王投降。元朝封蒲甘国王为缅王，继续统治其疆域。缅王派使者以“入贡”方式，经云南与元朝中央保持联系。

元朝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地区，先后设置太公路、云远路、蒙怜路、蒙莱路、木邦路。战争结束之后，元军撤回云南内地。不久，蒲甘王朝在内乱中覆灭，缅甸境内四分五裂，各王邦部落或臣服于元朝，或俯首于暹罗，延绵250余年，直到16世纪30年代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元贞三年（1297），元成宗续封蒲甘王朝后裔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封他的儿子为缅国世子，封王诏书中有：“戒饬云南等处边将，毋擅甲兵；尔国臣民，各宜安业。”兴威、孟养、木连城、马都八等地首领也在1289—1298年间先后接受元朝封号。从1289—1338年的59年间，缅王先后15次派代表团访问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元朝4次派使节访问缅甸。

元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元朝在缅王辖境范围内设置邦牙等处宣慰司，首邑在今曼德勒附近的阿瓦城，宣慰司辖境比今曼德勒区稍大。邦牙等处宣慰司南部为白古（勃固），即我国史书中的“登笼国”（今缅甸南部近海地区）。元朝使臣在人缅中曾南下至登笼国，登笼国即派人随元使“入贡”，得到元朝的封号。元朝时期我国经云南与缅甸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从今滇西的保山和德宏地区，沿大盈江而下以接伊洛瓦底江的水陆交通路线，通往缅甸各地，成为中缅之间的通途。当时中缅使者和经济文化交往，大多沿这条路线进行。著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元朝使命由这条路线进入缅甸，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沿途的重要城镇有：永昌（今云南保山）、腾越（今云南腾冲）、干崖（今云南盈江旧城）、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太公城[今缅甸太公（德冈）]、蒲甘城（今缅甸蒲甘）、昔里怯答剌城（今缅甸卑谬）等。他还向南进入登笼国。

元大德五年（130I），元朝军队为缅甸修筑了叫栖水利工程（在今曼德勒南部），并开凿了墩兑运河。这两项对缅甸农业生产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水利工程，仍在为缅甸人民所利用。据英国人史谷特和勃朗两人的考证，今缅北的玉石矿是在13世纪由云南的一个小商贩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是由中国传人缅甸的。①

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兴起。中国仍然是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为明朝的“土司”。以今缅甸中部阿瓦（今曼德勒附近）为都城的缅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派使臣板南速剌经云南到南京朝见朱元璋。第二年，朱元璋宣诏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卜刺浪为宣慰使。其时，云南麓川（今瑞丽）傣族土官思伦发武装侵夺缅境土司，卜剌浪遣使向明朝廷诉说，朱元璋派钦差大臣“谕缅及百夷罢兵守土”，思伦发听命，纷争得以缓和。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任命缅王那罗塔为宣慰使。明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任命莽得刺为缅甸宣慰使。自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缅甸宣慰司6次派代表团“朝访”明朝，明朝5次派使节访问缅甸宣慰司。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朝在今缅甸境内除设置了缅甸宣慰司外，还设置了许多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计有孟养宣慰司（驻今缅甸西北克钦邦境内莫宁）、木邦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兴维）、大古剌宣慰司（在今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明史·地理志》说：“亦日摆古，滨南海，与暹罗邻”）、底马撒宣慰司（在今缅甸东南部德林达依省，《明史·地理志》：“在大古剌东南”）、底兀剌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西北孟密）、蛮莫安抚司（驻今缅甸克钦邦东南莫茂）、孟艮御夷府（驻今缅甸掸邦景栋）、小古剌长官司、茶山长官司、底板长官司、盂伦长官司、八家塔长官司（此五长官司，《明史·地理志》说：“皆在西南极边”，地近大古剌、底马撤、底兀剌三宣慰司，当在今缅甸南部）、里麻长官司、东倘长官司、促瓦长官司、散金长官司（此四长官司地在今上缅甸）。明代在今缅甸境内设置的这些土司，都划归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他们臣属于明朝，并不是因为受到明朝的军事威胁，而是在各王邦部落分裂的状态下，主动臣服。明朝不向这些地方派遣官吏和征收赋税，由土官自己进行统治。他们以“朝贡”方式与明朝保持联系，由土官本人或派使者到明朝都城或云南省城“朝贡”。各土司间发生矛盾纷争，甚至军事冲突，明朝廷或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为之进行调解，他们大多尊重和接受调解。这方面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明初，云南麓川土司叛乱，缅甸、孟养等宣慰司曾协助明朝平乱，捉拿叛乱首领思伦发父子。概括说来，据《明史》等以及英国人哈威所著《缅甸史》的记载，在隆庆末年（1572）以前的200年间，今缅甸境内各王邦部落大多主动接受明朝的土司设置，臣属明朝，通过“朝贡”方式，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

双方密切的政治关系，使经济文化交流呈现繁盛景象。木邦等上缅甸地区的食盐由云南内地供给；盂密宝井的玉石得到开采，大批云南人到缅北开采玉石，运往云南腾冲加工，再运销中国和东南亚各地。明代诗人杨慎的《宝井谣》、张含的《宝井歌》、施武的《宝井词》等，对当时云南人开采缅甸玉石的生活情景有生动深刻的描述。缅甸生产的陶、瓦、铜、铁、漆器技术，多是中国汉人传授的。明末朱震孟著《西南夷风土记》说：“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兵力盛时，剪荆棘为乐土。”可见明初至明末缅甸经济变化之大。

