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通常用来指中国东周前半期历史阶段。春秋时期止于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总共295年。一说止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一说止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

“春秋”一名由来据说是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要概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春秋以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连年战争，当时人们就称呼这七大诸侯国为战国。《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的弟弟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见当时七大诸侯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没有变化。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即《史记》的《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的一年，共255年。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因周幽王宠信褒姒，废太子宜臼。宜臼逃至申国，他外公申侯联合曾侯、许文公及犬戎（外族）推翻周幽王。因为内乱和犬戎频繁入侵，很快就打到镐京（今西安），所以周平王被迫将国都从镐京东迁至东都洛邑（今洛阳）。因洛邑（今洛阳）在镐京之东，此后的周朝史称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渐渐衰落，首先平王的外祖父申侯引犬戎攻入京师，害死周幽王，申侯拥立平王，使平王有弑父之嫌，因而使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威望下降，其次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互相攻伐，最后平王东迁，使周室只有一小块小地盘，周王室因而衰微。周平王因为想把政权一部分让虢执掌，得罪了当时强国郑国，不得不与郑庄公互换人质，将儿子王子狐送到郑国当人质，史称”周郑互质“。

周桓王十二年（公元前708年），由于边境问题与郑国争执，周桓王率军讨伐郑国，郑庄公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以上两个事件说明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名义罢了。郑庄公带兵东征西讨，小霸中原（史称“郑庄公小霸”）。

东周前期又称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史家一般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王朝。但此时周已衰弱到了极点，统治范围方圆不足六百里，各诸侯国纷纷割据称雄，不再朝见周王，其统率诸侯的权利也是名存实亡。此间，全国共分为一百四十多个大小诸侯国，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国、晋国、宋国、陈国、郑国、卫国、鲁国、曹国、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燕国等。

齐国的祖先是周文王的谋臣姜子牙之族，他因助周灭商有功被封为齐侯，同时周统治者赐予齐国一种特权——可以讨伐有罪的诸侯，凭借这项特权，齐国在西周时期已发展成为东方的大国。春秋年间，齐国出现了一位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齐桓公。他依靠谋士管仲整顿国政，设各种官吏，各司其职，并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此十五乡即为农乡，乡中之人在和平时专心务农，战时当兵。如此几年之间，齐国国富民强，到周僖王三年（公元前679年），齐国已称霸北方。后来，齐国又于周灵王五年（公元前567年）消灭了东夷大国——莱，使之土地扩大了一倍以上，成为真正数一数二的大国。公元前386年，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宋国是周朝三恪之一，国君子姓，国都亳（今河南商丘）。 周武王伐纣，商朝覆灭，周武王分封诸侯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孔子的论语尧曰篇曾记载此一原则叫做“兴灭国，继绝世”。

宋国后来逐渐发展强大，宋襄公曾经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一，历史记载宋襄公在军事作战时实行不切实际的“仁义”，结果被楚军击败，宋襄公也因伤重身亡。 以后北方晋国和南方楚国争霸时，宋国夹在中间，战事连年不断。80年间，遭遇了40次以上的战争。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宋国令尹向戌因为和晋楚两国令尹有私交，又正当两国交兵疲惫之际，发起和平大会，在宋国召开十国参加的“弭兵之盟”，使宋国保证了十余年的和平时期。公元前487年，宋景公出兵灭亡曹国。

战国时期，宋国君主宋康王推行王政，使宋国再次强盛起来。公元前286年，宋国发生内乱，齐、楚、魏三国趁机举兵灭宋。

晋国出自周成王弟唐叔虞。东周初期，晋献公（公元前676年-公元前651年）建都绛（山西翼城县），开始了晋国的霸业。晋国先后消灭霍、耿、魏、虞、虢等一些北方小诸侯国，统一了汾河流域。前六三六年，献公之子重耳即位，他曾被献公放逐十九年之久。在这十九年之中，重耳周游列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故而他回国后便立即着手整顿政事，他与大臣们君臣一心，先后两次率晋、秦、宋、齐四国联军南击楚国，占领了南方的大片领土。晋军南征促使华夏文明进一步流传到长江以南地区，加快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步伐。到了春秋后期，晋国的统治出现危机，并最终分裂成韩、赵、魏等几个独立的诸侯国家，史称“三家分晋”。

