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简称“山水画”。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尚未从人物画中完全分离。隋唐时始终独立，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传统上按画法风格分为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小青绿山水、没骨山水等。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大陆文化意识，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从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再没有哪一个画科能像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的情感。若说与他人谈经辩道，山水画便是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国的图像、人的性情。

起源

中国山水画较之西方风景画，起码早了1000余年。它所呈相的图义，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早在7000多年以前，先古的觉醒便以图案方式纪录下来。新石器的河姆渡文化，已用线刻表达着观念性文化的内涵，定居的农耕文明起源，不仅让人认知了工具美，亦让人于器之上认知了形上美。艺术不但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想象，还是一种征服自然想象的象征。先古与自然一开始便用艺术的方式对活，逻辑的发现与艺术的鉴赏推演着人们的双眼，让一个天人合一的中国图式由混沌而至清晰。

自仰韶文化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具有了象征性。在几何装饰的手法中，对称、运动等构成概念己明显地运用于时空的表现之中。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稷神崇拜图》。在以农立国的背景上，祭祀稷神一直成风。而这幅图中的禾、田、人的关系传达了先祖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素朴理解。在沉淀了人与动物、植物的自然关系认知的基础上，社会意识又成为最为关键的文明起源。沧源文化的《村落图》，用岩画形式记述了人类对农耕定居的“家”的理解。这幅画最有视觉趣味的是以村落为中心的道路关联，以及押俘、赶畜、祭天、跳神等场面围绕正面中心的梯度延深，平面中的深度己在这幅画中得到有力的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这样伴随着艺术的看，不断地深化与发展。

最早的山水画

现存最早的山水画：中国画从创作题材来看，出现最早的是人物画，最初描绘的山川风光是作为人物画补景出现的，后来发展成为独立的画科——山水画。我们现在能见到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秦汉时期

到了秦汉时期，描绘劳动生活的场面，由乡土而至皇权，殿堂宫室的壁画成为时代的主流。这种以宫室喻家室的认信取向，使中国美术摆脱了原始形态。统治阶级士大夫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士者文化实现了与乡土文化的分离。对于山水画而言，这一分离是深刻的。若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曲阜石刻的《庭院图》，就会被其视错觉创意震撼。这是两种视觉冲突的艺术：在满足正面的平视前题下，建筑物的平移重叠与倾斜重叠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不同透视法则所致生的力的碰撞，使画面具有了超现实的立体感。有趣的是，先贤的艺术家一开始便使用了纵横平移重叠、视线具有深度却不消失的重叠透视法则，而且在复合视域中能将正面与倾斜两种透视法则艺术的冲突起来。应该说这一法则较之当今的西方立体派早了近两千年。正如本书一再所讲的，祖先的聪慧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白，只要我们认真地凭藉科学的双眼走入先贤的思想，我们一定会发现经学方式能告知我们的更多更多。

这种用视觉形式冲突所构成的艺术感动，在石刻画的《春雨图》、画像砖的《宅门图》、《收获戈射图》等等古远经典中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体验。一个十分明显的指向是，随着人与自然、社会的认识关系的深入，人们看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观念为象、装饰为用、几何为图的原始图式，演化为意志为象、生活为用、境界为图的古典图式。这一看的历程，认信的积淀，山水画构成要素的萌芽集合，都为山水画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魏晋山水诗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体验天地宇宙的永恒，体味人在此中的自由，是魏晋山水诗的开启。谢灵运的意义就是在文的自觉时注重形的依托，从哲学的本体论出发，追求玄远的神超理得。真正代表中国山水情怀的是陶潜。陶诗是超越玄言的哲学深刻，它没有放弃玄言诗的宇宙本体和生命本体的体悟，并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种体悟的本质和意义，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一个有艺术的创意，就是将亲身体验到的无形结构找到形状。山水草木在陶诗中是真意深情，是体现中国精神的哲学，是超然事外，是平淡中和。

山水画的确立

现今，用“确立”二字来正名山水画的众说是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在这类摹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峰、石、云、水、树的复杂表现。这位“发前人所未发，开后人之师承”的艺术家，第一次将山水搬上了中国美术的表现舞台，他的《画云台山记》可算山水画论的开山之作。虽然文题中心是赵升舍命从师的故事，但其环境刻划部分却成为中国山水画的后来观照。

这一模板作用的确立，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2 . 按照东西的顺序排置远近山峰，营造一个高峻险绝的境地。

3 . 中段布局主要讲求取势的“对峙”，具有相对意义。

顾氏的理论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提出了行云流水的线性形状，鸟瞰呼应的重叠形式，三段山、三分位的空间模式。

被称为中国第一篇山水画论的是宗炳的《画山水序》。宗氏提出了著名的透视法则：“竖画三寸，当千刃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与宗氏同代的王微，亦是纵情丘壑的人物，他在《叙画》中提出了“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怡情说，和“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的尺幅千里说。可以讲，至魏晋以降，中国山水画的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核心认信已确立了逻辑起点，而空间视觉原则也得以逻辑的深化。

展子虔的《游春图》是青绿山水的开山之作。这幅画呈顾氏笔脉，在六朝墨勾色晕的基础上，创造了勾框填色的重彩青绿，开李氏父子青绿山水一派。这幅画作的问世，标志着山水画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尽管学术界对作者及年代多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第一幅独立山水画作品的认知。

创造山水画金碧辉煌时代的是大小李将军。时任武卫大将军的李思训以《江帆楼阁图》标一变之法，其笔墨达到了“夜闻水声”的通神境地。其子李昭道“变父之势，妙又过之”。二李的青绿山水可以说造百代影响，画史界有人称之为北宗之祖，历代均有追随，郭熙、范宽、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王晋卿、王希孟、赵伯驹、冷谦、仇英、张宏等都从中汲取着影响。

在思想准备系统化的基础上，首先进行革命集成的是荆浩。他一直隐居于太行洪谷，主要从自然秩序中发现绘画的秩序，是“以真为师”的思想流源的深入。“荆浩之变”堪称中国山水画的集成之变，自洪谷子的山水模式问世，继后的山水画艺术形式便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这可能是中国山水画演泽最为深刻的所在。

