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时期。包括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

曹魏国号来源于曹操所建的魏王国。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魏公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蜀汉政权自称“汉”，不称“蜀”。《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蜀”代称刘备建立的“汉”国，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如:《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诏策曰: “惟君体资文武，明叡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獉，参伊、周之巨勋。”刘禅在诏策中说诸葛亮将建特殊的功劳在“季汉”，“季汉”上承“西汉”“东汉”，即指“汉”政权。除皇帝在诏书策令中自称“汉”外，大臣也多言之。《魏志》中记载多称为“蜀”，以地名贬称，丑化敌国。后人评价多采用魏国的方法，即称“汉”为“蜀汉”，采取地域加国号的方法，部分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是“汉”。

魏黄初二年（221年），曹丕称帝后，孙权遣使请求成为魏的藩属，八月，曹丕赐孙权九锡，册封其为吴王。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

三国时期开始的时间一般分成狭义及广义。狭义是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建国曹魏，东汉灭亡开始，广义是184年黄巾起义开始。历史学家多注重三国鼎立的形成与过程，自184年东汉开始失去政权实体及群雄割据，形成了三国雏型至曹魏代汉为止，所以往往将184年到220年的时间纳入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治腐败，天灾不断，却又赋税繁重，人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太平道首领张角及兄弟张梁和张宝率信徒发起民变，史称黄巾起义，迅速发展到数百万追随者，引起全国性的战乱。从此也开始了近一百年的战乱时代。汉灵帝派皇甫嵩、卢植及朱隽等率中央军压制，又令地方州郡政府和豪强地主招募军队协助。最后黄巾军的主力虽然很快被击溃，不过余部仍然散布各地。随着各地山贼土匪陆续出现，汉朝的中央军精疲力竭。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外戚、宦官在内斗中失去权柄。

188年汉灵帝采纳刘焉的建议，将负责监察各郡的刺史赋予兼有地方军政权力，以加强对各郡的控管，并且将部分刺史升为州牧，由刘姓宗室或重臣担任。这一措施使得州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虽有利于镇压各地叛乱，但当朝廷发生内乱后，掌握地方权力的州牧及刺史纷纷割据一方，不再受朝廷节制。例如益州牧刘焉割据巴蜀，借由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占领汉中，切断与朝廷的关系。东汉为解决黄巾之乱而制定的州牧制度，在朝廷不断衰弱下，反而开启群雄割据的局面。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戚宦之争又起。宦官蹇硕等意图杀害外戚大将军何进，改立太子刘辩弟陈留王刘协。汉少帝刘辩顺利继立后，何进又与袁绍等士大夫企图去除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及其他宦官。何进还令凉州董卓、并州丁原带兵增援。宦官们先发制人，在董卓军到达洛阳前杀死何进。而袁绍则以为何进报仇为名率军入宫，杀死十常侍等宦官二千人。虽然困扰东汉上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争就此终结，却也方便了率军入都城的董卓顺势夺取朝政大权。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最后被司徒王允和部下吕布等合谋刺杀。讨伐董卓之战结束后，各地方军阀不再理会东汉中央政权的号令，转而发展各自的势力。原董卓部下张济因军中缺粮，途径荆州南阳掠夺，在攻打穰城时战死。其军队由侄子张绣继承后，反被荆州牧刘表安置在宛城，联手抵御曹操。

黄巾起义时，孙坚率一千五百余人随朱儁到中原镇压黄巾，后转战于凉州和荆州江南诸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在洛阳意外得到玉玺。隶属于袁术。在奉命进攻荆州刺史刘表之时，在岘山被刘表部下黄祖射杀。孙坚死后，其子孙策统领部众，约于兴平元年（194年）向袁术献玉玺后借三千兵马离开袁术，带领孙坚旧部开始向江东发展，得周瑜等人相助，于196年到199年间在江东四处征战逐刘繇，降王朗，杀许贡。196年献帝迁许都以后，孙策拒袁术而联曹操，受封为吴侯。最后孙策独领江东，与刘表对峙，并等待时机北上中原。199年，孙策击破庐江太守刘勋，吞并其部，并取得豫章郡地。200年孙策出游打猎，被许贡门客刺杀。孙策死，其弟孙权统众霸江东。