郑国在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姬姓，初都郑邑（今陕西渭南华州），后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在一段时间之内，强大的齐国也对郑国礼让三分，曾跟随郑国讨伐宋国，甚至求助于郑国。庄公时代郑国内部肃清了反叛势力，外部灭了许国，败了宋国，还射中了周天子桓王的肩膀，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史称“郑庄公小霸”。庄公在位四十三年去世。儿子厉公驱逐太子自立为君。厉公在位二十八年间，郑国大乱，因此从此郑国日益衰落，齐国逐渐取得有利地位，开始控制周边小国。厉公下传两代到了缪公，以后郑为晋、楚两国威逼，几乎年年不得安宁。

缪公下传两代到襄公时期，楚国曾攻占郑国，襄公忍辱存国。襄公下传四代到简公时，郑国任用子产为相执政，铸造刑鼎，发展经济，救助百姓，因而郑国重新富强。简公下传四代到哀公时，晋国韩、赵、魏三家强盛，郑国再次衰弱。哀公之后的幽公时期，韩武子攻占郑国，杀害了郑幽公。后来幽公之弟繻公复国，多次与三晋发生战争。繻公之后的康公时，韩国再次强盛。康公二十一年（前375年）韩哀侯率军再次攻占郑国，郑国灭亡，国土并入韩国。立国432年，历21君。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居楚地丹阳（今湖北姊归县）。

春秋初期，楚国日益强大。周桓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楚君熊通自号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各诸侯经常发生一些战事。通过战争，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并逐步成为春秋前期中国南方的主要强国之一。

曹国，周文王第六子曹叔振铎受封于曹国，建都陶丘（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曹国疆域约辖今山东省菏泽市、聊城市南部，以及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台前一部分。

西周初封，曹国“襟带河济，扼控鲁宋”，居于要冲，诸侯四通，成为各国往来的必经之地。在春秋诸侯纷争的政治舞台上，曹国扮演着一个活跃的角色，这里的会盟和征伐频繁，使得曹国成为诸侯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春秋时期，曹国成为晋楚争霸的受害者。晋楚城濮之战（今山东鄄城西南），晋国伐曹、卫救宋，把曹共公俘虏。楚国失利后，曹国听命于晋国。春秋晚期，曹伯阳背弃晋国，又干预宋国政务，导致宋景公伐曹，而晋国见死不救。前487年，宋国虏杀曹伯阳，曹国灭亡。曹国共26任君，立国636年。

周孝王因秦的祖先非子养马之功，“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作为周朝的附庸，让其继续嬴姓的祭祀。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占领了被戎人和狄人占领的原周朝在陕西的领地。从周僖王五年（公元前677年）起，秦国在雍建都近300年。雍城有宫殿区、居住区、士大夫与国人墓葬区和秦公陵园。

秦人善战，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早期它是一个不显眼的国家，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公元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

吴国，也叫勾吴、工吴或攻吾。周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姬姓，其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浙江北部。

周太王生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太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被越国所灭。

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的诸侯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开始与其他诸侯国争雄。吴王阖闾在现苏州建立都城，任用伍子胥和孙武攻破楚国都城，为其子吴王夫差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打下基础。阖闾的儿子夫差不顾国家连年征战空虚，与齐国和晋国争霸成功后，但却忽视了边界上的越国，并令伍子胥自杀，被越王勾践趁虚而入。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吴王夫差兵败而逃，被围困在馀杭山（苏州南阳山），向越王勾践求和，勾践不准，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吴地尽属越国。

越国，姒姓。相传始祖是夏代少康庶子无余，禹封泰山，禅会稽中封禅大典中的会稽本来是在泰山附近，商朝时越国封地在古雷泽，即今山东菏泽一带，再后来却逐次南移，在周朝诸侯的排挤下一路南迁，西周初迁至现浙江绍兴一带。春秋末年，越逐渐强大，其王勾践经常与吴国对抗，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败于夫差，向吴臣服。但经过二十年的韬光养晦，重新崛起，于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勾践灭吴后北上争雄，横行江淮，号称霸王。战国时，势力衰弱，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