首先，荆浩提出了中国山水画的系统美学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有《笔法记》和《山水节要》。在论著中，他提出了“代去杂欲”的养德说；“气、韵、思、景、笔、墨”的六要说；“明物象之深”、“搜妙创真”的师法自然说；有形之病与无形之病的二病说；“筋、肉、骨、力”四势说；“神、妙、奇、巧”的四品说。荆浩把艺术的追求理性化为：气质俱佳、六要齐全、二病毫无、四时齐备，且县天成之妙。

再者，荆浩提出了中国山水画的勾斫程式法则：他不仅善于辩山水之真谛，亦善于辩画法之真谛，对于有名的笔墨，他都予以理性的批判，并成为自身的借鉴。包容式的集成是荆浩终成历代文范的前提。在这位前贤眼中，张噪的树木、鞠庭的白云、王维的笔墨、大李的华巧、吴道子的线律都是可贵的精神食粮；但亦都有不足。这位革命者，一变隋唐以来空勾无皴的单调画法，创造了以点、面为主的勾斫技法系统，使中国山水画第一次具有了程式法则上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第三，荆浩提出了中国山水画的中心全景模式：相传其《匡庐图》主峰置于中轴线上，视点可用“上突巍峰，下瞰穷台”加以形容。依据主轴线，主次、错落、勾连、参差、远近、高下、虚实、藏露、“天、地、中”等等范畴均关联演绎，首次系统运致了中国画成象空间的知觉心理范畴。若我们今日再用整体连续性梯度重叠的空间理论加以诠释，就可以得出主轴对称、正面垂直平移、梯度致深、连续完形的重叠透视法则，这一“大山堂堂”的雄伟视线，是中国画特有空间模式的经典写照，是最值得再认知的科学课题。

师承于北宗的三大家，“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有“出篮”之美的关仝，相传其出笔的《关山行旅图》和《山溪待渡图》，“石体坚疑、杂木丰茂、台阁古稚、人物幽闲”，成关家风范。

被称为“宋画第一”的范宽，得山之骨法，其《雪景寒林图》则被称为天上神品，而《溪山行旅图》则被徐悲鸿评为“中国所有之宝者吾最倾倒者。”可见范宽的代表性。其峰峦浑厚、势壮雄强、落笔老硬、与山传神的风范，把北宗的壮美之境推于极致。

被一些人称之为“古今第一”的李成，气象萧疏、烟云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其独擅的平远风格，朝野珍视，遗憾的是未见真迹，相传的《读碑窠石图》可能为摹本，但这种一变荆、关壮润为清润的文韵风格，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他的卷云皴和平远烟云不仅陶醉了许道宁、郭熙、王洗，对以枯木竹石为立意的文墨山水亦为法师。

总之营丘之文、中正之武、关家之风，构成了北宋时的主体风格。自荆浩提笔立章，三家鼎足以来，中国山水画的勾斫之法可谓由成熟而达一新的高峰，说其百代标程、里程碑式的建树，一点也不为过。

在荆浩开辟北派山水的同时，董源开辟着南派山水。

南宗之法也是双眼对自然观看的结果。江南水色清幽淡雅，气象有别于太行或关陕峻岭。其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温润清净的草木泽生，素雅苍茫的水天一色，渔舟唱晚的自娱天趣，均象喻着另有一番天地。

在这番天地中，起法于惠能的六祖革命使南禅的美学思想渐成主体。虚空明境的审美意趣，淡若似水的逸品追求，娱情遣性的为已抒发，一时成为士者的观照。王维以明心观性为逻辑起点，引禅入画，率先以水墨之法表现了净心顿明的空浩之境。“逸”第一次与“神”并肩成为最为重要的美学范畴。王维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以诗为画，禅意澄明，给人一种自娱田园的怡静，意象远逸画外，颇耐咀嚼。二是水墨为法，墨的秩序法则第一次提到艺术的高度，用水样情调体诗样禅意，诗情画意可谓由此而生。鉴于摩诘极高的文化修养，因此其所为笔墨一直成为后来文士的崇尚。山水画做为“为己”文章，文人画作为“为己”逸致，可从摩诘始。水墨文章从这一刻起，已标为圣者说，成为人们参悟的模板。

完成水墨系统化集成的是南唐北苑使董源。董北苑以江南景色为画图，开“平淡天真、融浑静穆”的南派师法。若说影响，可称五代以来皴法体系的始鼻祖（集大成者）。

第二度山水画的革命，从实践意义上说是一次皴法革命。董源的历史意义，在于集皴法认知之大成，立皴法美学之系统，中国山水画的皴法之美至此独立于美学之林。

以皴为美的山水画，从视觉心理角度看，主要是人们面对自然时藉于观察而形成的一种有创意的视错觉笔墨。这类笔墨有效回答了中国人如何在一个二度的平面中表现三度感。从这一意义说，笔墨即为美，即为空间，即为自然的同形，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它并不是欧洲古典视错觉中心的同义（固定光源所产生的错觉空间的观念： 一个关于定向、距离与阴影的法则），它是中国人独特的空间视错觉。若我们用科学的原理诠释古典的笔墨，会看到皴法美的一些基本结构：a . “点、线、面”的立体结构。山水画发展至成熟，最显著的标志便是皴法有了三维认知，其“线 — 披麻皴、点 — 点错皴、面 — 斫垛皴”的基本定义，为中国画的空间描述奠定了基础。b. 凹凸感的视觉结构。最有意义的是提出了凸处稀、凹处密的视错觉观，实质上这是墨的明度效应，中国人一开始便执着于觉察不到光线作用的绘画法则（这一令现代西方着迷的观念），从而在阴阳、疏密、远近的质地范畴描写上，有力依据笔墨（明度）对衬关系将“远映”效果达于极致。c 笔与墨的有机结构。与荆浩笔墨并重同义的，是董氏之风更趋于笔墨的灵活与互运，以勾、皴、点、染的不同技法，抒状风、晴、雨、雪的不同气象，从而实现峦光山色、朴茂静穆的平深布局。有了这三点基本认知，中国山水画在形状、形式、空间、色调这四大基本范畴上即有了一个系统的结构，以皴为法的笔墨成为中国山水画演义的美知主脉。