194年，益州牧刘焉病死，其子刘璋接任，与汉中的张鲁决裂，两方对峙。马腾、韩遂等人则于凉州、雍州一带各自发展势力。公孙瓒击败刘虞后雄踞幽州，最后被袁绍灭亡。东迁的吕布先是夺取曹操的兖州，被击败后先附刘备，接着夺其领地徐州，最后被曹操于下邳抓获处死。刘备继任病故的陶谦成为徐州牧，但先后因吕布及曹操而失去徐州，不得不依附河北袁绍，后又逃到汝南试图建立势力。

此时期各势力中成绩最突出的是袁绍与曹操，袁绍先用计占据韩馥的冀州，继而打败田楷、臧洪、公孙瓒等人，掌握青、冀、幽、并四州，雄霸河北，气势强劲。曹操四处征战，收编黄巾军余部男女老少约十万人，择其精锐组成了著名的“青州军”，几经转折，控制了兖州。曹操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奉立东逃的献帝于许昌后，借由朝廷名义来讨伐各地群雄；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先后破袁术、灭吕布、降张绣、逐刘备。势力发展成兖、豫、徐三州、部分司隶、雍州等中原地区。由于袁曹双方的势力持续壮大，最后发生了决战。

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中，接受许攸的建议，曹操亲自率兵火烧袁绍的军粮，以少胜多，击败了河北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曹操又通过几年时间，消灭了袁绍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的势力。在白狼山之战中，派遣大将张辽率领先锋部队大破乌桓并斩杀乌桓单于蹋顿，随后又平定辽东，最终统一了北方。

随着曹操对北方的统一和屯田制、租调制的施行，北方社会趋于稳定，生产力逐渐恢复。政府修整道路，兴建水利，便利了交通和漕运。恢复的冶铁业中，水排得到推广，丝织业也兴盛起来。商品交换渐有起色，魏明帝时重新颁用钱币。洛阳、邺城、睢阳都日趋繁华。曹操进驻冀州后颁行租调制。

188年，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兴平元年（194年），刘焉死，子刘璋继任。刘焉、刘璋相继镇压了当地豪强的反抗。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邀诸葛亮为辅佐，提出“隆中对”战略思想。

曹操统一北方后，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乘刘表病亡、荆州不稳之时，率大军南下征荆州，刘琮束手投降，寄身荆州的刘备离开新野，南下江陵，途中被曹军击败，逃至夏口。曹操对江东虎视眈眈。在刘备谋士诸葛亮与孙权谋臣鲁肃的共同推动下，孙刘结盟，共抗曹军，周瑜以火攻之计大破曹操，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曹操被迫退回北方。

赤壁之战后曹军退回北方后，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击破关中马超、韩遂等部，又命夏侯渊西征，消灭了韩遂、宋建等割据势力，将凉州纳入“魏”的势力范围之内，统一北方，促使三国鼎立形成。孙权主要军事活动在淮南。赤壁之战后，曹操军屡攻濡须地区，双方互有胜负。此后曹操数次南下，孙权亦曾数次北上，双方均未获得大的进展。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邀请刘备率部进入益州，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的地盘。

建安十九年（214年）， 曹操称魏公，十月汉献帝与伏后密谋除曹操，事泄，曹操诛杀众人。刘璋投降刘备，刘备自领益州牧。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称魏王，建都于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势力达到了极盛，自称汉中王。曹操大军前来欲夺回汉中，不成，于是从汉中退向长安。

孙权、刘备双方也开始各自争夺荆州。210年，孙权吞并交趾士夑，取得东南半壁。211年，徙治秣陵，次年（212年），改秣陵为建业。刘备也乘势占据荆州五郡，成功逼降荆南四郡；周瑜夺取荆州重要战略要地南郡。

刘备大将关羽北攻樊，吕蒙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吕蒙遂假称病重，孙权也明令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关羽信以为真，把留在江陵、公安的军队调出一部分赴襄阳。孙权得到消息，即令吕蒙进兵。吕蒙到寻阳（今江西九江）把精兵埋伏在船仓里，伪装商人船只，昼夜兼行，遂到南郡。士仁、麋芳不战而降。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吕蒙都好生款待，问所不足，疾病给医药，饥寒赐衣粮。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从前线撤回。将士听到家中平安，生活很好，都不愿跟关羽打仗。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孙权军队擒获，杀死，孙权取得荆州。孙权占领荆州六郡大部，隔三峡与汉军相持，限制了蜀汉出峡发展。