齐桓公（？－前643年9月12日），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姜姓，吕氏，名小白。是姜太公吕尚的第十二代孙，是齐僖公禄甫的三儿子，其母为卫国人。在齐僖公长子齐襄公和僖公侄子公孙无知相继死于内乱后，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

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今山东鄄城）召集宋国、陈国、蔡国、邾国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但其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春秋公羊传》之评价

《春秋公羊传》说：“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齐桓公作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他一向是被高度评价的。当时在夷狄的逼迫之下，中原各国的确遭到了极大的威胁，而通过改革而强盛起来的齐桓公，此时充当起了中原各国的保护神，打出了“尊王壤夷”的旗号。作为霸主，齐桓公又是会盟诸侯，又是插手别国事务，又是安定王室，又是征伐夷狄，可谓风光一时。

《春秋谷梁传》之评价

《谷梁传》谴责了齐桓公通过杀公子纠成为齐国国君的手段。对于桓公前681年在北杏的会盟，《谷梁传》认为齐桓公并不是周天子任命的方伯，如此是不应当的。但在记载前667年桓公与诸侯在幽的会盟时，称赞桓公仁义守信。对于桓公在前666年伐卫一事，《谷梁传》认为桓公虽然是奉王命，但攻伐别国又索取财物，需要轻视。《谷梁传》认为桓公为燕国讨伐山戎一事是莫大之善举，需要称赞。《谷梁传》以为桓公驻曹救邢一事是害怕狄人，不值得赞扬，所以《春秋》避讳不书齐桓公。前658年桓公为卫国筑楚丘城，对于此事《谷梁传》认为桓公虽然有仁爱之心，但此举超出礼制。桓公率大军伐蔡，《谷梁传》认为合乎正道。前655年桓公盟诸侯，拥戴周王的太子，《谷梁传》认为这是变通礼制拥戴周王的做法值得肯定。《谷梁传》对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申明周王禁令表示称赞。《谷梁传》谴责桓公灭项一事，但又说桓公曾有存亡继绝之功，所以为之避讳。对于桓公的去世，《谷梁传》说此人不正道，但前文有所贬抑，记载他的去世时对他的尊敬。

《春秋左氏传》之评价

关于齐桓公伐楚的“召陵之师”，也许首当其冲的楚国人最了解当时的情况。召陵之师过去一百多年后，楚国的大夫椒举向追求霸业的楚灵王提到历史上夏启王、商汤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穆王、齐桓公和晋文公这“六王二公”之功业。而楚灵王在这些历史人物的伟大业绩中，仅选择了齐桓“召陵之师”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可见楚国人心目中“召陵之师”是多么雄壮。童书业认为，“召陵之师”联军有一千数百乘兵车的兵力，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兵力。在联军压境的巨大压力下，楚国被迫请求加入齐国同盟，此事在楚人心中印象极深。而齐桓去世后的前641年想谋求霸权的楚国在齐国参加盟会，仍然以齐国为盟主。可见齐桓霸业之盛。

有人认为，当时齐桓公并未有多少实力，当时秦晋都还不是很强大，而对于楚国，齐桓公不过是定了一个盟约，并没有试试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雄厚实力。至于抗击夷狄，更多的是打败了实力不强的狄人，而对于楚国出兵灭了一些小国的行为，齐桓公并没有干涉。

其他评价

孟子对齐桓公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不过是靠霸道，而不是王道。

齐桓公生活糜烂，《史记》明确说：“桓公好内。”如此多的儿子也为以后的内乱埋下了隐患。另外从齐桓公亲近小人，甚至吃人肉，也可以看出这点。

晋文公（前671年或前697年－前628年），姬姓，名重耳，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晋献公之子，母亲为狐姬。晋文公文治武功卓著，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

晋文公初为公子，谦虚而好学，善于结交有才能的人。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前636年春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立。晋文公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作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受到周天子赏赐。前632年于城濮大败楚军，并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会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

在晋国历史上，晋文公虽只在位9年，但他的政绩最为突出。他的霸业只是政绩的一部分，他的主要政绩是通过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为晋国以后的繁荣富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并确定了会盟制度，不仅使晋国由甸服偏侯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局面，把诸侯间的征战控制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荀彧曰：“昔晋文公 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