董源的代表作《潇湘图》和《夏景山口待渡图》是点子皴的登峰造极之作；而《龙宿郊民图》则突出了大披麻皴，前者姿体天真，后者骨体温润，一为无限江天，一为凹凸达势。而点线面的皴法依景致运，互为托表，是一种灵性生文的禅悟之道，其所立法度已成为江南山水的一种精神。

有自抒之见的巨然，从董源出而又现天真。其《万壑松风图》、《秋山问道图》为董氏革命后的又一小变。他善用长短披麻皴，山顶多矾头，水边多风吹蒲草，近树多曲、远树皆直，淡皴浓苔、破笔焦墨，尤其是中点苔法更是独见创意。后者说他在意境上发扬了“不装巧取、皆得天真”的董氏之风，但于藏笔于肉的董氏笔墨不同，巨公笔墨于肉透骨，志趣各有不同。

在荆、董开启的北、南革命的皴法运动中，“米家山水”亦显示了独有的个性。米芾长子米有仁，从董、巨处汲取营养，但他以打点为皴，一改线皴的规范，加之草草墨戏，一笔拖泥带水皴，亦见苍润奇雅，对后世影响颇深。

北宋另一主要流派山水画家是范宽。范宽与李成虽然是北方流派，但是与李成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画体现的是壮武的风采，王诜将他与李成比较，称之为“一文一武。”范宽传世的作品有《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等。他画山水，强调主峰突出，要占三分之二的画面。以一种雄伟峻厚的气势，真山压面显示一种咄咄逼人的威严。同时，范宽又十分重视具体景物深入细致的刻画，精心经营山坳深壑中的飞瀑流泉和山峦的顶端密密层层的树木。特别是正面的山体以稠密的小笔，皴出山石巨峰的质与骨。这种皴法便是后人所称的“钉头皴”或“雨点皴”，稍大一点的被称为“豆瓣皴”。

当然，有宋时在水墨胜出的同时，青绿亦成为院体的重要承接。最值得重视的便是王希孟和他的《千里江山图》。这位年仅18的天才学子，凭藉对祖国山河的特殊感悟，以艺术的想象凸现了煌煌巨制的宏远境界。古时即有评家说此画“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

另一幅横绝古今的绘制是《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在这幅画作上的历史贡献就巳远远超出艺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角度来构设艺术主题，尚无有能出其左右者。在伟大的写实精神中，中国山水画的构成美巳突兀于笔墨美，这一美知在巨制横绝的画作中立见经典。闲情逸致之笔与概史括今之笔显然是各具文章的，而史诗性的叙述风格，若没有把握宏大的构成能力，光靠为己之笔、一角之视是很难胜任的。这说明真正的艺术并不排斥叙述性，二度变法的中国画是多面、多向、多义的取信，它应从多角度体现着文明的丰富与深刻。

从这一背景出发，在二度变法的集成中，中国山水画的空间构成说亦应成为研究的重点。最有概括意义的是郭熙的“三远说”。即《山水训》中指出的：“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渭之平远。”若再考虑青绿与荆、董开立的凹凸笔墨法则，可以说一个具有独立意义中国画的透视原则已经形成。

时至南宋，由赵王朝一统之初的偃武修文之策，进尔到似水文化之状，士大夫文化在科学、理学、文学、戏剧、瓷器、建筑、绘画等等方面都进一步取得了成就。而面向自然、融于自然、顿悟自然的禅道心态，亦成了一种渴求，入世中的出世，都市中的村野，呈相一种特别的美感体验。上至皇帝、中至翰林、下至布衣，都有移情自然、以画为寄的性志。这种朝野一心的创作纷围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是，山水画的二度变法才得以集为大成。

被称为南宋院体四大家的李、刘、马、夏，开创了至明清而憾力不衰、至东洋而文范远示的中国山水画的博大意境。

在郁郁乎文哉的南苑笔墨中，最大的变化便是诗境的深致。中国山水画的天人合一之境，由大山堂堂而至野水孤舟。诗的画外之画、味外之味、言外之言几达于精致的品鉴，细腻的揣摩、精微的体验、深入的剖析，成了美的欣赏的最高追求。在院体庭试这一至上权威的旨意下，绘画已成为真正的 “风、雅、颂”。而在诗美的画意中，缘于诗的精致、深致、别致，笔墨由崇高而致优雅，由浩大而致精微。这种由皴法美而为构成美的空间意识，自然地将勾、勒、皴、擦、点、染、烘的皴法系统深化到设意立境这一更为广延中来。笔墨不仅有了更大的表现舞台，亦有了更深的表现题目，因为从视觉心理讲，图是灵魂中闪现的情感意象，构图则是对意象进行整体的有趣味的组织，这一组织动机实际上是艺术的绝对需要；每一类优秀构图的出现，都是创作灵感艺术于笔墨逻辑的结果。应该说，中国山水画由皴法美而为构成美的意识，是认知的一次较为深刻的转折。

以“竹锁桥边卖酒家”为院试首选的李唐，成为南宋画院的领袖，他南渡以来，把青绿与水墨结合起来，取法荆、范而创大斧劈皴，其《清溪渔隐图》水墨齐下、线面结全、删繁就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自成刚劲犀利、雄阔磊落的一家风范。追慕李唐的刘松年，在《四景山水》中变斧辟皴为刮铁皴，集人物、楼宇、湖山为一体，表现了他对青绿、水墨画的多向认知，以及把李唐的画风趋于典雅、精美的取向。

最有图形革命的是马远，他把视觉注意力引向虚旷空间，变全景式为一角式，且以边角之景，蕴示无限江天，这种空灵虚化的清旷手法，以大虚状大实，无画皆成妙境。在《寒江独钓》和《踏歌图》中，让人体验了平远布局内在的矛盾冲突。与此同时，被称为“夏半边”的夏圭，在简化时更注意“大纵横、小精密”的空白补意，在无墨处求画，其《溪山清远图》、《松崖客话图》代表了他这种简练苍劲、寓之于拙的风格。应该说自马、夏一变，中国画的空白观、疏密观有了真正意义的视错觉空间意识，水墨胜于勾填，亦成为中国山水美学重要的形式命题。