黄初元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同年十月，曹丕篡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建元黄初，史称“曹魏”。因为汉朝灭亡，三国时代也就从此正式开始。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了延续汉朝、兴复汉室，于成都称帝为大汉皇帝，国号“汉”，建元章武，史称“蜀汉”。汉置益州，自秦岭至于南中。有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刘备为报孙权夺荆州、杀关羽之仇，在称帝后不久，就率数万大军东讨孙权。221年，张飞被杀，刘备出兵与吴军相持于夷陵，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益州，刘备不久便驾崩于白帝城。蜀汉实力大损，成为三国中最弱小的一国。之后不久，在诸葛亮、孙权的努力下，蜀汉和东吴恢复结盟关系，共抗曹魏。

孙权于222年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吴王，229年在武昌（今湖北鄂城）称帝，国号“吴”，改元黄龙元年，史称“东吴”。后又迁都建业，有扬、荆、交三州。有户五十二万余，人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至此，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南北之间虽然还常有战事发生，有时规模还比较大，但是总的说来，力量大体平衡，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

刘备病死后，刘禅继位为帝，诸葛亮辅佐刘禅，此时蜀汉国内处境十分困难：西南夷接连叛乱；益州郡豪强雍闿执太守，求附于吴；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太守高定都响应雍闿，南中地区动乱扩大。225年，诸葛亮南征，此时孟获已代雍闿据南中。当年秋天，诸葛亮打败孟获，南中平定。诸葛亮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

228年，诸葛亮开始北伐曹魏。以后三年，诸葛亮又屡次北伐，都由于军粮不济，没有成功。234年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北伐停顿。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等人相继为相，因循守成。258年以后，宦官黄皓等人擅权，政治腐败。蜀汉大将姜维继续北伐，受到朝廷和宦官掣肘，致使屡次劳而无功。

司马氏趁时立功，当反抗力量都被消灭以后，于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分兵三路南下进攻蜀汉，魏蜀两军发生拉锯战，钟会带领的魏军主力部队被姜维挡于剑阁前，邓艾避开姜维的锋芒，领兵抄阴平小路直取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姜维假装投降，欲借钟会之手复兴汉室，然而最终计策失败，邓艾、钟会、姜维尽皆被杀，刘禅被司马昭封为安乐公，蜀汉灭亡。

蜀汉传二帝，国祚共四十三年。

魏帝曹芳在位时，发生了辅政的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的权力之争。曹爽重用名士“台中三狗”及李胜、毕轨等人，排斥司马懿。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又富于谋略，屡建军功。238年，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之叛，使辽东重新归入魏版图。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又乘曹爽奉曹芳出洛阳城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政变，处死曹爽及其党羽，独揽朝政大权，史称高平陵事变。后来，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镇压了起自淮南的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人军事叛乱和其他曹氏忠臣的反抗，巩固了司马氏对曹魏的统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其中的嵇康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毌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和西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

东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氏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于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像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东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孙权死后，东吴日趋衰弱，而曹魏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逐步强大。司马氏以先灭蜀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蜀篡魏后又忙于新朝定制，东吴政权暂时得以延续。

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去世，十二月丙寅日（266年2月8日），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强迫曹魏皇帝曹奂禅让而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仍定都洛阳，曹魏灭亡。从此，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晋朝时代，史称西晋。司马炎称帝后开始筹备伐吴，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以羊祜镇守襄阳与镇守江陵的吴将陆抗对峙。在264年，孙皓即位后，交州（约今广西省及越南北部）向曹魏投降。两年后吴军意图夺回但被晋将毛炅击败。

269年，羊祜命王濬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同年孙皓以虞汜、陶璜及李勖等人分陆海两路会师合浦，至271年方夺回交州。279年，修允部属郭马于广州（约今广东省及广西省东部）叛变，孙皓先后派滕循、陶浚、陶璜等多方围剿方平定。同年晋军率大军南征，东吴岌岌可危。