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又称荆庄王（出土战国楚简作臧王），芈姓，熊氏，名侣（一作吕、旅），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称霸中原，威名远扬。

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是中华尚武第一人。

春秋末期，孔子曾到访楚国，称楚庄王的政治思想与儒家的“仁”的思想相符。在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华夏文化之外；自楚庄王始、使楚国强大，为华夏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巨大作用。

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去世，谥号庄。后世对其多给予较高评价，有关他的一些典故，如一鸣惊人等也成为固定的成语，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在位初期，“昏聩闭塞，贪图酒色”，国政皆赖于成、斗二氏，无所作为。庄王亲政后，励精图治，对内分令尹之权，压制若敖氏，任用苏从、蒍贾、伍举等贤臣。后子越政变，庄王沉着应对，一战定乾坤，稳定后方；对外与晋国赵盾、郤缺多次争霸受挫，却能屡败屡战，任用孙叔敖大胆革新，楚国大治。邲之战，军令统一的楚军大败政出私门的晋军，宣告着楚庄王霸业的功成名就，其雄才大略使楚国称霸于中原，号令诸侯，打破了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矢志不渝的维护着霸业的延续，时刻盯防着晋国的反扑。

楚庄王的强势北进，客观上促使着先进的中原文化与个性独特的荆楚文化的水乳交融，也为先秦时代华夏文明的民族大融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丰功伟绩足以永载史册，千古传颂。然而，楚庄王并未将楚国国策法律化，依旧采取人治而非法治，终为时代所局限，其处理后事上的疏忽导致人亡霸灭也就显得胜败有凭。而自楚庄王后期所推行的王族政体也对日后的楚国影响极为深远。此后百余年间，子重、子辛、子囊、子庚、子南、公子围、子皙、子瑕、子常、子西、子国等楚国王室成员先后充当令尹，虽亦一度抑制了卿族势力膨胀，却日渐腐败直至沦丧，成为楚国发展图强的最大毒瘤。

秦穆公（前682年—前621年），一作秦缪公，嬴姓，赵氏，名任好，秦德公少子，秦宣公、秦成公之弟，还是缪氏先祖。被史家之绝唱—《史记》认定其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继位后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国、芮国、滑国等。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人为良将。

秦穆公对戎人的胜利，周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希望他擂鼓继续向戎人进攻；周襄王时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当时君子：“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彊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司马迁《史记》：“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宋襄公（？－公元前637年），春秋时宋国国君。子姓，名兹甫。公元前650年至637年在位。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儿子，宋成公的父亲。

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宋襄公率领卫国、曹国和邾国等四国人马打到齐国，齐人里应外合，拥立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声名鹊起。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与楚国争霸，一度为楚国所拘。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史记》中说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用现代的眼光看来，宋襄公在春秋乱世中不切实际地空谈古时君子风度，为了守迂腐的信条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并且把仁义滥用在敌国甚至是敌军身上，以至数次受辱。宋国不是大国，宋襄公打了败仗，证明他对仁义还理解不到位，或者说对自己的实力还不清楚，若宋有后来秦国的实力再讲仁义必然称王，而且不只二世。但是宋襄公不肯埋头发展，他也曾说齐桓公用管仲20年称霸，而他等不了。急功近利是他失败的地方，但讲信用宽而待人，却使他位列春秋五霸。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狄，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年）成为霸主（史称“春秋首霸”）。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齐桓公建立了霸主会盟的制度。

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等为乱，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据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楚成王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以拥立齐孝公、平定齐乱之功，试图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威望不足，反而见辱于楚。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

在北方的晋国，与周室同宗。晋献公宠信爱姬，使国政大乱。前636年，晋献公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军队护送下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成为霸主。

楚庄王任用孙叔敖，整顿内政，悉心改革后，前597年开春，经过一个冬季的休整，楚庄王趁势而起，以令尹孙叔敖将中军，子重将左军，子反将右军。楚庄王亲统楚国三军精锐部队悉数北伐，包围郑国国都，晋国闻讯支援，双方大战于邲。楚军大败晋军，楚庄王一战功成，问鼎中原（“楚王问鼎”）。