在“中国画的五度变法空间”中，我们己就赵孟頫率起的托古改制的革命有了较深的认知，这一革命体现在山水画中便是元四家的野逸之气。以逸气冲破院体，核心点不在于笔墨创新，而在于图像意境创新，关键是风格与审美情趣的不同。以皴为美、以水墨为主体语汇的古风未有质变，而山水情怀却根本一变，这就是借古托今的意义所在。只有认知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对逸气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得赵孟俯指授的黄公望，出笔便见野逸不平之气，带有明显的笔墨与现实的抗争倾向。大痴在《写山水诀》中体现的情怀主要是四点：为游戏、为意趣、为韵度、为理脉。士夫气则是戏、趣、韵、理的的集中体现，即“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撤脱，有士人家风”。在《富春山居图》和《九峰雪霁图》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水墨、浅绛的不同格致，还看到了予戏趣之中的一种理性抗争：对自由境界的追求（自由情怀的形性）。

曾隐于黄鹤山的王蒙，以古篆籀法杂入皴中，且以点线汇成交响，在《青卞隐居图》中，这种逆向回归的全景式构图，表现了艺术家对“重山复岭、萦回曲折”的秩序美的独特理解，显然它有别于南宗的“以虚代实”观。

被后人称为元画极致的倪瓒，以简为宗，与士“繁”形成鲜明对照。他善以禅、道之理入画，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美学观，其《渔庄秋霁图》的净心之境、三段式构图、折带皴的笔法，正是这一美学观照的最高体现。若说山水之境，可称古今难出其左右者。

一生清贫的吴镇，喜“天人性命之学”，以释僧为友，故在《渔父图》中力求平实，追慕与世无争的精神乐园，笔墨出处呈相了一种气韵奇古、清淡孤洁的精神。

总之在元四家中，黄之厚、王之繁、倪之简、吴之淡虽各俱美知，但均以逸气为上，画作中充溢着布衣精神，而“法心源”—以意堵、心迹、思境为形式的美知，则成为中国山水画三度变法的坐标没定。

中国山水画自唐而元，历经三度变法，时经800佘年，形成了以禅、道为立境，以诗义为喻示，以三远为空间，以皴擦为笔墨，以自然为观照，以心源为师法的一个完整的表述系统。明代画家张宏，重视写生，师自然造化，笔力峭拔、墨色湿润、层峦叠嶂、秋壑深邃、有元人古意；他画石面连皴带染为其特色，是明末吴门画坛的中坚人物，吴门学者尊崇之。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

本来山水画发展到明中叶，已较为开放，画派纷争是主要特色。这是一种有生命活力的表现。在四起的画派中，主要可分为以戴进为首的“浙派”和以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以及张宏为代表的吴派后劲。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回归自然，到大山里去写生，师自然造化，悟出了绘画的真谛。他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山水画活了起来。

满清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影响于董氏画理，呈明时院体的临摹之风，把对传统士者笔墨的理解达于致极，迎合了清庭政治文化追求，左右了后市百年格局。清朝初期与四王的艺术观点相悖的画家很多，敢于创新的也不乏其人，但是敢于出来开宗立派的却寥寥无几。当时在满清贵族统治画坛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位提倡山水画创新的革命领袖石涛。这位前明遗逸托寄空门，以愤世刺时的精神突破窠臼，以自由、个性为艺术的标的，他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实践，向四王院体发起了挑战。石涛的意义在于他的生命运动观、整体气势观、节奏韵律观、重心比衬观和笔墨张力观，加之三教一理的高深学养，文士情怀可谓见石涛面又见一峰。正由于石涛用极富抗争的生命之笔，开拓了自写性灵、姿态新奇的颇具视觉刺激和意境感召的大写意形式法则，他的影响自清初而入今，是几代人的楷模。

又称“黄筌画派”、“黄家富贵”。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五代山水画两大流派之一，成熟于五代西蜀的黄筌，光大于宋初的黄居寀。黄筌才高技巧，善于取熔前人轻勾浓色的技法，独标高格，是深得统治阶层喜爱的御用画家。其子居寀、居宝承其家风，成为两宋时占统治地位的山水派别。黄派代表了晚唐、五代、宋初时西蜀和中原的画风，成为院体山水画的典型风格。

又称“徐家野逸”，简称“徐派”。中国著名的画派之一，也是五代山水画两大流派之一。代表画家为南唐的徐熙。他的作品注重墨骨勾勒，淡施色彩，流露潇洒的风格，故后人以徐熙野逸称之。徐氏的笔墨技巧，对于后世影响很大，至徐熙之孙徐崇嗣出，徐熙画派名声渐振。后经张仲、王若水，到明代沈周、陈道复、文征明、徐渭等人加以发展，成定型的水墨写意山水画，从而与黄筌的山水画派，两者互相竞争，影响了宋、元、明、清千余年的山水画坛。

中国明代中期的绘画派别，亦称“吴派”。因苏州为古吴都城，有吴门之谓，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如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张宏等，均属吴郡（今苏州）人，故名。吴门画派始于沈周，成于文徵明，加上唐寅和仇英，是为“吴门四家”或称“明四家”。明代中期以后“吴派”逐渐取代宫廷绘画和“浙派”的地位，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当中受到重现。吴派中后期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赏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画家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出现在画坛，形成新的面貌。代表人物有文嘉、张宏、周之冕、陈淳、仇珠、文淑等。风格迥异，精彩纷呈，为吴门画派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画流派之一,亦称“北宗山水画派”。中国山水画至北宋初,始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又说 ：“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李、关、范的画风，风靡齐、鲁，影响关、陕，实为北方山水画派之宗师。

南方山水画派亦称“江南山水画派”或“南宗山水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说：“董源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气；建业僧巨然祖述董法，皆臻妙理。”米芾《画史》也说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此派以董源和巨然为一代宗师，世称 ：“董巨”。惠崇和赵令穰的小景，为此派支流。米芾父子的“米派云山”，画京口一带景色，显出此派新貌 。南宋末法常（牧溪）和若芬（玉涧）等，属南画体系，至元代而大盛。