明代中国商人从滇西重镇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等地，沿大盈江和瑞丽江接伊洛瓦底江贯通缅甸北南的水陆交通线往来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陶器，缅甸的棉花、玉石等，皆为大宗交易物品。蛮莫（今缅甸境内克钦邦东南之莫茂）、江头城（今缅甸实阶省东部伊洛瓦底江西岸之杰沙）、阿瓦（在今曼德勒附近）、蒲甘、摆古（今勃固）等缅甸城镇，有来自中国云南、四川、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的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城有12道城门，往来贸易的人很多，城外有“大明街”，天朝军队打通了印度洋的出海口，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于摆古等地汇合（今缅甸故尼格来斯附近），开创了空前绝后的历史辉煌。据《西南夷风土记》载之：“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湖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交易五日一市，十日一市，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至摆古等温城。每日中为市，市之周围，亦有走廊三千余间，以避天雨。摆古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欤！上述5省来这里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人有数万之多。蒲甘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摆古城（今勃固）的情况与江头城相仿。这里临近大海，与中国的交往，除经由云南南下的交通外，还有通过闽粤而来的海路。在摆古西南部的港湾中，“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近代在缅甸南部的勃生河床发现15世纪的中国瓷器，即为明朝时期由云南和福建、广东运销至缅甸南部的。英人司考特《锦绣东方——缅族生活记录》一书说：“从云南到八莫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来的庞大驮运商队，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量丝绸。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

明初，阿瓦缅王遣使入明朝，诉说麓川土司思氏侵其地。明廷派钱古训、李思聪由云南前往调解，消除纷争，二人回国后，据见闻兼考史籍，著成《百夷传》，为人们了解当时滇西和缅甸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明末朱孟震《游宦馀谈》，末附《西南夷风土记》，记述云南和缅国的风土人情。当代史学家方国瑜教授考证，乃是随明将刘挺赴云南和缅甸抗击东吁王朝的幕僚所写实录，为朱孟震所得著录成书。《百夷传》和《西南夷风土记》是明代中缅交往的文化成果。

永乐五年（1407），明朝成立四夷馆，内设缅甸馆，馆员既有缅甸人，也有懂缅文通缅情的中国人。弘治三年（1490）在馆中任职的刘迪是云南腾冲人，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随着中缅交往的日益密切，明朝除在京城四夷馆内设缅甸馆外，还在昆明设立“缅字馆”，培养翻译，接待缅商。清人师范《滇系》卷1l说：“明初，设缅字馆于滇垣，令汉人习而译之，（缅甸）今虽十年一贡，然其输诚之奏，纳款之文，仍不时上达，亦当事者所宜讲求也。”缅字馆不仅提供商业翻译，还从事公文翻译。

由于在缅甸的中国人众多，中国历法也在缅地施行。《西南夷风土记》说：“岁时、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摆古（今缅甸勃固）无历，唯数甲子，今亦窃听于六慰，颇知旬朔矣”。

16世纪中叶，缅甸南部的东吁王朝崛起，在以军事压力迫使各王邦部落受其统治之后，向暹罗和中国云南内地发动大规模战争。东吁王朝迫使各王邦部落就范，一方面是东吁王朝凭借强硬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也由于明朝晚期的政治腐败。例如木邦土官罕拔向明朝报请袭职，云南官吏以勒索未遂，拒不发给承袭状纸，罕拔就反叛明朝，投向东吁。民谚说：“官府爱惜一张纸，丢失地方二千里。”东吁王朝第一个国王莽瑞体在征服缅甸各王邦部落后，更发兵攻占元明时代的八百大甸宣慰司（今泰国北部清迈、清莱一带），作为南下攻暹罗，北上攻云南内地的据点。

老挝与云南省南部接壤。老挝的老族与云南的傣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为同一族群的不同部族，他们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地域相连；老挝境内的苗、瑶等族是从云南迁徙去的。大理国时期，今西双版纳傣族祖先叭真建立隶属于大理国的“景咙国”。今老挝境内的“猛老”和今泰国境内的“兰那”都是景咙国的组成部分。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中国，在“景咙”地方设置“彻里路军民总管府”之时，“猛老”和“八百”（原兰那）已经分离出去。然而，傣、老、泰、掸的密切交往是持续发展的。随着元朝对傣族“彻里路”统治的巩固，又在毗邻的掸泰地区先后建立蒙庆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老族的“猛老”也主动向元朝“入贡”。元朝随即在老挝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元史·顺帝本纪》载：“至元四年（1338）八月甲申，云南老告土官八那遣侄那赛赍象马来朝，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