秦穆公继位后马上任百里奚（即五羖大夫）、蹇叔、公孙枝为重臣，扶持晋惠公（姬夷吾）登基，还在晋国闹灾时接济晋国。可晋惠公登基后不但未送五座城池给秦国（晋惠公许诺：若成功夺位，必赠秦五城），反而恩将仇报，在秦国同样闹灾时，一颗粮食也不卖给秦国。秦穆公大怒，亲率孟明视（百里奚之子）等人讨伐，并生擒晋惠公，成功获得五座城池，把疆域扩展到黄河西岸。

晋惠公的儿子太子圉（晋怀公），在秦国放走晋惠公之后如约到秦国做了人质。秦穆公为了继续掌控晋国，将女儿怀嬴许配给太子圉；可太子圉回到晋国登基之后变卦，与秦国交恶。秦穆公之后又将怀嬴改嫁给姬重耳，并辅助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即历史上著名的：怀嬴改嫁，晋文公在任期间与秦国和睦、时常结盟。由于秦国与晋国的多次联姻，被后世多称为：秦晋之好。

秦穆公在成功完成秦晋联盟之后，急欲进兵中原，完成霸业。后遣孟明视、西乞术（蹇叔之子）、白乙丙（蹇叔之子）奔袭郑国，后被郑人识破，途中顺道又灭了滑国，中原自危。晋襄公为了遏制秦人东进的势头，亲率先轸等人于崤山（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埋伏，全歼秦军。虽然之后秦人成功复仇，但毕竟有晋、楚两大强国压制，难以东进。

秦穆公于是掉头向西发展。他用计将从晋国投奔到戎人的由余招来作谋士。秦国根据由余的计划，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12个（有说20个）。秦穆公对戎人的胜利，周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希望他擂鼓继续向戎人进攻；周襄王时出兵攻打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谥号穆，葬于雍（今陕西宝鸡凤翔东南），殉葬的人数达一百七十七人。《左传》文公六年曾这样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楚国在城濮之战后，韬光养晦，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于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于楚，楚人称霸中原。

在前591年楚庄王死后，楚国霸业渐衰。晋国经历晋景公、晋厉公两代经营，渐渐超越楚国。晋国在前589年的鞍之战与前578年的麻隧之战中，分别打败齐国与秦国，国势复振。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第三次巨战——鄢陵之战，晋国以获胜收场，楚国霸权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但不久晋国发生内乱，晋厉公被弑。这一阶段，晋楚实力大体相当，形成中原拉锯战。

晋厉公死后，晋悼公继位，对内改革政治，任贤用能，驾驭群臣，对外联宋纳吴，慑秦挟齐，三分晋军，争郑疲楚，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压倒性强过楚国，中原诸侯皆附晋，晋悼公八年之内九合诸侯。晋国霸业复兴。楚国迫于晋国的再度强盛，不得不放弃对中原霸权的争夺。

晋悼公死后，君权再度下移，晋国六卿专擅国政，兴于内耗，意与楚国和盟。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的华元与向戌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

当中原诸侯争霸战争尘埃落定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迫使越王勾践向他称臣。继续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趁夫差在中原会盟诸侯而内部空虚的时机，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了最后一个霸主。

吴国，是姬姓诸侯国，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473年，历700余年，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越国，勾践卧薪尝胆是为美谈。而二者，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邾国是子爵国，也史称邾子国，东周时期著名方国之一，古城在今邹城市东南12.5公里，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邾国的先祖是晏安，晏安的五世孙侠始封曹称曹侠，是曹姓国，晏安的十二世孙是夷父颜。夷父名克，字颜，另字伯颜，谥号邾武公，史称邾子夷父或邾颜公。当时齐国推行霸业，夷父颜响应随从，去各国奔走联络，曾夜宿滕国和薛国。邾原属鲁国的附庸，鲁国非常愤恨夷父颜的行为，被视为叛逆，借故向周王诬告夷父颜。