中国画流派之一。此派山水画以竹林为表现对象，以宋文同、苏轼为代表，尤以文同画竹最著称。明莲儒曾作《湖州竹派》，述自北宋至明代画家共有25人之多。因文同曾于湖州（今浙江吴兴）任太守，故称。元代张退之认为墨竹始于唐玄宗李隆基，吴道子、王维、李昂、萧悦等也善画竹。白居易曾作《画竹歇》赞萧。而至文同竹艺大进，文氏毕生画竹林山水。

亦称“毗陵画派”、“武进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常州（今属江苏）古名毗陵、武进，故又称“毗陵画派”、“武进画派”。此派以花卉、草虫写生为胜。所绘花卉，不用墨线勾勒，直接用彩色描绘。祖述于北宋初年徐崇嗣、赵昌的没骨法。常州画派自宋以来画家云集。始于北宋毗陵僧人居宁，居宁草虫似属禅林墨戏一路。南宋元初于青言、于务道祖孙以画荷著称。明代孙龙擅画泼彩写意花鸟。清代唐于光以“唐荷花”和恽寿平的“恽牡丹”为著名。到了清初常州山水画已达高峰。

中国画流派之一。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所绘之画。画史上称“大米、小米”，或名“二米”。米芾画山水从董源变来，突破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多用水墨点染，不求工细，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其子米友仁（1074～1153），字元晖，晚年号懒拙老人，画院学士，山水画发展了米芾技法用水墨横点写烟峦云树，崇尚平淡天真，运笔了草，自称“墨戏。“二米”均居襄阳和镇江，对萧、湘二水及金、焦二山自然景色特别陶醉。故‘二米’山水画多以云山、雨霁、烟雾为题材，纯以水墨烘托，用卧笔横点成块面的“落茄法”表现烟雨云雾、迷茫奇幻的妙趣，世称“米点山水”、“米氏云山”，属水墨大写意。南宋牧溪、元代高克恭、方从义等皆师之，对后世影响甚大。又说为此派米芾所创，由他的儿子米友仁继承发展。

亦称“松江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晚明松江府治（今属上海市）下三个山水画派的总称。一是以赵左为首的，称“苏松画派”；二是以沈士充为首的，称“云间画派”；三是顾正谊及其子侄辈代表，称“华亭画派”。

亦称“浙江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前期主要画家戴进开创。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画受李唐、马远影响很大，取法南宋画院体格。擅山水、人物、花果、翎毛，画艺很高，风行一时，从学者甚多，逐渐形成“浙派”。后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吴伟（1459～1508），学戴进而更为豪放，也有不少人追踪他的画风，又形成浙江派的支流——“江夏派”。浙派、江夏派的著名画家有张路、蒋三松、谢树臣、蓝瑛等。明代中叶后，吴门画派兴起，主宰画坛。至明末“浙派”不再出现于画坛。

亦称“黄山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宣城（今属安徽）梅氏一家为嫡系。他们是梅清、梅羽中、梅庚、梅府等，及流寓宣城的石涛。石涛法名原济，早年喜山水，屡登庐山、黄山诸名胜，在宣城十载，与梅氏、戴本孝等交往。这些既师造化又师古人的画家，相互影响，以画黄山而著名，故称作“黄山派”。新安画派主要亦师黄山，故有人主张归入黄山画派，但风格与“黄山派”不同，正如浙江与程邃各有特色，故有人将其归入“黄山画派”，实误。

亦称“虞山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清代山水画家王翚，先后师王鉴、王时敏，悉心临摹历代名作，并取法宋元诸名家，平素与知友恽寿平切磋画艺。圣祖玄烨（康熙皇帝）曾命他主持绘制《南巡图》巨构，并赐书“山水清晖”四字，声誉益著，故画名盛于康熙间。他的主要学生有杨晋、顾昉、金学坚等。王翚为江苏常熟人，常熟有虞山，因有“虞山画派”之称。其崇古风尚，对清代山水画影响颇大。

顾恺之（348—409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杰出画家。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提出的“六法”，为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存世作品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

展子虔（约550—604年）渤海（今河北河间县）人，隋代杰出画家。历北齐、北周，入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曾在洛阳、长安、扬州等地的寺院画过许多壁画。善画故事、人马、山水、楼台，尤以山水成就最高；人物的描法细致，后再用色晕开人物的面部，神采意度极为深致。《宣和画谱》称赞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后人称他为“唐画之祖”和“山水画祖”，美史史家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了虔虔为唐以前杰出的四大画家。 存世作品《游春图》是中国山水画中独具风格的画体，亦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

李思训（648—713年）字健，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杰出画家。唐宗室孝斌之子。以战功闻名于时。曾任过武卫大将军，世称“大李将军”。其子李昭道称为“小李将军”。其画风精丽严整，以金碧青绿的浓重颜色作山水，细入毫发，独树一帜。在用笔方面，能曲折多变地勾划出丘壑的变化。法度谨严、意境高超、笔力刚劲、色彩繁富，显现出从小青绿到大青绿的山水画的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它和同时期兴起的水墨山水画，都为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奠定了基础。存世作品有《江帆楼阁图》。

董源（？—962年）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亦作江南人，五代南唐杰出画家。原为南唐画院画家，后入宋。南唐时，曾任后苑副使，故号“董北苑”。工山水，早年学李思训，亦师王维。擅画秋岚远景，多描写江南真境，不作奇峭的笔墨，兼画龙水、钟馗，无不臻妙。所写风雨溪谷、烟云晦明、千岩万壑、山石泷水、使人遐想。其画山手法，用笔多细长圆润，形似披麻，水用 纹，树木多亭直，树叶多用单笔、夹笔、皴法渗软，下有沙地，用淡墨扫，用破式渲染，辅以点苔，充分阶段表现出南方山水风景秀润多姿。存世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溪岸图》等。