14世纪中叶，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老告土官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就两次到明朝“朝贡”。洪武十六年（1383），“麓川、缅甸、车里、老挝、八百皆内附，准为宣慰司”。①“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戊戌，老挝土官刀线歹入贡。”明成祖即位的第二年，建立老挝宣慰司。《明实录·成祖实录》载：“永乐二年（1404）四月己亥，设老挝军民宣慰司，以土官刀线歹为宣慰使，命礼部铸印给之。”老挝宣慰司建立之后，对明朝的人贡最勤，联系最频繁。据《明实录》和《明史·老挝传》等史籍的记载，明朝时期，老挝土司向明朝人贡达30多次，是云南省管辖的土司中入贡数最多者，从明初至明末万历年间，不曾间断。老挝向明朝人贡的贡品为驯象、象牙、犀角、香料、金银器等土特产品。明朝“回赐”与车里宣慰司（今西双版纳）同等对待，“宣慰使：绵二段，芝、纱、罗各四匹；妻：芝、丝、罗各三匹；差末头目：每人纶丝、纱、罗各四匹，折纱绢二匹，布一匹；通事（翻译）：每人彩缎一表里，折纱绢一匹，俱与罗衣一套；象奴、从人：每人折纱绵布一匹绢一套，俱与靴袜各一双”。老挝人贡的道路经由车里土司区北上，明朝往往命车里土司对老挝贡使进行护送。

明朝老挝宣慰司的地域范围，《明史·老挝传》说：“八百、车里与老挝相近，孟艮在老挝上流”，“其地东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八百，北至车里”。《明史·地理志》说：“东南有三关与安南（越南）界，西北距云南布政司（驻今昆明）六十八日程。”15世纪80年代，越南黎朝攻打老挝，明朝给予调解。《明史·老挝土司传》载：“成化十六年（1480），（老挝）贡使至，会安南攻老挝，镇守内官钱能以闻，因敕其使兼程回，并量给道里费。明年，安南黎灏率兵九万，开山为三道，进兵破哀牢，人老挝境，杀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次子帕雅赛走八百，宣慰刀揽那遣兵送至景坎（今云南景洪县景哈）。黔国公沐琮以闻，命帕雅赛袭父职，免其贡物一年，赐冠带彩币以示优恤。既而帕雅赛欲报安南之仇，觊中国发兵为助。帝以老挝、交趾（今越南北方）皆服属中国久，恤灾解难，中国体也，命（沐）琮慎遣人谕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缅甸东吁王朝攻占八百和老挝，《明史·老挝传》又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缅败，老挝来归，奉贡职，请颁印。后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给之。四十年（1612）贡方物，言印信毁于火，请复给。抚镇官以闻。明年，再颁老挝印。时宣慰犹贡象及银器、缅席，赐予如例。自是不复至云。”

泰国的国名和疆域，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迁。在今天泰国的疆域内，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罗斛国，中部地区曾经建立过暹国，13世纪中叶以后合建暹罗国；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八百媳妇国。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居住地相连，自古以来是一个族群的各个部族分属不同的国家。在这个族群居住地域内，中、泰、老、缅四国的疆域并非一成不变，在各个历史时代发生过变迁。13世纪中叶元朝建立之时，在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设彻里路军民总管府。澜沧江以东称“小彻里”，澜沧江以西称“大彻里”。《元史·地理志》说：“大彻里与八百媳妇犬牙交错。”《新元史》卷二十五说：“八百媳妇蛮者，夷名景迈。”由此可知，与彻里（车里）南部疆域相接壤的八百媳妇在今清迈为中心的泰国北部地区。它的南面是以宋加洛（素可泰）为中心的暹国（今泰国中部），再南是以华富里为中心的罗斛国（今泰国南部）。八百媳妇东面是老族居住地老告（今老挝北部），西面是掸族居住地木邦（今缅甸东北部）。八百媳妇处于傣、泰、掸、老族分布的中心地带。元朝时期（1271—1368），暹国和罗斛国都从海路经由我国沿海地区与元朝交往，进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八百媳妇则从陆路经云南与元朝交往，元朝于其地先后建立蒙庆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归云南省管辖。这两个宣慰司的建立，不是元朝用武力征服，而是傣、泰民族密切交往联系的结果。

八百媳妇国北部建立蒙庆宣慰司后，南部统治者力乞伦于致和元年（1328）和天历二年（1329），两次向元朝“贡方物”，表示友好和归附的愿望，至顺二年（1331）元朝在八百媳妇南部设置八百宣慰司。《元史·文宗本纪四》记载：“至顺二年（1331）五月己丑，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昭练为宣慰使都元帅，又置……者线蒙庆甸、银沙罗等甸并以军民府，秩从四品。孟并、孟广、者样等甸并设军民长官司，秩从五品。”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驻八百大甸，即今泰国北部的清迈。宣慰使都元帅昭练是当地泰族首领。4年前设置的蒙庆宣慰司驻地改为者线蒙庆甸军民府，属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此时的八百等处宣慰司辖境兼有元初八百媳妇国的南部和北部，即整个八百媳妇国的地域。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从彻里路向南扩展，与暹国接壤。

1350年，罗斛国与暹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改名为暹罗国，首都在大城（又译“犹地亚”、“阿瑜陀耶”），史称大城王朝。此时正当中国的元朝与明朝交替时期。还在大城王朝初期的明洪武四年（1371），暹罗国便派使节从海路经我国沿海地区向明朝“人贡”，建立了友好交往。明朝时期的泰国北部地区仍臣属于明朝，为云南省管辖的土司区。《明史·八百土司传》载：“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还。后遣使招附，元统初，置八百等处宣慰司。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百媳妇国遣人人贡，遂设宣慰司。先是，西平侯沐英遣云南左卫百户杨完者往八百招抚，至是来贡。帝谕兵部尚书茹玮日：闻八百与百夷构兵仇杀无宁El，朕念八百宣慰远在万里外，能修职奉贡，深见至诚，今与百夷构兵，当有以处之，可谕意八百，令练兵固守，俟王师进讨。（此即明朝制止滇西麓川傣族土司思氏对八百的侵扰）自是及永乐初，频遣使入贡，赐予如例。永乐二年（1404），设军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宣慰使，遣员外郎左洋赐印诰冠带袭衣。”所谓“世传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乃是望文生义的附会，实质上反映了八百内部政治上的不统一，部落间相互兼并。