鲁是周王室同宗姬姓国，公元前678年，周王诛杀夷父颜，《左传》庄公十六年载有“邾子克卒”，时为周僖王四年。夷父颜被诛后，周王命夷父颜的同母弟叔术代理邾国君位。叔术名群，在曹姓公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位贤明有德的人，族人称他为群公子。叔术代位十多年后，夷父颜的冤诛才得以昭雪，谥号邾武公。

这时，代国君叔术又把国君位子，让给了他的侄子、夷父颜的儿子夏父，夏父继位后史称邾文公。邾文公在位五十一年，是邾国在位最长的一代国君。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今邹城峄山之南另立新都（见《左传》）。约在公元前643年前后，叔术来滥立国，滥国在今滕州市东南30公里羊庄镇土城村。至此邾国分立为邾国、小邾国和滥国，这便是史学界所说的“邾分三国”。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的后代们经过长期征战的洗礼，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前550年至前497年，晋国国政把持在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智氏、魏氏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魏、韩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纷纷兼并其他小国，其中以楚、齐等大国甚之。到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国家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统治的的时代。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割据时代——战国。

周代开始大规模分封采邑与封国，据记载可能分封了400多个。到了春秋时期分封的封国只有120多个，后来发展成为鲁、卫、齐、晋、楚、宋、郑、秦、蔡、曹、吴、越十二大诸侯，还有一些小侯国。春秋初年出现了“南蛮与北狄交”的局面，各国与四周少数民族交往甚繁，疆域变迁较大。到战国时又演变成为战国七雄。七雄的疆域十分广大，西边的秦发展到巴蜀、甘肃东部的洮水中游，北边的赵国北达阴山，东北边的燕国北达今河北东北、辽宁南部的辽河流域，南边的楚国到达五岭的北麓。

春秋时期开始设置郡县制，当时在天子辖地、诸侯方国内，都有“县”的政区设置。只是最初县与郡无隶属关系，县一般设在内地，而郡一般设在边区，故一般县小而地位高，郡大而地位低。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郡的下面设立了许多县，郡县的隶属关系才形成。到战国时期相对完整的郡县制已初具雏形，为秦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

春秋时期，中国五等爵，大国称公、侯，小国称伯、子、男，而吴、越、楚、徐、巴、蜀、义渠皆蛮夷之邦，故不用中国之礼，自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公、侯、伯、 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进入春秋以后， 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的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宋国君称“公”，晋国君称“侯”，秦、郑国等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 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 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 而称“吴伯”，参加盟会①。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 “淫名”的化外之人。 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年），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兵农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比”、“闾”、“族”、“党”、“州”、“乡”与“伍”、“两”、“卒”、“旅”、“师”、“军”就是村社居民行政组织与军队的军事编制两两相应、互相统一的。而这种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正是“兵农合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的“兵农合一”制度。

春秋中期桓公时期齐国是天下第一。而秦晋守西，燕齐守北，齐国本来就是仅次于晋的天下第二诸侯，而且沿海地区贸易发达，背山靠海，生活较中原腹地稳定的多，所以一直很强大，战国初期田齐代姜齐时齐也是仅次于魏，所谓天下三王就是楚，魏，齐。齐国在整个东周基本实力都在三甲，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强在文化经济上，军力上不弱但并无法称雄天下，齐国出名的叫技击之士，就是类似于侠客那种，可以当做轻步兵，打仗未必好使，所以叫齐之技击不如魏之武卒。

为了鼓励秦军士气、激励勇战精神、提高军队战斗力，商鞅在军事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便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具有秦国特色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度。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具体以斩获敌首多少授予相应的爵位，凭爵位高低享受不同等级的田宅、衣服、臣妾，而无军功者即使是宗室贵族，也不得拥有爵位、不得超越规定标准占有田宅、臣妾。连穿衣着屦都有限制，不得任意铺张，“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入）兵官之吏”。

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是春秋军事形势的一大特点。春秋军事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破“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兵役制，扩大兵源。周代实行国、野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把国家的领地自内向外划分为邑、郊、牧、野、林、坰等几组不同的地域。如《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国语·周语》说：“国有郊牧”，《周礼·地官·载师》说：“牧田任远郊之地”，都说的是这种制度。