巨然，生卒年不详，钟陵（今江西进贤县）人，一说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五代南唐杰出画家。早年在江宁开元寺出家，南唐降宋后，随后主李煜来到开封，居开宝寺。擅山水，师法董源，专画江南山水，所画峰峦 ，山顶多作矾头，林麓间多卵石，并掩映以疏筠蔓草，置之细径危桥茅屋，得野逸清静之趣，深受文人喜爱。以长披麻皴画山石，笔墨秀润，为董源画风之嫡传，并称董巨，对元明清以至近代的山水画发展有极大影响。存世作品有《万壑松风图》、《秋山问道图》、《山居图》等。

范宽（约950—1031年）字仲立，一说中立。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宋代杰出画家。善画山水，师荆浩、李成，能自出新意，别成一家。他重视写生，常居山林之间，危从终日，早晚观察云烟惨淡、风月阴霁的景色，虽风寒月认错，也不停止。宋人论他的作品，大多气魄雄伟，境界浩莽。构图继承荆浩“善写云中山顶，四面峻厚”传统。用笔雄劲而浑厚，笔力鼎健。而墨善用黑沉沉的浓厚的墨韵，厚实而滋润。但晚年用墨过多，土石不分，势虽雄杰，然深暗如暮液晦暝。其皴法，一般称之为“雨点皴”，下笔均直，形如稻谷，也有称为“芝麻皴”的。画屋字先用界画铁线，然后以墨色笼染，后人叫他铁层。存世作品有《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雪景寒林图》等。

刘松年，生猝年不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代杰出画家。因居于清波门，帮有刘清波之号。淳熙年间为宫廷画院学生，绍熙年间为待诏。工画山水、人物，宗张敦礼。作雪松四围晕墨，松针先以笔疏疏画出，再以草绿间点，其干则用淡色染边，雪色毕俏。存世作品有《四景山水图》、《天女献花图》、《西湖春晓图》、《便桥见虏图》等。

马远（约1140—约1225年后）号钦山。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县附近），侨寓钱塘（今浙江杭州），宋代杰出画家。曾任南宋画院待诏。他画树石等用郑虔的淡彩法，又颇类于巨然。下笔严正，用雄奇简红的笔法，水墨苍劲的大斧劈皴，以坚实、爽朗有力的浅染来描写江南雄伟壮丽的山川。兼画人物、花鸟，作人物有轩昂闲雅之气，与同时的夏圭 ，号称“马夏”。他善作平视或仰视的构图，用焦墨作树石，石皆方硬，危崖峭壁，水色交融。存世作品有《踏歌图》、《寒香诗思图》、《水图》、《梅石溪凫图》、《晓雪山行图》等。

夏圭，生卒年不详，字禹玉，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宋代杰出画家。南宋画院待诏。早年工人物画，后来以山水画著称。他与马远同时，号称“马夏”。在构图方面，夏圭更善于剪裁与美化自然景物，善画“边角之景”。对长卷画用概括的笔墨，写实的物形，巧妙的结构，大胆的剪裁等，是他的新创造。从他的十二段长卷（今只存“遥山书雁”、“烟村归渡”、“渔笛清幽”、“烟堤晚泊”四段）中，完全全看到他这种成就。明人题这卷后说：“笔墨苍古、墨气明润、点染烟岚恍若欲雨，树石深淡遐迩分明”。存世作品有《溪山清远图》、《西湖柳艇图》、《雪堂客话图》、《梧竹溪堂图》等。

黄公望（1269—1354年）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江苏常熟人，后过继永嘉府（今浙江温州市）平阳县黄氏为义子，元代杰出画家。中年做过小吏，因张闾案受累坐牢，出狱后遂隐居不仕，皈依“全真教”（即新道教），寄情于山水。常往来杭州、松江、虞山（常熟）等地讲道卖卜。工书法、诗词、善散曲、通音韵、学画较晚，50岁左右开始山水画创作，曾受赵孟（斧）影响，性情上有人题他的《天池石壁图》说他“滑稽玩世”，“平生好饮复好画；醉后酒墨秋淋漓”。晚年的黄公望，生活旷达浪漫，常酣饮游乐。元代中后期，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四人，在山水画创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 献，以真山真水的现实描绘为起点。在绘画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被称为“元四家”。 存世作品有《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剡溪访戴图》等。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玉田生、有居竹居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杰出画家。性情敦厚、博学多才，长于文学，亦工诗画，善画山水、花卉、鸟兽、虫鱼，皆极神妙。常草草点缀，即得意趣。亦常题诗词于画上，当时人称他为“二绝先生”。画宗黄大疾、吴镇，自成一家笔法。亦工墨笔花鸟，和他的学生文征明并称为“吴派”两大家。又与文征明、唐寅、仇英称“明四家”。他每画一画，落笔点苔，绝不苟且。他能从多方面摹习古人，又加自己的创造，更参以二米的笔趣，善用粗笔，圆润挺劲，厚重凝炼。存世作品有《沧州趣图》、《墨菜图》、《卧游图》、《庐山高图》、《烟江叠嶂图》、《两江名胜图》、《京江送别图》等。

唐寅（1470—1524年）字子畏，号伯虎，又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还有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别名：唐伯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杰出画家。自幼刻苦学习，有才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为应天府第一名解元。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与沈周、文征明、仇英齐名，称“明四家”。画初师周臣，后师法沈周。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尤精山水、仕女，格韵沉郁，风骨奇峭，能自出新意。深得李成、范宽、李唐、刘松年以及元代倪瓒、王蒙、黄公望等诸大家笔法。笔墨灵秀润密而有韵致。存世作品有《山路松声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枯槎鸜鹆图》、《落霞孤鹜图》、《杏花茅屋图》、《看泉听风图》等。

文徵明（1470—1559年）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改字征仲，号稀奇山，停云生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杰出画家。授翰林待诏，故称“文待诏”。聪颖博学，诗、文、书、画都名闻一时。画学沈周，兼有李唐、吴仲圭、黄公望笔法。画山水、人物、花卉都极出色。画风细致温雅，笔墨精锐，气韵神采，独步一时。与沈周、唐寅、仇英齐名胜古迹，并称“明四家”。粗笔有沈周温厚淳朴之风，又有细腻工整之趣；细笔取法于王蒙，取其苍润浑厚的构调，又有高雅的风采。存世作品有《千岩竞秀图》、《湘君夫人图》、《石湖草堂图》、《横塘诗意图》、《虎丘图》、《灵岩山图》、《绿荫草堂图》、《江南春图》、《塞村锺馗图》等。