元朝时期，八百就分为两大区域，元初设两个宣慰司，后来统设一个八百等处宣慰司，仍有北部的两个府，也是适应内部不统一的状况。明朝永乐二年设置的两个宣慰司。“八百者乃”显然是元代的“蒙庆”，“八百大甸”则是元代的“八百等处”。然而明代两个宣慰司的地域范围与元代两个宣慰司已经不同，从北部又分出了“孟艮御夷府”（今缅甸东北部景栋地区）。这就是说，在原八百媳妇国境内，明永乐年间分化成八百大甸（今泰国清迈地区）、八百者乃（今泰国清莱地区）、孟艮（今缅甸景栋地区）三个区域，都是明朝云南省管辖的土司区。这三个区域形成后，兼并仍在继续。《明史·地理志》载：“有八百者乃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四月分八百大甸地置，后废。”废八百者乃宣慰司，只存八百大甸宣慰司，是八百内部兼并的结果。

明代八百大甸宣慰司的地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说：“东至老挝，南至波勒，西至木邦，北至孟艮”。大约包括现在泰国北部的难府、帕府、南邦、南奔、夜丰颂、清迈、清莱等府之地。宣慰使驻今清迈，与元代八百等处宣慰司辖境不完全相同。南面的波勒即今彭世洛，已是暹罗国版图。又《明史·八百土司传》说：“其地东至车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与缅邻，北至孟艮”。由此看来，明代的八百土司地仍与今云南西双版纳接壤，只是“东至车里”的表述不太确切。宣德七年（1432），暹罗国侵犯八百土司地，八百宣慰使向明朝报告，并“乞发兵讨之”，明朝“止降敕抚谕而已”。成化十七年（1481）前后，越南黎氏王朝发兵进攻老挝土司和八百土司，八百宣慰使刀揽那抗击越南的侵扰，并救援老挝，明朝“命云南布政司给银百两、丝币四表里以奖之”。①16世纪中叶，缅甸东吁王朝势力强盛，占据景迈，南打暹罗，北侵云南。八百土司避居景城（今昌盛）与缅军对抗。这时明朝国势衰弱，又在云南西南部抗击缅军的大规模侵犯，无力顾及八百土司。

明朝时期，由于云南西南部的缅甸各地区、泰国北部地区、老挝北部地区都是臣属于明朝的土司区，这些地区都以“朝贡”的形式与明朝进行官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这些地区都盛产大象，几乎每次“朝贡”的贡品中都有驯象，“朝贡”又很频繁，形成的交往通道便称为“贡象道路”。明末李元阳撰写的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记载了“贡象道路”，有上路和下路之分，“上路”是缅甸经滇西人内地的。“下路”是缅、泰、老，经滇西南入内地的。现摘引“下路”的描述：“下路由景东历者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三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一车里头目居之，蜀汉孔明营垒在焉。又行二日至大川原，轮广可千里，其中养象，其山为孔明寄箭处，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车里宣慰司，在九龙之下，临大江，亦名九龙江，即里水之末流也。由车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此地寺塔极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村以万计，塔亦以万计号慈国。其酋要杀，不喜争。敌人侵之，不得已一举兵得所仇而罢。由此又行一月至老挝宣慰司，其酋一代止生一子承袭，绝不生女。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摆古莽酋之地。”这条“贡象道路”的“下路”，即是由滇西南的普洱、车里（今景洪）通往泰国、老挝、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这条通道上的官方交往和民间交往都很频繁。

明黄省曾《西详朝贡曲录》卷中“暹罗国”载：“国之西北可二百里，有市日上水，居者五百余户，百货咸集，可通云南之后。其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其利珍宝，羽毛、齿革。其谷宜稻，其畜宜六扰。”这里所描述的“上水”，《大德南海志》作“上水速古台”，即又写作“素可泰”的今宋加洛。由此可知，当时从今泰国中部地区到云南的陆路交通已经畅通，且“百货咸集，可通云南之后”，商业贸易相当繁盛，“其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特别值得一讲的是“海贝”。明代的云南，海贝用作货币，广泛在市场流通。谢肇涮《滇略》卷四载：“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诸海中，不远千里而捆致之，俗日贮。”老挝不临海，当是由暹罗经老挝运至云南。明代云南大量使用的贝币，除来自我国的广、闽外，还来自暹罗（泰国）。

明朱孟震《西南风土记》载：“缅甸、八百、车里、老挝、摆古虽无瘴而热尤甚，华人初至亦多病，大而与之相习。”《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载：“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之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有易无，亦有教之冶兵器，贪女色留家不归者。”谈迁《国榷》卷二十六载：“边民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等牟利生衅。”《明会典》卷一三二载：“令凡川、广、云、贵、陕西等处，但有汉人结交夷人，互相买卖借贷诓骗，引惹边畔及潜往苗寨教诱为乱，贻害地方者，俱发向边卫永远充军。”这些史籍记载表明，明朝时期，云南和内地省区的汉族人民，经滇西南到八百、老挝、缅甸去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久居不返和定居的人数相当多，这也是交往密切的重要表现。