鲁国是保存西周礼制较多的侯国之一，但受当时形势的影响，也展开了一系列变革活动 。如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鲁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用田赋”，都标志着鲁国租税赋役制度的重要改革；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年）“作三军”，鲁昭公五年（前537年）“舍中军”，则标志着鲁国军事组织和君臣力量对比的变动过程。

春秋时期各国为了相互防御，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长城，成为大规模修筑长城之始。这个时期所修的长城包括各国之间互防的长城和北方各国边防长城。前者包括齐长城、楚长城、魏西长城、魏南长城、赵南长城、燕南长城、中山长城。齐长城又名“巨防”，西至平阴，东至琅邪，全长500多公里。楚长城，又名“方城”，其以宛城为核心，东、西、北三面筑城而防。魏西长城，又名“河右长城”，在今陕西东部合阳、澄城、大荔一带。魏南长城，又名“卷长城”，在今河南原阳一带。两城均为防御秦国而修建。赵南长城，是赵国为防魏国而修，在今河北磁县与临漳县一带。燕南长城，是燕国在燕赵边界修的长城，在今河北徐水、大城一带。中山长城，是中山国（今石家庄地区附近）为防赵国而修建的。

后者包括赵北长城、燕北长城、秦长城。赵长城分成两段，一段从今狼山石兰计山口至呼和浩特北，一段从乌拉特前旗经包头北、呼和浩特到卓资。蒸北长城，西起张家口西北，经赤峰、开原、宽甸、丹东东越鸭绿江到朝鲜博川附近的清川江口为止。秦长城西起临洮，东经固原、环县到横山山脉东行，支经绥德、米脂到秦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北经神木、东胜到内蒙古的花克托。

战争的起因：春秋初期由于西周的灭亡导致了郑国的迁徙（郑国本来在陕西，因为西周的灭亡迁徙到了河南），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有郑国和周边诸侯国的矛盾，也有周王室和郑国之间的矛盾。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只有周天子拥有制作礼乐及发令征伐的权力的传统从此消失。继郑国之后，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大国先后兴起。诸侯争霸，周王室无力征讨，天子之位，形同虚设。

先以战车冲阵，让步兵在后跟随弥补空隙的“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鞌之战又名鞍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发生于前589年的一场战斗。作战的地点是鞍。

鞍之战也是极具春秋时期战役特点的一战，其中包括的细节有，交战之中追到了敌方国君的战车不先抓人，而是先行君臣之礼；战场上因为认定对方是“君子”就不射杀等等。这些细节只有在我们国家的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才可能见到的。

公元前589年，齐顷公率齐军讨伐鲁国及卫国，鲁国及卫国派使者至晋国求援。郤克随即率晋军车八百乘，讨伐齐国以救鲁、卫。韩厥在出战前的那天梦见自己的父亲子舆警告他不要站在战车的两侧，以防被射杀。他因此站在车的正中。他在追赶齐顷公的时候为齐侯驾车的邴夏认出他是个君子，要让人射杀他。齐顷公认为他是君子还射杀他不礼。因此射杀了韩厥的左右。齐顷公出战时轻敌，马不被甲，人不早餐，就上阵出击，结果被晋军大败。齐顷公在逃跑时为了不被人认出，和下属逢丑父替换衣服。他们被晋军中军司马韩厥追上，韩厥下马行礼，逢丑父假装命令伪装的齐顷公去打水，齐顷公因此才逃脱了被俘虏的命运。

鞍之战中，晋国出场的主要人物郤克、范燮、韩厥、栾书等都出自是晋国有名的“十大夫”家族。

长勺之战是发生在中国春秋时代齐国与鲁国之间的一场战役，发生于前684年的长勺 （今山东省莱芜） 。此次战役是继前685年干时之战后齐、鲁另一次重要战役。鲁国在此次战役取得胜利，间接促成数年后齐鲁息兵言和。