仇英（约1409—1551年）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杰出画家。长期住苏州。初为漆工，后改学画，师周臣。以卖画为生，精于摹古，不拘一家一派。粉图黄纸，落笔乱真。善画人物、鸟兽、山水、楼观、舟车之类，皆秀雅鲜丽。他以广泛的题材和工整细丽的风格，适应当时地主富商的需要。尤擅长人物画，创历史风俗的新格。画风流丽纤巧，为当代人物画的师范。画山水，喜设大青绿色，用笔萧疏，意境简远，工巧入神。存世作品有《汉宫春晓图》、《桃园仙境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桃花源图》、《莲溪渔隐图》等。

张宏（1577—1652年）字君度，号鹤涧，别号鹤涧道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杰出画家。善画山水，重视写生，笔力峭拔、墨色湿润、层峦叠嶂、秋壑深邃、有元人古意。他的山水画以石面皴染结合为特色，乃明末吴门画坛之中坚人物，吴中学者尊崇之（《明画录》记载）。张宏平生喜好游历名山大川，注重外师造化，汲取绘画养分，藉以开拓创作视野和体悟艺术真谛。存世作品有《兰亭雅集图》、《青绿山水图》、《西山爽气图》、《浮岚暖翠图》、《句曲松风图》、《止园图》、《溪亭秋意图》等。

朱耷（1626—约1705年）字雪个，号八大山人、个山 、驴屋等，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杰出画家。明宁王朱权后裔。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擅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宗，形象夸张奇特，笔墨凝炼沉毅，风格雄奇隽永；所作山水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存世作品有《孔雀竹石图》、《水木清华图》、《荷花小鸟图》、《眠鸭图》、《猫石杂卉图》、《荷塘戏禽图》、《河上花并题图》、《莲花鱼乐图》、《杨柳浴禽图》、《大石游鱼图》、《椿鹿图》等。

石涛（1642—约1707年）法名原济，一作元济。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陈人等。广西全州人，晚年定居扬州,清代杰出画家。明靖江王后裔，幼年遭变后出家为僧，半世云游，以卖画为业。早年山水师法宋元诸家，画风疏秀明洁，晚年用笔纵肆，墨法淋漓，格法多变，尤精册页小品。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梅竹图》、《墨荷图》、《荒城怀古图》、《竹菊石图》、《莲社图》、《余杭看山图》等。

早期山水画的形成是源于人们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之热爱，在一次不经意间用树枝或石块在岩石和土地上描绘出简单的自然景观，在耕作闲暇之时自娱自乐，从中体会自然美景带来的视觉享受。

最早的画家是敤首，又名“画嫘”，据文献考证，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以画入史的画家，是中国画祖，故又称画嫘。《画史会要》中说道：“画嫘，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汉书·古今人物表》亦有里记载：敤首舜妹，最早做画的人。《列女传》盛赞她善画，“造化在心， 别具神技”，山水画也是画嫘所创。这种原始的绘画思维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度过了两千多年。到了秦汉时期，山水画逐渐走向了规范化，开始了具象写实的国画创作，把野山野水一丝不苟地画入纸绢之中带进人们的居室，加以装裱后挂在厅堂之中做欣赏观摩，既装饰了居室又陶冶了性情。这种进步的绘画思想伴随着华夏儿女又度过了一千年。到了五代北宋时期，山水画逐渐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苏轼提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邹”的观点，使得山水画在解决了形似后又开始与形保持距离，甚至尽量摆脱形的约束。这样无疑助长了绘画创作中的白娱倾向。米带也认为绘画功用是“自适其志”，且身体力行．把绘画作为“墨戏”。到了元代，倪云林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余绘画不求形似，草草数笔，以解胸中之逸气耳。”之后，明代唐伯虎的“寄乐于画”，石涛的“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等等，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画山水画目的就是怕悦自我，陶冶性情而己。

怡悦自我、陶冶性情，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直接从山水画创作中获得快意。另一方面，迥过山水画的创作火完泄愤强、诽解郁忧，从而达到精神的舒畅。当然除了创作过程能使作者得到快彦舒畅外，在创作之前的登山临水和创作之后的作品欣赏中，同样也能获得快意舒畅。清王县曰：“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以涤烦襟，破孤问，释跺心，迎静气。”正道出了结画所具有治悦自我、陶冶性情的持殊功能。

以上是传统山水画主要创作观念的概括，实际上也是山水画发展的几个阶段。“以形媚避，以形写神”是属于相对比较客观地表现对象的阶段。以山水之形体现山水之道，以山水之形传写山水之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属于主客观结合的阶段，既注意师法自然表现自然，又能得于心源，传情达意。怕悦自我、陶冶性情，是伯重主观表现的阶段。自然对象和笔墨技巧，已成为作者抒情达意的裁体。

中国山水画情趣美是一幅画里情调和趣味所产生出的美感。对情趣美的追求，始于对姐妹艺术的借鉴。民间艺术、儿童画及农民画的直率、天真、稚拙、自由，给“正襟危坐”的正统的中国山水画以启迪。情趣美包括笔墨的情趣美、造型的情趣美、构图的情趣美。传统山水画中对情趣美的认识不足。就笔墨而言，古人是非常重视笔县的。千年以来，对笔墨的锤炼使中国画的笔墨运用炉火纯青。也有些画家在极尽笔扭之能事时，客观上笔情扭趣得到了展现。但就主观而言。他们还不能意识到这点，即使意识到，也不会以此为追求目的。在传统山水画里，笔墨始终是情意的附庸，是观念的载体，是程式的奴仆。造型、构图也是如此。山水画不一定非要居中而绘，构图方式可以灵活多变，偏山斜水别有情趣。绘画本来就是一种陶冶性情的文化活动，要种类丰富才能称之为胜景。南宋时期有被称为“马一角”的绘画大师马远与被称为“夏半边”的绘画大师夏圭，合成“马夏”，他们将偏山斜水演绎的饶有意趣，引观者共鸣，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清初画家朱耷的山水画可以说脱尽窠臼，但其冷涩的笔里、怪异的构图、扭曲的造型是表现残山剩水的需要；是写愁寄恨、愤世嫉俗的心态写照。人评其画“墨点无多泪点多”，可见墨点只是泪点的载体而已。