伴随政治、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也相应地密切起来。明朝廷在八百大甸宣慰司内设置“都事”、“经历”各一员，负责翻译汉泰公文，由明朝吏部选派人员前往任职。①为了训练八百泰文的翻译人员，明朝廷于宣德六年（1431）在四夷馆内增设“八百馆”。首席教师蓝者歌，来自八百。②他为中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中国的汉族历法曾经在泰国传播和使用，并对泰历产生重大影响。1292—1518年间的20块素可泰（今宋加洛）碑铭中，有7块使用了汉历的干支纪年和纪日。14世纪泰国北部（八百地区）的碑铭也有许多汉历干支，当是汉历干支纪法先传人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形成傣式干支纪法后，再传人泰国北部和中部地区，为泰族人民所使用，这才留下了历史遗迹。

明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三个宣抚使司和六个宣慰使司的总称。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

其中，缅甸宣慰使司、孟养宣慰使司、木邦宣慰使司部分在今缅甸境内，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在今泰国境内，车里宣慰使司的部分、老挝宣慰使司的全部在今老挝境内，余均在中国云南境内。

明代宣慰使司设宣慰一人，从三品；周知一人，正四品；副使一人，从四品；佥事一人，正五品。宣抚司设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

宣慰使、宣抚使管辖司内军民之政，原属吏部。后明朝政府因宣抚司、宣慰使司都领有士兵，于洪武末年改由兵部管辖，但实际上没有全部贯彻。

宣抚使、宣慰使定期朝贡，按年交纳定额赋税，称为差发，战时听供朝廷征调。明代统治者设置宣慰使司、宣抚司等土司制度，以土司治土军民，是借助传统统治权力来达到控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目的。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时，承袭元代政权机构设置。当时阿瓦与白古之间进行了一场长达40年的战争。为得到北部强大的明朝帝国的支持，双方都极力靠拢明朝，于是阿瓦与白古政权辖区就成为云南三司所管辖的范围，缅甸被直接纳入明朝的地方政治组织，缅甸阿瓦与白古政权的统治者也成为云南三司管辖下的土司。

永乐初年，在云南极边地区建立十个宣慰司和两个御夷府。宣慰司有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老挝和车里。御夷府有孟艮和孟定。宣慰司中尤以麓川势力强大。据有“地方万里，民间称为‘麓川王国’”。

永乐十一年（1413年），麓川（今瑞丽）主思行法请求其弟思任法代职，朝廷诏准。明王朝趁此机会在麓川平缅宣抚司管辖境及其控制的区域内分设土职十三处，化整为零，分而治之。如木邦、孟养设军民宣慰司，孟艮、孟定设御夷府，潞江设安抚司，湾甸、威远设御夷州，大侯改云州，镇康改设州，干崖、孟琏、促瓦、散金设长官司。此举在历史上称为“明析麓川地”。明廷视麓川为祸端，不断对麓川采取措施加以削弱。另外在中南半岛増设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由于弃交趾引发地缘地震，麓川平缅宣抚司的势力再度扩张，威胁着明王朝的统一大业，但明朝此时北方同蒙古和解，南方弃交趾布政司，西洋方向彻底废除下西洋，安享盛世太平自然是对思任法的侵扰施以圣德，致使思任法越发嚣张。

年少天子正统继位筹措制服。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麓川平缅宣抚司长官思任法举兵内犯，制造分裂。对此，朝廷决定以武力征伐。经过调兵遣将，准备粮草武器，从正统六年至十三年（1441～1448年）派出大军“三征麓川”，直至十四年（1449年），胜利班师，平定了麓川。其中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孟密者，旧属木邦。木邦有女名囊罕弄，嫁之孟密。其父爱之，尽以宝并媵焉，孟密以是日富强，与木邦相攻。两家俱讼于朝，孟密以宝货赂二万，自兵部诸津要多受其贿者。安草敕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语，宗覆奏如安指。于是孟密得立为安抚司，宗尽以所侵木邦地畀之，而木邦势寝弱，反出其下。云南之患由此起。

程宗是非颠倒贪纵孟密，满足反叛之猛宻要求，打压木邦、孟养，结果，猛宻高兴，而“孟养诸蕃大失望”。由于得到政府支持，猛宻胃口大开，进一步侵占木邦木地。弘治以后，两族仍交恶不断。

明世宗嘉靖初年，缅甸宣慰司由莽纪岁担任宣慰使，驻阿瓦城（今曼德勒）。为弥补损失扩大领土与报缅甸趁火打劫之仇，孟养联合木邦、孟密，击破缅，杀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分据其地。莽纪岁之子遣使请明出兵为讨贼，惟时贵州、粤西皆有苗人为乱，明将王守仁欲讨平苗乱后，再为之进讨滇西、缅甸之乱。及苗乱已平，而王守仁病卒。莽纪岁之子莽体瑞乃自力起兵收复其父之旧地，后势渐强，吞并其附近诸部，并与思机发联兵犯边，自称西南金楼白象王。