齐、鲁两军对阵于长勺。曹刿深知，鲁虽因乾时之败而军力弱于齐，但抗击齐军入侵则占人和、地利优势，且作战制胜靠“气”，“气”的变化可使强弱易位，“气盈”则胜，“气竭”则败，故未战即确定避敌锐气，待敌疲再反攻，以“气”制胜。两军布阵方毕，庄公按照当时通行的两军相对推进、互为进攻的惯例，欲击鼓挥军接敌，被曹刿劝止。齐军两次击鼓前进，鲁军都按兵不动，只是严阵以待。齐军见鲁军反常之举而疑虑之心愈重，更因两次进攻耗损体力、消减锐气。当齐军第三次击鼓，发起冲击时，已是兵疲意沮，气竭志衰，战斗力大为削弱，鲁军则因以逸待劳而保持高昂斗志、旺盛体力。曹刿抓住“彼竭我盈”的有利时机，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数量占优势的齐军。庄公急于追击，又被曹刿劝止。为防备齐军佯败设伏，曹刿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登上车轼眺望齐军旌旗，见“辙乱”、“旗靡”，判明确实溃败，乃请庄公下令追击，将齐军逐出鲁境。

泓水之战是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30里）发生的一场战争。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战争以宋国失败而告终，宋襄公也因此战受重伤而丧命。

城濮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也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所进行一系列战争的第一场大战，据说是先轸的谋划。

前632年，四月初四，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子玉自杀。

晋文公十年磨一剑，打败楚国是他整个生涯最辉煌的顶点，晋国的国势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城濮一战，晋国君臣协和，决战前，“伐谋”、“伐交”，争取与国，分化敌盟，壮大自己，力求战略主动；决战中，料敌而谋，由弱及强，各个击破，以奇制胜。楚军谋不为先，坐失战略优势，君臣意气用事，主帅骄傲轻敌，判断失误，受制于人，终致兵败。

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国候湿润，河湖众多，土壤肥沃，农业文明十分先进。中原诸侯国主要以这个地区的农业文明为基础。春秋各国对自己地域作了较大开发，如齐国、鲁国对今山东半岛的农业开发、晋国对今山西北部地区的开发、秦国对成都平原的开发、楚国对荆楚及越国和吴国对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都值得提及。战国时期的重要城市，如陶、临淄、荥阳、彭城、邯郸、宛、郢，分布于南北各地。

而周围的少数民族，例如西南为“西南夷”，东南为“百越”民族，南为“荆蛮”，西北为“西戎”，北为“北狄”，主要还处于采集、游牧、狩猎为主的蛮荒时期，农业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很低。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春秋后期，中国已经发明生铁自炼技术。这些比欧洲早1900年，对于铁工具的推广有决定意义。铁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上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

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也在春秋时期发展起来。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但未普及（战国时期开始普及推广），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如越王勾践剑）。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

铸造金属货币始于春秋时期。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年）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租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相传伏义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东汉末年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汉明帝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其所以称为“易”。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移”。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旦是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

《春秋》记载，前611年，“有星孛人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春秋时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了19年7闰的原则。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春秋时期的主体民族就是华夏族，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一代。周朝初期分封了20多个列国，后来逐步慢慢演变为晋国（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齐国（山东）、鲁国（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卫国（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宋国（河南商丘）、郑国（河南北部中部），成为华夏族系邦国的核心。

在周边还有许多四夷部落，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华夏四夷的五方格局。其中东夷中以淮夷影响较大，主要活动在今江苏盱眙、山东曲阜一带，活动在淮河以南的徐夷（戎）也有较大的影响。西戎中以西戎八国影响较大，这八国即绵诸、绲戎翟、源、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人，活动在甘肃、陕西、宁夏一带，另还有骊戎（陕西临潼）、犬戎（陕西凤翔一带），晋北有楼烦、燕北有山戎等。北狄主要是指太原盆地一带的北戎，即太原之戎。到春秋晋国一带形成了群狄邦国。南蛮系统在西南有巴和蜀两个大的邦国，巴的地域内除巴人外有濮、赉、苴、共、奴、夷、儴、蜑等。蜀有地域内除蜀人外，还有滇、僚、赉、僰、僮等。西周初年楚子熊绎开拓楚国，周边同时形成四十多个邦国，较出名的有邓、英、夔、江、六、蓼、庸、舒、唐、顿、胡、杞等国。在东边，以百越民族系统为背景形成了吴、越两大方国，影响北到山东南部、西至江苏与安徽交界处，南达太湖，东至于东海。

《春秋左氏传》评价：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光明日报》：翻开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充斥的血污和战乱。