直到现代，中国山水画的笔墨、造型、构图等形式才得以解放，才有了其本身的情趣可言。和传统画家迥然有别的是，有一些现代画家就是以追求、表现情趣美为目的，是自觉的。比如通过对笔墨的特殊运用（用笔的散锋，用墨的冲破、撒盐等），通过对画面形象的夸张、变形，通过对构图的分割、解构、反常规的处理等。化笔墨为情趣，化景物为情趣，化构图为情趣，使画面呈现出有情趣的美感。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是综合的，也可能是有所侧重。

中国山水画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其表现形态主要是笔悄墨趣；中国画又以意象造型为主，意象造型可使画家能比较自由地造型和处理构图。中国山水画的抽象性、意象性使中国画的情趣美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和展示空间，山水画尤其这样。情趣美是中国画的又一魅力，也是现代画家孜孜追求的目标。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个有特色的分支，从隋朝就开始出现山水画，山水画强调“平远”、“高远”、

和“深远”，运用散点透视法，平远如同“漫步在山阴道上”，边走边看，焦点不断变化，可以画出非常长的长卷，括进江山万里；高远如同乘降落伞从山顶缓慢下降，焦点也在变化，从山顶画到山脚，可以画出立轴长卷；深远则运用远近山的形态浓淡对比，画出立体，山谷深邃的效果。

从古代起，中国的山水画的特点四必须有人或建筑出现在画上，这幅画才显出生气；从唐朝开始，中国的山水画开始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的创始人是唐代画家李思训，他发明的大斧劈皴法，画中重用色彩，浓墨点苔上也用鲜亮的石青敷色，非常适合变现北方阳光灿烂、峭壁高耸的山峰。宋代的画家张择端、李唐、马远、夏圭等继承了他的风格，形成一种派别。

南派以被评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诗人王维为滥觞，运用披麻皴和宋代画家米芾发明的雨点皴或叫米点皴，多用墨色少用颜色表现蒙蒙细雨中的江南丘陵，后来发展到只用墨的水墨山水，王蒙、倪瓒等画家发展形成了南派风格。

从明代后期到清朝时，山水画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格式套路，画家不再观察自然，从临摹古画技巧入手，随意摆布画中的构图，虽然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花鸟画和人物画的大师，但山水画的发展停滞不前，《芥子园画传》更将山水画变成一种八股。

直到近代，山水画又重新发展，新一代大师如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傅抱石、关山月等人吸收西方绘画理论，深入观察自然，创作自己的风格，使山水画重新注入生气，将山水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关山月和傅抱石为人民大会堂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开创了国画巨幅山水的先河。现代有出现许多表现新的题材的年轻山水画家，用国画技法描绘黄土高原、秦岭、太行、西北大漠、西藏雪山、热带雨林，甚至境外各国的风景。山水画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

山水画：灵山静水香岸泊舟

隋唐伊始，中国山水画便有了独立的分科，自此山水、人物、花鸟，成为传统中国绘画熠熠生辉的三大艺术科目。而山水画不仅是世界艺术丛林中独特的风景，也承载着中国人文领域里最为深邃的寄托，伴随着中国艺术走过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应该说，中国山水画得到大的发展，与“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语)”有莫大的关系。文人终于找到了一种独特的道白语境，在用笔墨描摹自然山水之际，倾吐内心中无限的天地爱恋和优雅韵致。

北宋大画家郭熙把山水比喻为“春山淡冶如笑，夏山苍翠如滴，秋山明净如妆，冬山惨淡如睡”，这简直就是辛弃疾所写的“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在与自然顾盼之间，艺术家拟人化了山川湖泊，艺术生命由此与山河大地融为一体。

南宋画家马远有一幅《苇岸泊舟》，意境深远，极富趣味。画的远处以非常简约的笔法，寥寥淡染几笔远山，勾勒出平远的景色，近处一叶孤舟，几片苇草，水岸在即，满目萧疏。一白衣人蜷缩在小舟之上，痴痴地凝望着远处的半壁山水。整幅只有上、下两段内容，全画无多着墨，大幅度地留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空阔的寄望，衬托出当时作者委身江南偏安一隅的忿懑情绪以及对远方故园的深深的思恋。

被后世画家称之为“马一角”的马远，善于以小见大。他不用常规画法的全景式构图，而是采用一种主观式的截景方式，省略掉一切与主题无关的元素，这是一种多么智慧的选择!这种高超的裁剪式手法提炼自然，妙造自然，一切都是为了弘扬主旨，一切都成就了主题的衬托。心境跃然于尺幅之间，意趣流露在点画之外，巧妙地把诗情画意尽情地倾诉出来。

画中岸边芦苇，看似疏杂无致，实际上是画家内心的流露。荒野的此岸不是真正可以停靠的地方，画家所要寻找的那种充满香气的世界在远方，在彼岸，在山的那边，那世界光明无尘，万物澄澈，纵使世间遍寻不着，也要在心宇中营构这样一个理想空间。

这幅画中小舟仿佛成了主角，停泊在岸边不远处，如同乘舟者的容与不进的心情。纵观山水画史，小舟似是历代画家不可或缺的元素，几乎成为了灵山静水意境中的眼睛。小舟是自由的，可以顺流而下，可以逆流而上，可以随着水面起伏荡漾，也可以在光风霁月的秀色山水中居停。小舟是孤独的，就像人站在宇宙中间一样，渺茫得如同一粒微尘。小舟是高华的，是画家心灵的映衬与魂魄的返照。然而这小舟有时候又是入世的，像柳宗元写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小舟上面载着渔翁，他们的用意不是钓鱼，而是像周朝的姜尚一样，得到知音的欣赏!文人不仅仅是具有出世的情怀，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为壮丽河山和芸芸众生奉献自己的才华和心智，小舟是随时可以起航的，扬满风帆地完成历史赋予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