东吴重臣陆凯及陆抗相继去世后，晋将羊祜提议伐吴，但遭贾充反对而作罢。

279年，西北之乱始平，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是时候伐吴，贾充、荀勖等认为西北未定而反对。最后司马炎决定于该年十一月大举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他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濬唐彬军、中游杜预胡奋王戎军、下游王浑司马伷军多路并进。

280年，二月孙皓急任丞相张悌率沈莹、孙震渡江抵御王浑军，但皆战败而亡。而王濬军沿长江配合其他晋军攻下西陵、江陵、武昌及寻阳等地，杜预也夺下荆州南部。三月壬寅日（5月1日）孙皓见晋军已包围建业，认为大势已去而投降。孙吴灭亡，西晋统一天下，至此，三家归晋。

三国官制、兵制和东汉官制、兵制比较相似。曹魏的中央军，分中军和外军。“‘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别形成于汉建安时代（196－220），到黄初年间（220－226）都督制成立，中外军的区分及中外军的名称也就正式成立。建安以前，曹操集团只是割据的群雄之一。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尤其是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取得冀、并、青诸州以后，他的统治区才渐具国家的规模。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留部分军队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这种情形，发生于曹操打败袁绍占有冀、并诸州之后，到赤壁战后，三国鼎峙的局面形成，便渐渐固定为一种制度，而且发展为后来的都督制。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208）。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有所疏漏。“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留屯各地的外军，开始编制很不一致，统帅往往临时由中央委派和更换。到魏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历代兵制》：“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所领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四征四镇，是指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与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所谓四安四平将军的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赠封的称号。从这些称号也可以知道，那些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镇压之权。中外诸军即中军与外军，“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则是以大将军统帅全国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曹魏政权是取代东汉王朝而建立的，开始仍以太尉为最高军政长官，置大将军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所以陈傅良说大将军“位太尉上”。

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除中军与外军，曹魏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

曹魏兵制，还有屯田兵值得一提，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是汉代官田出租办法及边郡屯田的推广。民屯的管理方式是：由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典农中郎将负责一州郡的民屯，典农都尉负责一县级单位的民屯，屯司马负责一生产单位——一屯。每一屯有屯田客五十人。民屯的任务是种植稻、粟、桑、麻，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获上缴政府。屯田客不服兵役，但实行军法部勒式管理，应该纳入兵制研究的范围。建安初年开始的屯田，本是为了束缚流民于土地和为政府提供大量租入以充军需；到魏末晋初，统治者为了世家大族的利益，经常分割屯田，瓜分屯田客，屯田制度遭到毁灭性破坏。兵屯的开始晚于民屯，一般是保持原有的军事编制，设立在与吴蜀两国对峙的边境，让士兵且佃且守。东吴也有与曹魏大体相似的兵屯。

大致和魏相同，但又有其特点。蜀汉的中央军，《历代兵制》说：“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五军即前、后、左、右、中军。中军与曹魏一样同时又是宿卫部队；前、后、左、右四军略等于曹魏的外军。蜀汉中央军置军师将军一至二人，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五军的组织系统不完全一样，中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都护、领军、典军各一人；前、后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领军、典军各一人；左、右军有护军、监军、都护各一人。史书记载，前、后、左、右军的统帅分别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只有中军统帅是护军；而据王平、刘敏、姜维等传，前、后、左、右四军又常以护军或监军为各自的统帅。因此，前将军等官号，究竟是护军的另称还是进称，或者是不同时候的职官，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蜀汉的基层军队，有许多不同的称号。《历代兵制》：“兵有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盖不全用蜀人也。”这里所举的尚不完全，据王欣夫《补三国兵志》统计，蜀汉有以下称号的基层军队：曲长则蜀汉往往有专门的前锋队。无前可能为一支精勇的队伍。虎步，精勇的步兵队伍。虎骑，精勇的骑兵队伍，还有散骑、武骑等骑兵队。此外还有诸葛亮征南中后归附的夷兵，白毦，由以白羽毛为饰的夷人组成。飞军，以青羌为主。賨叟，由賨人组成。从这些称号可以看出，蜀汉政权不仅只有汉人军士，而且有招募归附的夷兵。