参见：明缅战争

万历十三年（1585）以后，缅军继续不断入侵我国云南边境。由于明王朝的统治日趋腐朽，没有能够巩固万历十一年到十二年自卫反击战所取得的成果，孟养、木邦等地区便先后为东吁王朝所控制。

万历十三年（1585）冬，蛮莫安抚使思顺由于对刘綎及其部将的贪贿勒索不满，叛投缅甸东吁王朝。缅王派出大襄长等占据蛮莫。孟养也在暗中依附于缅甸。刘铤、邓子龙征缅，大败莽应里，“纠合诸夷，歃血威远营，”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莽应里势力并未彻底剿灭。刘铤清醒地认识到“疆宇虽已廓清，莽酋酋然肆大，若不亟加剿灭，终为祸根蔓延”。应乘胜进讨，“俟荡平之后，另图改土设流，平定之余，更宜筑关建堡，设大将旗鼓，以控制要冲，立诸司衙门而相为犄角。随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财可使富，保障坚于来形；又练土著之丁以足兵，而力可使强，边境几无患。……滇南之安，永保万世无虞矣。但是，刘铤的筹谋笄却不为当局所重视，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万历十五年（1587年）将刘铤调离。

刘铤镇蛮莫约二年，抚绥边境诸土司，尚来不及剿灭洞吾莽应里，彻底平息叛乱，便抱憾离去，许磁《赠云抚凤坪公西征缅甸序》说：“……一战而取罕虔，再战而获岳凤，三战而诛莽应里，四战而缅甸之老莺尽退兵矣[5]。”对刘铤征缅满怀期望，不料刘铤尚未三战、四战便解职而去。

明王朝在云南的地方官员按察使李材认为，不收复蛮莫、孟养两地就无法制止缅军入侵，于是他派人成功地招抚了这两个地方的土司。孟养境内有密堵、送速两城（两城都在今缅甸孟养以南），这时仍为缅军占据。万历十五年（1587），孟养土司思威想要收复这两座城市，便联络了孟密思化、蛮莫思顺一起进兵，并要求明军援助。按察使李材、游击刘天傣派出明军前去配合作战，明军把总杜斌、李朝带兵不多，就把许多面明军的旗帜授与孟养兵，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两军相遇于遮浪。缅军看到到处是明军的旗帜，“以为汉（这里指明王朝的正规军）大兵至，惊溃”，明军与土司兵乘胜追击，杀敌千余，斩杀缅将大襄长。，收复密堵、送速两城。另一名缅将散铎逃回阿瓦。万历十六年（1588），孟密思忠、蛮莫思顺又叛投缅甸，在此之前，明政府已决定以思忠为孟密宣抚使、思顺为蛮莫安抚使。由于这两人已投缅，明政府就让思忠的母亲罕洪、思顺的母亲罕送代替他们的儿子领印章。这年九月，缅军入侵，占领了孟密。十七年（1589），孟养土司思威死去，明王朝任命他的儿子思远为孟养宣慰使。次年缅军进兵孟养，攻破猛拱（今缅甸猛拱），思远和他的儿子逃入盏达（今云南盈江县境内）。十一月，缅军又攻破孟密宣抚司管辖的孟广（在今缅甸境内），罕烘等逃入陇川。缅军进攻陇川，被击退。十九年（1591）二月，明王朝鉴于缅军频频入侵，“诸夷力不能敌，纷纷求救，永腾震动”，重新起用了“先年破缅有功，谙熟夷情”的邓子龙。当时缅军包围了蛮莫，蛮莫土司思化向明廷告急。邓子龙率兵前往，赶到罗卜思庄（在今云南梁河县以南）。由于天气酷热，大军行动不便，裨将万国春在夜间率兵赶到蛮莫，到处燃起火炬。缅军以为明军大队人马赶到，就退走了。万历二十年（1592），缅军再次入侵蛮莫，思化逃到等炼山（在今云南陇川县境内），邓子龙驻兵等炼，缅军则进抵遮放（今云南遮放）。邓子龙与缅军大战于控哈，杀敌数百。明军把总李朝、岳顺战死。缅军退到沙州。明军因为没有船只，无法进攻。两军相持了一个月，缅军退去。

万历二十三年（1595），缅军入侵蛮莫被击退，明军参将吴显忠斩杀缅将丙测。明王朝仍然任命思化为蛮莫安抚使。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2596-1598）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由于莽应里在派兵侵犯中国的同时，从1584年到1593年连续五次发动侵略暹罗的战争但都遭到失败，1596年，暹罗军队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几年中，缅甸南部的孟族起来反抗莽应里的统治，阿瓦、东吁、卑谬、良渊等地的封建领主，也纷纷宣告独立。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无力侵扰我云南边境。这就是包见捷在（缅略）中所说的：“自后（缅甸）屡为暹罗、得楞（孟族）所攻，疲于奔命，不复内犯矣！”

思正被杀和蛮莫又落入缅军手中，使有识之士深以为忧。云南巡按宋兴祖在该年十一月上疏明廷，说：“此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顾臣窃有忧者，蛮莫当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授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栋，卒有蠢动，征调何及？”明王朝兵部在次年上报万历帝说：“蛮莫、逃西，为三宣之襟喉，腾越之肘腋。因阿瓦结连诸夷，仇杀思正，使逆党多罕，占据蛮莫，塞我襟喉。今抚镇筹划于上，道将协谋于下，先击多罕，逆酋望风霄遁；后助思轰，缅贼倒戈而逃，则蛮莫已复，迩西已救，腾永之间，稍可息肩也。”可见，英人哈威在他的《缅甸史》中说什么“（良渊侯）曾确使中国引渡流亡在华之蛮莫土司，此举足之显示中国终已放弃其上缅甸之主权矣”，完全是有违历史事实的谬论。

万历三十二年（1604），缅军进攻孟密，向孟养思轰征兵。思轰拒绝了缅方的要求，并且逮捕了来使。于是缅军进攻孟养，思轰兵败身死。万历三十四年（1606），缅军30万进攻木邦，明军救兵不至，木邦失陷。陈用宾因此下狱被杀。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中缅战争之间基本上停止了。这是因为：在中国方面，明王朝的统治已陷于危机，再也无力收复被缅甸占领的广大地区；在缅甸方面，万历三十三年（1605）良渊侯死去，其子阿那毕隆继位，在侵占中国的木邦后，即挥戈南下，进行再次统一缅甸的战争。

中南半岛部落的发展和蜀身毒道、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博望侯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张骞及时地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云南承宣布政司下辖的土司都是中南半岛的大城邦，所处的诸城邦基本都在这两路线上。

众建诸侯国制度创建于汉代，发展于隋唐，完善于宋元代。至明代时既是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同时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开始制约和削弱土司势力，因此又是土司制度走向崩溃的起点。明朝西南疆域自洪武永乐二帝奠基后，西南疆域变迁自宣德三年引发地缘地震至永历入缅，其中经历了宣德弃交、正统征麓川、嘉靖隆庆万历明缅战争这三个阶段。

明朝洪武大军平定云南时在阿瓦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阿瓦王为宣慰使。此后。明朝又在缅甸南部设立宣慰使司及五个长官司。各大土司为了生存，也积极争取明朝的认可。纷纷向明朝纳贡称臣，请求颁赐封号。王赓武认为：

“明朝是通过土著官员（土司）来管辖现在缅甸、老挝等西南国家及云南省的。这种管理体制是元朝的遗产，是元朝将大理国作为帝国的一个行省并入帝国之时建立起来的……土著官员制度推广到帝国边界以外的地区，地方统治者或头领被封为帝国各级长官、至少在名义上代表皇帝进行统治。以这种方式的任命制度模糊了国外的属国与帝国直接统治地区之外的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别。缅甸被授予宣慰使的军事头衔，被视为更直接地附属于明朝统治之下。③”金腾兵备道可调度一隅土司，傣族、缅人、得楞子，咸属之。可考者，凡35部，先后设置，而听命于永昌者也。

明朝的机遇确实比元朝强。元代征缅后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减弱使麓川王朝做大，此时缅甸阿瓦与白古大古剌又经过四十年战争，《麓川思氏谱牒》载：“邻境小国闻之，相属称臣纳贡，有暹罗、景线、景老、整卖、整车、车里、白古诸部。”于是麓川吞孟养、降木邦、指八百、平缅甸，赫然西南霸王。明初麓川介于明朝明军水路两边的压力颇为顺服，宣德时弃交趾布政司引发地缘地震，麓川开始试探中央，但明朝未对思任法的侵扰施以实质性的抵抗和威慑力，致使思任法越发嚣张，逐渐打破滇西各土司政权之间的平衡，甚至危及明朝统辖区域的安全，给后继者留下治理难题。

地缘地震的出现导致大明朝的疆域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正统决定发动麓川战役，王骥连续两次大破史机发但都没有抓住他，他在缅甸宣慰司保护下，一等到王骥撤军就继续闹，当地阿瓦也怕麓川一灭明朝继续向南改土归流。由于首领后裔逃跑只实现局部战术性目的，麓川之役后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明朝以夷攻夷，将地方划给有功者，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附近土司相继邀功，请求明朝划拨地方。尤其是明朝将麓川故地给恭氏、多氏管辖，然而，在麓川民众的观念中土地、人民世代属于土司。虽然麓川宣慰司瓦解，但麓川思氏仍有后裔，思氏仍是麓川的主人。导致思氏后裔试图恢复故土，引发长达数十年的争端，为三宣六慰地区的稳定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以夷攻夷策略刚提出来时就受到翰林院侍讲刘球的反对。刘球认为缅甸必“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分有麓川地。不与则致怨，与之则两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势坐大，将不可制，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刘球建议“敕靖远伯王骥遣人往谕缅甸，不必生献此寇，只斩寇首来献，即与厚赏，仍令思机发尽削四境之地，分与各寨新附之夷，许以小职，使仍故处”。从该地区的复杂关系来看，刘球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正统时明朝广西、贵州、湘西、川西北不断叛乱，这正是明朝改土归流和边地开发造成的。

明朝在16世纪中叶之前的近两百年时间内，对云南承宣布政使司都是施行的众建诸侯的统治政策，正如霍尔所说：“中国的分割政策旨在防止在它认为效忠它的地区出现任何强大的国家。”