孙权在称帝前，曾以讨虏、骠骑、车骑将军的名号开府置僚佐，为当时的霸府之一。孙权为军队首脑，府中的僚佐，参照汉制，设军师、长史和诸曹，分掌众务。统兵将领有护军、领军、典军等，另置荡寇、虎威等杂号将军，实则不一定统兵。遇有战争，临时拜帅，任命一些军事将领为左、右都督或大都督，充当统帅或主将，战争结束则罢去。

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此后，皇帝为最高的军事统帅，其下，由丞相或官阶较高的大将军等加“领中外诸军事”或“督中外诸军”，以负责统领指挥全国的军队。

东吴的中央直辖军，也称中军，以宿卫军为主，有羽林、武卫、虎骑等营，其成员大多由孙氏的故将所领部曲组成，统率宿卫军的将领，称为督或将军，多由孙氏家族的子弟担任。宿卫军中，还保留了汉代的五营兵，其将军为五营督或五校督。东吴的统军将领中，以骠骑、车骑和卫将军的官阶较高，征、镇、安、平将军次之。其次，吴国领兵将领的官职多以督命名，督的名称很多，统领中军宿卫军以外各部者，有京下督、无难督、水军督、骑督、前督、左部督、右部督、升城督等。统领外军者，一般将所在地的地名，冠于督前，如西陵督、公安督、巴丘督、濡须督等。地方州郡，也实行双轨制建制，地方官兼有军职者，其所统领的中央军，称外军。另外还有地方军。东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地方官不论是否兼领军事，都保留有自己的部曲兵，可以世代承袭。

东吴的军队，由水、陆军组成，以水军为主，陆军为辅。陆军之中，又含步、骑两个兵种。全国的兵力，约20万左右，舰船共有5000余艘。从基本的国策出发，东吴的作战方针以战略防御为主，凭借长江为天然屏障。为了对付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东吴经过长期经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布置在长江一线。为了武装水师，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有规模宏大的造船厂，造船技术很高超，所造的运输船，大者长达20余丈，载重量可达万斛。所造的战船，有上下五层，可载士卒3000人。东吴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和西陵（今湖北宜昌）建立了水军基地，以重兵防守。水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曹魏、蜀汉的水军均非其敌手。在东吴同魏、蜀两国所进行的几次大战中，都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水军取胜的。曹操死后，魏文帝和魏明帝都企图渡过长江向南扩展，但面对长江天堑和吴国的强大水师，或望而却步，或无功而返。

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防器械方面，官渡之战中，曹操下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

在兵器制造方面，蒲元擅长锻炼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

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这使得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马钧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和失传的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部分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蜀钱。

孙吴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番禺（广东省广州市附近）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今河北邯郸临漳县）、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

在纺织业方面上，孙吴在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

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发生天灾饥荒，例如：“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等纪录。董卓掌权后，放纵士兵淫掠妇女，剽虏资物。在面对关东军联合讨伐下，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民怨载道，人口数大减。曹操征徐州时，“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益州的刘焉、刘璋及荆州的刘表镇压叛乱，扬州因为孙策等人的战争，使得人口数都减少。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

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份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掳掠男女数万口。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

根据史料记载，263年，蜀国有1082000人；魏国有4432881人；280年，吴国有2562000人，总计郡县编户人口为7672881人。现代学者考虑到被世家门阀荫庇的佃客、部曲还有屯户、兵户、吏户、逃户、漏户、隐户以及居于汉地的少数民族等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故认为三国末期约有3000万人，而东汉末年自曹操统一北方后，魏蜀吴三方势力的战争限于局部，如魏蜀交界的祁山、秦岭一带及魏吴相交的江淮之间，不再有波及全国并持续多年的战争，魏蜀吴又纷纷在其统治境内推行屯田、兴修水利、招徕流民等措施以此恢复社会经济，人口逐渐开始恢复，至三国初年约有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型态，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佛教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它的思想被文人学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东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覈、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覈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三国时期，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翻译。昙柯迦罗译出《僧祇戒心》，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始祖。魏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拜支谦为博士，辅导东宫。支谦的翻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其中重要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等。康僧会得舍利，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康僧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等。旧录载蜀国译有《首楞严》及《普曜经》。中土沙门也开始西行求法，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年）出发前往于阗，写得《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送回洛阳，后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自巴蜀巫术。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三国在艺术方面，东吴有八位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时人称为八绝。有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

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祖”，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等。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运笔而成。其作品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孙吴吴王赵夫人，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实开山水画之首。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蜀汉诸葛瞻亦工书画。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钟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著有《笔经》。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

三国时期对清商乐非常喜爱，专门设立清商署进行管理。清商乐是女乐歌舞，多以爱情为题材，风格柔婉动人。当时很喜欢依照清商三调的乐曲赋诗，歌妓进行相应表演。三调包括平调、清调、瑟调，清调以商为主，以清商代表的三调，故称清商三调。

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诸葛亮设计了一种独轮车“木牛”，由其属下西曹掾蒲元制作，“廉仰双辕，人行六尺， 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刘徽为三国时期的数学家，他自幼对数学有兴趣，学习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典《九章算术》。年长后于曹魏景元四年（263）著有《九章算术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后刘徽又著作《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后称《海岛算经》），这使中国测量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天文学方面，有先后担任孙吴与西晋太史令的陈卓。他收集各派资讯，完善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

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华佗医术全面，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他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又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作名为“五禽戏”的体操，教导人们强身健体。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著医书《青囊书》已佚。

三国时期各国多与外族互动。东北方面，有高句丽、沃沮、夫余及三韩、百济。魏晋以来天山以北及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坚昆、敕勒、丁零、呼揭、匈奴、鲜卑及乌桓等族。

202年南匈奴归附曹操后，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每部立帅长，并派汉人监督。乌桓族长蹋顿与袁绍结盟，并获得了单于的封号。鲜卑在东汉末期由檀石槐统一，屡次入侵边郡，他死后鲜卑分裂为东部、中部及西部鲜卑。西部鲜卑轲比能重整鲜卑后两度入侵曹魏，并响应诸葛亮攻魏。

235年，曹魏幽州刺史王雄遣刺客将他暗杀，其势瓦解。

西部方面，当时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族分别归附曹魏及蜀汉。这两国相互攻伐时都征召羌族参加作战。西南方面，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之乱，降伏南蛮族长孟获，并设置庲降总督管辖。往后虽有叛变发生，但皆不大。

孙权也展开海上的发展，他派使臣朱应、康泰泛海到夷洲、亶洲补充人口、到辽东、朝鲜半岛、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沟通联系，这些都扩大孙吴在海外的影响力。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吴都建业。

孙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孙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234年，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权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

（表格参考资料）

无论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称魏、蜀、吴三分天下。实际上，在辽东，有一个与魏、蜀、吴三国性质相同的国家──燕国，该国从190年初成规模，到238年被司马懿所灭，立国48年，比刘备创立的蜀汉还要长6年。燕国鲜为人知的开国之主公孙度，也是一个堪比曹操、刘备和孙权的乱世枭雄。

公孙度和董卓部将徐荣是同乡，在徐荣的力荐下，公孙度得以出任辽东太守。190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此时中原混乱不堪，而辽东郡偏居东北，所受影响较小，得以借机振兴。不久，公孙度把辽东郡分为辽西、中辽两郡，各置太守，他还按照皇家规制设坛于襄平城郊，行郊礼天地之礼，无论车驾、仪仗、服饰都同大汉天子一般无二。

在保境安民的政策指引下，燕国成为乱世中难得的“世外桃源”。200年官渡大战之时，公孙度拒绝了曹操的拉拢，打算在曹袁两败俱伤后进军许昌。不料天不假年，他于204年去世。此后，其后代公孙渊周旋于曹魏和东吴之间。

曹魏一直图谋一统中国。237年，魏明帝曹叡派幽州刺史毌丘俭进攻燕国，大败而归。238年六月，曹魏太尉司马懿率大军进入辽东，公孙渊调数万步骑兵防守辽隧。然而，司马懿佯攻辽隧，很快便转军袭击燕国都城襄平城。燕王公孙渊和全城军民被围困城中，八月弹尽粮绝，将军杨祚开城投降。公孙渊突围途中被魏军斩杀，燕国诸郡全部归降。至此，燕国成为四国中首个灭亡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