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关系密切，一些不法军民商贩仍将武器及制造武器之物贩卖出境。明英宗为地方安宁。’‘按察司分巡官时时巡察。如此则边防周密，境土无虞”。④正统七年（1442年）。巡按云南监察御使陈浩奏报，当地各卫所士兵用所造军器交换夷民的海贝巴、银、盐、布货。③同时“仍禁约官豪军民人等，不许擅往夷方置庄搅扰及私与夷人交通、透露军情、贩卖军器、火药等项”。⑤正统九年（1444年）王骥上奏：“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易有无。至有教之治兵器、近女色、留家不归者。漏我边情，莫此为甚。以故边患数生，致数年干戈不息，军民困弊。”弘治年间明官员认为’‘腾冲地方……往昔因彼处人与麓川贼交通，遂致边患，数年不息”。因边境贸易而生的制造武器之物以及制造武器技术的贩卖进一步加剧了隐患。云南巡抚陈用宾下令“汉夷互市，则关外有市场，防弁及巡司主之。其犯铜铁输出之禁者，必诛无赦。”万历年，中原亡命之徒出关互市者。岁不下千百人，缅人以珠玉宝石岁易铜铁数十万也。

缅甸各土司多蓄有汉人为幕僚，以应付朝廷之计，其中不乏像岳凤这样的“叛国”之徒。据《明史》载，凤父祖江西抚州人，商于陇川，因投宣抚多士宁为记室，得多士宁信任，后鸠杀士宁，夺印投缅，受缅伪命。另有广西人陈安者，初为郡吏，亡命入缅，应履信任之，署为丞相，教以侵掠疆土之计。这类人未见姓名者尚多，大都留居缅境不返。这种结果最终导致了明朝中南半岛的土地三宣六慰被缅甸宣慰司所吞，“云南自此虚耗矣”。

嘉靖时，随着诸土司力量形势的变化以及明朝国势的衰落，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明朝对缅甸的不干预政策削弱了明朝对中国西南地方统治者的控制。正如王赓武先生所说的那样：“遭受分割的西南地区暴露于阿瓦统治者（莽瑞体）的劫掠之下，并为以后缅甸取得对明朝边境上的掸族国家的支配地位铺平了道路。”东吁王朝势力逐渐增大，陆续征讨了原先隶属于的明朝的缅甸境内的各个土司。1566年，吞并了八百、老挝和车里。万历初年，又攻占了木邦、孟密、蛮莫、陇川、孟养等司，至此“三宣六慰”全部落入东吁手中。明朝出兵反击，收复了部分失地，并设立八关加强了边区的防守。明朝置蛮莫土司，试图遏制缅甸洞吾王朝内侵。洞吾王朝继续屡犯蛮莫。云南巡抚陈用宾遂在干崖、陇川与木邦之间筑设八关，蛮莫之地已在关外，八关之设，意在御缅。既欲御缅，何以把戍边前线大大回缩？历史已经证明这是败笔。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木邦之地亡于洞吾王朝兵下。木邦城被缅军包围时，“请救于内地，不至。”可是与木邦相邻的其他土司难道没有丝毫力量可以驰援吗？不是，但边地土司的力量在相互攻夺中被内耗不少，而且其他土司也面临着与洞吾王朝间的战争。问题是，蛮莫和木邦等土司间并没有为对付洞吾入慢而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这恰好是中央政府应该发挥的组织功能，可惜没有。不但没有，明中央从“析麓川地”开始就在消融该地区存在的政治经济合力，他们只担心边地力量对其统治的危害，而没有从战略高度认识戍守边疆需要边地人民的力量。明中央政府应该努力做到的是对边疆力量的整合与运用，而不是分解和消融它。

有明一朝，一直疲于应对麓川、木邦、孟养等土司间纷争，未有善果，及至国力不振，边地土司益加失控。境外没有强大政权时，明廷“析麓川地”固然便于其管理，一旦境外出现强大政权，因“析地”带来的边地力量分散及力量内耗的诺病便一览无余。所以，“析麓川地”是明朝失地于洞吾王朝的直接导因。

在南诏及其后续政权以及明代三宣六慰地区的篡权夺权的人员都是当时统治圈子里的高级官员。其中经历，卫所军民贪图美色宝石贩卖军火科技；程宗贪纵孟密；岳凤、陈安、景宗真、罕虔构缅入侵；镇守使宦官贪暴（云南的镇守太监、矿监税使加剧了边疆紧张局势，摧残社会经济，而他们对地方的影响与个人品德素质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高级官员卷入腐败案或勒索土官（停止下西洋后政府不能以实物税抵俸禄，资金不足导致政府官员俸禄少得无法维持生活，以至一些高级官员卷入腐败，在京官员被外放到各省时，没有旅行资费与津贴，除举债外，根本无法到达新的任职地方。）；张居正下令要云南弃捕战败被围困的莽瑞体；八关勐卯屯田（不包括蛮莫败笔）；思正内奔被杀；索贿致思哲、罕拔、线贵、多安民叛归缅甸等。加上朱元璋华夷之别的思想下“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皇明祖训金句屡屡在明朝关键走向时出现，导致官员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

至清朝时云南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当时清朝接收云南已经没有三宣六慰，吴三桂大军兵临缅都阿瓦城活捉永历帝，吴三桂邀功心切立马自阿瓦城回军，诸位土司仍然隶属于缅甸不复众建。没有像两汉对西域，元明对西南那样顺利完成交接手续，约有一百多年时间，中缅之间没有什么官方来往。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是时三桂未及为善后，许以边外木邦、猛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为缅属，不复能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